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晨 唐伟博
1（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2（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深圳 518172）
引 言现代产业体系是指代表生产、流通与技术等未来发展方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1］。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最早提出现代产业体系，旨在解决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十三五” 期间，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促使工业经济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十四五” 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以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随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基于政策指导，我国各类产业积极融合现代技术，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9.4%。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指出，2023 年上半年全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16.2%，其中5G、数据中心等信息类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3.1%。不难看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已取得卓越成绩，能够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实上，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中，仍面临创新基础薄弱、产业配套不足等缺口［2］，不仅难以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由此，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要求。
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够以“虚”促“实”，推动实体经济向数字化、智慧化、网络化方向发展，重塑产业分工协作格局，加速产业间技术渗透，实现产业深度融合，进而助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有助于实体经济提质降本增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供需双向有效衔接，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那么，数字经济能否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其又通过何种路径影响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这一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回答上述问题，对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扎实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既是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关键所在。现阶段，学术界主要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就理论层面而言，李勇坚与张海汝（2022）［3］认为，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现代产业体系，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白雪洁等（2022）［4］基于“要素－主体－结构－制度环境” 四层理论逻辑，梳理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并提出构筑自主可控的产业技术体系、构建“以我为主” 的价值链体系、建立全方位协同融合发展机制、完善自主可控的制度政策环境，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实践路径。赵祥（2023）［5］指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存在工业占比过早下降、高技术制造业部门集中度过高、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等问题。就实证层面而言，唐晓华与李静雯（2022）［6］从产业环境、创新能力、经济效益与绿色低碳4 个维度构建制造业现代产业体系评价指标，发现研究期内全国制造业现代化水平整体差异逐渐缩小，但存在两极分化现象。许卫华等（2023）［7］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以及人力资源4 个维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耦合协同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现代产业体系耦合协同度呈现波动上升态势。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研究相对丰富，为本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奠定扎实基础。
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一般认为数字经济是将数字作为生产要素，以信息化网络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经济活动［8］。就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丁晨辉等（2023）［9］构建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发现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区域差异显着。陈永伟等（2023）［10］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和数字环境4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现研究期内中国各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就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而言，Zhang 和Ran （2023）［11］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着抑制空气污染产生。Ran 等（2023）［12］基于2013～2020 年30 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发现二者存在显着正向影响。黄令等（2023）［13］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着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关于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的研究，学术界已展开初步探索。汤正仁（2018）［14］强调，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需认识把握数字经济规律，做大做强大数据产业，着力培养大批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的骨干领军人才。姜兴与张贵（2022）［15］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的影响机理，并提出数字经济如何助力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路径对策。胡西娟等（2023）［16］指出，应紧抓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机遇，发挥数字经济的融合作用，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加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综上所述，研究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但遗憾的是，探讨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关系的文献相对有限，且大多集中于理论分析，极少从实证角度探讨二者关联，这为本文研究提供深入挖掘的空间。鉴于此，本文基于2012～2021 年中国30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本文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及服务业现代化3 个维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丰富现有度量指标；将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引入金融支持作为调节变量，以更好探究金融支持在数字经济影响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探索数字经济影响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传导机制；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将数字经济作为门槛变量，考察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非线性影响，为深入探究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因素提供全新经验证据；借助空间计量方法，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参照。
2 理论假设2.1 数字经济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数字经济以其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特点深刻吸引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及人力资源与之协同发展［17］，一定程度上成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主要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来实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创新体系数字化重构，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破解经济增长效益不高、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能源消耗严重等难题，我国必须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加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借助数据流动性消除科技创新组织间壁垒，能够弱化区域间科技创新交流障碍，从而带动更大范围创新要素整合，有效提高科技创新水平［15］，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技术支撑；另外，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助力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田鸽与张勋（2022）［18］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所衍生出的新型电商消费形式能够有效提高市场供需匹配效率，完善就业结构及收入分配制度，进而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这有利于解决生产、经营、流通、服务等对接问题，提高生产与服务效率，重塑产业分工协作新格局，促使平台化成为产业主导模式，提升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2.2 数字经济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调节机制金融支持可以通过创新金融产品、优化信贷结构、发挥风险管理优势，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1） 金融支持可通过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带动线上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19］，进而强化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驱动作用；（2）金融结构理论表明，通过调整银行业组成结构，能够提升企业信贷供给能力，提升信贷服务质效［20］。由此可以认为，金融支持能通过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增强对数字科技创新等数字经济重点领域的资金支撑，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金融环境［21］，促进金融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从而为提高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奠定基础；（3） 成春林（2023）［22］在研究中指出，金融发展需要大量信息技术夯实安全底座。由此，金融支持通过加速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与金融业深度融合，能够强化底层代码安全，筑牢数字经济安全屏障。这不仅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动能，同时还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风险分散与风险管理支持。可以说，金融支持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作用，即金融支持在数字经济影响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2：金融支持能够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
2.3 数字经济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传导机制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看，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资源重组，优化产业分工，强化市场竞争，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3］。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扩散效应指出，经济稳定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主导产业持续发展带来的增长效应，即主导产业会与其他产业实现联动发展，进而带动产业链整体水平提高。由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产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全球产业体系，能够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而有效提高产业附加值与竞争力，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赋能。从技术创新角度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为技术创新提供内在动力。细言之，数字经济凭借数字化新范式，可不断提升数字化配置效能，加强创新资源集聚与高效利用，降低技术创新资源搜寻成本，为技术创新奠定基础［24］。而技术创新有利于提升区域技术联合攻关能力，加快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创新链［25］，实现产业协同集聚发展，从而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注入活水源泉。从人力资本角度看，李辉与邓琪钰（2023）［26］指出，人力资本理论着重强调对人力资源量与质的管理，而数字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与劳动力就业模式，提高劳动者工作能力与综合素质，为市场发展提供大量高素质、高质量人才。不仅如此，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可帮助人才实现跨时空交流，促使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得到扩散［27］。事实上，人力资本是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源泉，可通过内在效应与外在效应驱动经济增长，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夯实人才支撑，从而提升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3a：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H3b：数字经济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H3c：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2.4 数字经济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非线性特征凭借数据化、智能化及平台化特点，数字经济能够吸引相当一部分市场主体参与到产业转型升级过程［28］，以数字技术带动科技创新水平提高，赋能产业间协调发展，进而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基于梅特卡夫法则可知，当参与用户超过临界点时，网络数据的价值会呈爆发式增长［29］。可以推断，当数字经济主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边际成本会随之下降，这就导致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边际效益将呈几何式增长态势。进一步地，在产业协同领域，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能够促使生产服务供应链更加透明化与自动化，更好预测市场发展趋势，挖掘产业发展潜力，加速产业间协调发展，进而显着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4：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具有“边际递增” 的非线性影响。
2.5 数字经济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推动本