〔关键词〕 供应链数字化 企业ＥＳＧ 分歧 环境信息披露 媒体关注度 融资约束 经营风险 企业价值 双重差分模型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２４．０９．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２； Ｆ２７３ １ 〔文献标识码〕Ａ
引言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 供应链面临的安全风险和形势日益严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近年来，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供应链结构和管理逻辑被重新考虑与设计， 数字技术成为推动现代供应链发展的新动能。２０１８年４月，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 以一批城市和企业作为试点单位， 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供应链融合发展的新道路， 试点工作被视为推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一次有益尝试。
学者们围绕供应链数字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提高供应链效率、增强供应链的可持续性、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１－３］ 。虽然有文献提及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ＥＳＧ实践的积极作用， 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ＥＳＧ分歧的缓解效应［４］ 。在以往对企业ＥＳＧ分歧的研究中， 学者们考察了ＥＳＧ 评级机构与ＥＳＧ披露对ＥＳＧ分歧的影响， 但尚未有文献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去考察对企业ＥＳＧ分歧的影响［５－７］ 。此外， ＥＳＧ理念与我国“双碳” 战略息息相关， 能够助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但ＥＳＧ分歧的存在不仅使得投资者难以评估企业ＥＳＧ表现的真实情况， 而且会干扰企业在践行ＥＳＧ理念时的战略选择［８，９］ 。因此， 将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ＥＳＧ分歧纳入统一框架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鉴于供应链数字化和ＥＳＧ分歧的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ＥＳＧ分歧的影响， 并深入分析了其作用机制。借鉴张树山等（２０２１）［３］的研究， 本文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作为政策冲击， 以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Ａ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进行横截面差异检验， 探索供应链数字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ＥＳＧ分歧影响是否一致。此外， 本文还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这一综合效应对企业的经济后果。
本文拓宽了已有文献在供应链数字化研究视角上的局限， 量化评估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ＥＳＧ分歧的影响， 丰富了与供应链数字化有关的研究； 从环境信息披露与媒体关注度两方面剖析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ＥＳＧ分歧的影响， 深入探讨了其影响机制。为ＥＳＧ分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渠道， 同时为提高ＥＳＧ信息披露质量，促进ＥＳＧ 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通过横截面差异检验， 发现供应链数字化对不同行业特征、企业绿色管理绩效与ＥＳＧ 表现的企业产生了不同强度的效果， 为未来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通过考察供应链数字化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这一综合效应的影响， 本文发现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后果， 进一步揭示了供应链数字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作用。
１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１. １ ＥＳＧ分歧
ＥＳＧ 分歧是指不同评级机构对企业ＥＳＧ 表现评价的不一致， 体现了ＥＳＧ 真实表现背离评级表现的风险。对于ＥＳＧ 分歧的形成原因可以归纳为两方面： （１） 私有信息的差异。私有信息的价值远高于公开信息， 更受分析师注重［１０］ 。而评级机构在自主搜集获取私有信息上存在获取渠道与方法的不同， 导致搜集到的私有信息之间存在差异，进而产生了不一致的ＥＳＧ 评级结果； （２） ＥＳＧ 评级机构信息分析的差异。Ｂｅｒｇ 等（２０２２）［５］ 探讨了驱动ＥＳＧ 评级分歧的因素， 将ＥＳＧ 分歧的驱动因素归纳为范围偏离、度量差异和权重分化。
学者们围绕ＥＳＧ 分歧对企业股票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Ａｖｒａｍｏｖ 等（２０２２）［１１］ 基于美股资本市场， 发现ＥＳＧ 分歧导致市场溢价上升， 股票需求下降。Ｗａｎｇ 等（２０２４）［９］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 发现ＥＳＧ 分歧对股票收益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此外， ＥＳＧ 分歧还会导致ＥＳＧ 评级对股价的预测作用下降［１２，１３］ 。ＥＳＧ 分歧对于企业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股票市场。学者们发现， ＥＳＧ 分歧的存在会减少企业外部融资、降低企业对提升ＥＳＧ 绩效的积极性［６，１４］ 。更有研究表明， ＥＳＧ 分歧会增加企业未来“漂绿” 的可能性［１５］ 。
１.２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ＥＳＧ分歧
本文认为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实施，会通过增加环境信息披露与提高媒体关注度进而降低企业ＥＳＧ 分歧。
（１） 供应链数字化会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从而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自愿披露公司财务业绩在解决卖方分析师之间的分歧方面是有效的［１６］ 。ＥＳＧ报告是ＥＳＧ 机构评估的重要输入， 自愿发布ＥＳＧ报告的公司能够显着降低ＥＳＧ 评级机构之间的分歧［７］ 。而供应链数字化会从以下３ 个方面增加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从而降低企业ＥＳＧ 分歧： ①数字技术为供应链赋能， 使得企业能够更容易跟踪和管理供应链中的ＥＳＧ因素［１７］ ； ②通过数字技术， 加强了上下游企业间的协作， 从而更有效地合作解决环境挑战， 推动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４］ ；③数字化供应链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生产能力， 增强了其盈利能力和财务表现［１８］ 。这种盈利能力的提高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动力， 以积极参与环境治理， 并增加了其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因此， 供应链数字化使企业更倾向于主动披露环境信息， 从而降低了企业ＥＳＧ分歧。
（２） 供应链数字化会提高媒体关注度从而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供应链数字化代表了供应链管理领域的一种创新， 同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因此， 供应链数字化因其创新性与社会影响力， 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关注［４］ 。独立的媒体报道通过产生更公正的、有针对性的公开信息， 直接改善了信息环境［１９］ 。因此， 媒体报道缓解了ＥＳＧ机构间私有信息的差异， 进而降低了企业ＥＳＧ分歧。此外媒体报道可以推动企业更加积极地去履行社会责任［２０］ 。企业积极地践行ＥＳＧ理念， 降低了企业隐藏信息的倾向， 提高了企业信息的透明度［２１］ 。增强了公众与评级机构对企业的信心与ＥＳＧ绩效的认可， 降低了企业ＥＳＧ分歧。因此，供应链数字化推动了媒体关注， 而媒体关注通过改善信息环境以及推动企业积极的履行社会责任，从而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供应链数字化能够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
２研究设计
２.１模型设计
本文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 借鉴Ｗａｎｇ等（２０２１）［２２］的研究， 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ＥＳＧ 分歧的因果效应。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被解释变量ＥＳＧｄｉｓ 为企业ＥＳＧ 分歧；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 为核心解释变量供应链数字化虚拟变量， 其系数α１ 度量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ＥＳＧ 分歧的影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δ 和μ分别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ε 表示随机误差项。本文对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误都在企业层面上进行了聚类处理。
２.２变量设定
２.２.１被解释变量
企业ＥＳＧ 分歧（ＥＳＧｄｉｓ）。本文根据Ｔａｎ 和Ｐａｎ（２０２３）［２３］ 的研究选取和讯、华证、商道融绿、Ｗｉｎｄ、润灵环球和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共６ 家评级机构的ＥＳＧ 评级数据， 并参考Ｇｉｂｓｏｎ 等（２０２１）［２４］ 提出的方法， 将ＥＳＧ 分歧定义为６ 家评级机构ＥＳＧ 评级的标准差。其中， ＥＳＧ 评级都被转换为百分位排名， 以实现评级机构之间的可比性。
２.２.２核心解释变量
供应链数字化虚拟变量（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２０１８年４月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 经过评审共确定５５ 个试点城市和２６６家试点企业。参考张树山等（２０２１）［３］ 的研究， 本文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开展的当年作为政策冲击年份。此外， 本文剔除了于２０２０年试点工作考核中被取消试点资格的上市公司。
２.２.３渠道变量
环境信息披露（Ｅｍｄ）。参考田淑英等（２０２２）［２５］的研究， 根据企业是否披露环保理念、环保目标、环保管理制度体系、环保教育与培训、环保专项行动、环境事件应急机制、环保荣誉或奖励以及“三同时” 制度进行打分， 企业若披露该指标则记１ 分， 否则记０分， 最高计８分。
媒体关注度（Ｍｅｄｉａ）。参考田正磊等（２０２３）［２６］的方法， 将网络新闻报道数与报刊财经新闻报道数加总得到新闻报道数， 用新闻报道数加１ 取对数来衡量。
２.２.４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关于公司治理与企业ＥＳＧ 的研究［２７，２８］ ， 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以下变量：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独立董事占比（ Ｉｎｄｅｐ ）、两职合一（Ｄｕａｌ）、第一大股东持股（Ｔｏｐ１）、固定资产比例（Ｔａ）。鉴于张树山等（２０２１）［３］ 的研究， 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在城市层面的影响因素。具体变量定义如表１ 所示。
２.３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２０１５年相继颁布《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社会责任指南》、《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 共同构成社会责任系列中国国家标准。同年，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强制性披露机制。此后， 国内ＥＳＧ信息披露得到了快速发展。我国最早的ＥＳＧ 评级机构商道融绿也在２０１５年建立了自己的ＥＳＧ评级体系。
因此， 本文选取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Ａ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考察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ＥＳＧ分歧的影响。根据研究需要， 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以及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观测值。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连续性变量在上下１％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为解决样本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问题， 本文先通过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对样本进行处理。在剔除了未能成功配对的样本后，本文最终得到２１２１５个企业－年度观测值。其中，ＥＳＧ 评级数据主要来源于Ｗｉｎｄ数据库， 媒体关注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其余企业财务数据来源于ＣＳＭＡＲ。
３实证结果与分析
３.１描述性统计
表２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ＥＳＧ分歧ＥＳＧｄis的均值为０.２１３， 标准差为０.１２８。说明评级机构对ＥＳＧ绩效的排名存在很大差异。供应链数字化虚拟变量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的均值为０.０１３，表明样本中仅有很少数的公司被选为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因此，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进行了检验， 以排除由小样本导致的偶然因素。
３.２基准回归结果
表３ 给出了式（１） 的回归分析结果。在列（１） 中， 本文仅控制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列（２） 在列（１） 的基础上， 加入了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列（１） 和（２） 的结果显示，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 的系数都显着为负， 表明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显着降低ＥＳＧ 分歧。在控制变量方面， Ｓｉｚｅ 的系数为０. ０１７ 且显着， 表明企业规模与企业ＥＳＧ 分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Ｉｎｄｅｐ、Ｄｕａｌ的系数显着且为负， 说明企业良好的治理水平，有助于降低企业ＥＳＧ 分歧。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ＩＤ） 进行估计。具体地， 本文将式（１） 中的控制变量以及行业、年份虚拟变量作为匹配变量， 将Ｔｒｅａｔ 作为被解释变量， 利用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算倾向得分， 采用核匹配原则去匹配样本。回归结果如列（３） 和（４） 所示，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的系数仍然显着为负， 表明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显着降低ＥＳＧ 分歧。ＰＳＭ－ＤＩＤ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ＤＩＤ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
３.３作用渠道
由本文的理论分析可知， 供应链数字化会通过增加环保信息披露与提高媒体关注度两个方面来影响企业ＥＳＧ 分歧。在本节将构建以下模型，从实证角度来检验作用渠道。
式（２） 的回归结果如表４ 列（１） 所示， 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显着增加了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因此， 本文验证了环境信息披露的渠道作用。式（３） 的回归结果如表４ 列（２） 所示， 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显着提高了媒体关注度。因此， 本文验证了媒体关注度的渠道作用。
３.４横截面差异
为进一步研究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ＥＳＧ分歧的影响。本文分别从行业特征、绿色管理创新绩效、企业ＥＳＧ 表现等方面进行横截面差异检验。
（１） 行业特征
企业的行业特征会影响ＥＳＧ评级机构对企业的评级。对于重污染行业， 该行业往往面临更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挑战［２９］ 。这也意味着对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而言需要更多的努力来解决如排放控制、环境保护等问题。因此， 相比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 供应链数字化对非重污染行业试点企业的ＥＳＧ 分歧影响更显着。本文参考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行业分类为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行业。
回归结果如表５ 列（１）、（２） 所示。在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中，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 系数不显着。在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中， 系数为－０ ０５１且在１％ 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对非重污染行业试点企业的ＥＳＧ分歧影响更大， 因此， 企业ＥＳＧ 分歧下降更多。
（２） 绿色管理创新绩效
数字化供应链推动了企业对供应链的实时监控、跟踪和管理， 推动了供应链可视化的形成， 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那些原本绿色管理绩效较低的企业， 内部的管理得到了更大的改善， 进而帮助企业改善ＥＳＧ 方面的表现［３０］ 。因此， 供应链数字化对ＥＳＧ 分歧的影响应该对原本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绩效较差的企业影响更大。借鉴潘子成等（２０２３）［３１］ 的做法， 本文用企业是否通过国际环境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认证来衡量绿色管理创新。
回归结果如表５ 列（３）、（４） 所示。在绿色管理创新绩效较高的分组中，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系数不显着。在绿色管理创新绩效较低的分组中， 系数为－０.０５０且在１％ 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对绿色管理创新绩效较低试点企业的ＥＳＧ 分歧影响更大。
（３） ＥＳＧ表现
ＥＳＧ表现较差的企业往往面临更多的舆论和投资者的压力， 这迫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改善其ＥＳＧ 表现［３２］ 。因此， 供应链数字化对ＥＳＧ 表现较差企业的ＥＳＧ 分歧影响更大。借鉴Ａｖｒａｍｏｖ 等（２０２２）［１１］ 的做法， 本文得到企业层面的平均ＥＳＧ评级。本文利用得到的平均ＥＳＧ 评级计算行业年度中值， 并将样本划分为ＥＳＧ 评级较高与较低两组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５ 列（５）、（６） 所示。在ＥＳＧ评级较高的分组中，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 系数不显着。在ＥＳＧ 评级较低的分组中， 系数为－０.０８５且在１％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对ＥＳＧ评级较低试点企业的ＥＳＧ 分歧影响更大， 即ＥＳＧ分歧下降更多。
３.５稳健性检验
３.５.１平行趋势检验
ＤＩＤ模型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表明在没有政策的情况下， 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ＥＳＧ 分歧随时间变化是恒定的。借鉴Ｈｏｎｇ 等（２０２４）［３３］检验平行趋势假定的方法， 本文定义了以下一系列虚拟变量。ｐｒｅ＿ｉ 表示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实施的前ｉ 年， ｐｏｓｔ＿ｉ表示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实施的后ｉ 年， Ｃｕｒｒｅｎｔ 表示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实施当年。由图１可知， 在政策冲击前， 处理组与对照组在ＥＳＧ 分歧上不存在显着差异， 支持平行趋势检验假设。
３.５.２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由其他随机因素对本文结论的干扰，借鉴Ｈｏｎｇ 等（２０２４）［３３］ 的研究， 本文执行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生成处理组进行回归， 重复该步骤１０００次， 将回归系数保存并绘制了相应的核密度图。由图２ 可以看出回归系数基本集中在０ 附近， 且大多数随机抽样结果的ｐ 值大于０.１，这表明本文的结果不太可能存在其他随机因素干扰，表明供应链数字化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３. ５.３小样本估计偏差
参考刘海建等（２０２３）［３４］ 的研究， 本文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共５１ 家）中随机抽取４０ 家形成新的处理组进行回归， 重复该步骤１０００次， 将回归系数保存并绘制相应的核密度图。由图３ 可知， 估计系数主要分布在－０ ０４８附近， 与真实值基本一致。由图４ 可知， 大部分的估计系数通过了显着性测试。这表明本文的结果不太可能由小样本估计偏误所致。
３.５.４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
参考Ａｖｒａｍｏｖ等（２０２２）［１１］ 的做法， 本文重新构建ＥＳＧ分歧的替代变量。本文将６家评级机构进行两两组合。对于每个评级对－年份， 本文首先对两个评级机构所涵盖的所有企业按评级高低进行排序， 并分别计算企业在评级对－年份所涵盖的股票中的百分位排名。然后， 对每一个评级对计算同一家企业在不同评级下的百分位排名标准差。最后， 本文将企业层面的ＥＳＧ分歧计算为所有评级对的平均两两分歧。回归结果如表６列（１） 所示，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的系数仍然显着为负， 证明了供应链数字化能够降低ＥＳＧ分歧的结论是稳健的。
３.５.５其他稳健性检验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客观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剔除２０２０年及以后样本数据， 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６ 列（２） 所示， 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的系数仍然显着为负， 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４经济后果分析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实施， 增加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提升了媒体关注度， 进而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已有文献证明ＥＳＧ分歧会影响企业融资、股票流动性、经营风险［６，４１］。本文进一步分析供应链数字化降低企业ＥＳＧ 分歧这一综合效应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 从融资约束、经营风险和企业价值３个角度进行研究。
参考汤旭东等（２０２４）［３５］的方法， 本文通过构建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 与ＥＳＧｄｉｓ的交互项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ＥＳ⁃Ｇｄｉｓ 来体现供应链数字化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这一效应的综合影响。参考Ｌｉ 等（２０２３）［３６］ 的研究，本文使用ＷＷ 指数作为衡量公司融资约束的替代变量， ＷＷ 指数的值越大则融资约束越严重。参考Ｘｉｎｇ 等（２０２１）［３７］ 的做法， 本文采用经行业调整后的公司资产收益率的３ 年期标准差来衡量企业经营风险， 数值越大代表企业经营风险越高。参考张敏等（２０１５）［３８］ 的研究， 本文使用托宾Ｑ值衡量企业价值。
实证结果如表７ 所示。表７ 列（１） 中， 交乘项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ＥＳＧｄｉｓ的回归系数为－０.３１７， 且在１％水平上显着， 说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带来的企业ＥＳＧ 分歧下降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表７ 列（２） 中， 回归系数为负且显着，说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带来的企业ＥＳＧ分歧下降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表７ 列（３） 中，回归系数为正且显着， 说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带来的企业ＥＳＧ分歧下降提升了企业价值。这些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带来的企业ＥＳＧ 分歧下降，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和提升企业价值， 进一步反映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效应。
５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５.１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作为外生冲击， 利用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ＥＳＧ 分歧的影响。研究发现， 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显着且稳健地降低企业的ＥＳＧ分歧。环境信息披露的增加与媒体关注度的提高是供应链数字化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的主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 对于非重污染行业、绿色管理创新绩效较低、ＥＳＧ表现较差的企业， 供应链数字化使企业ＥＳＧ分歧下降的更多。最后， 本文研究了供应链数字化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这一效应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 研究发现， 这一综合效应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和提升企业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对企业影响的相关研究， 同时为ＥＳＧ 分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为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５.２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证明， 供应链数字化可以增加环境信息披露与提高媒体关注度， 进而降低企业ＥＳＧ分歧。这表明，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不仅可以加速推动供应链数字化建设， 还有助于企业践行ＥＳＧ理念。因此，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对未来制定和执行供应链数字化与ＥＳＧ相关的信息披露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对政府部门而言， 需要把供应链数字化作为着力点， 积极推进企业践行ＥＳＧ理念。（１） 推动建设供应链协同网络， 拓宽企业绿色知识获取渠道， 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和采用绿色技术和进行实践， 促进绿色供应链的建立； （２） 政府还应总结推广试点经验， 进一步推进城市与企业的供应链数字化建设， 并加快推出绿色数字供应链的法律法规， 以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保障和引导作用。此外， 完善顶层制度框架搭建和加强ＥＳＧ机构建设， 这有助于提升企业践行ＥＳＧ 理念的积极性， 进一步推进ＥＳＧ发展。综上所述， 政府部门需要更加积极地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与绿色化的转型升级， 推动企业积极践行ＥＳＧ理念，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本文的结论对于企业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１） 本文证明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降低企业的ＥＳＧ分歧。因此， 企业应积极关注政府政策， 并善用政府提供的资源， 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２）企业需要建立良好的供应链伙伴关系， 拓展知识获取渠道， 积极进行创新活动， 从而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此外， 企业应积极践行ＥＳＧ理念， 主动且规范披露环境信息， 提高企业透明度， 以减少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 （３） 试点企业应及时总结先进经验， 为政府改革提供宝贵经验， 促进更成熟的试点政策制定和推广。综上所述， 企业应积极响应政府政策， 加强合作， 规范披露， 分享经验， 以推动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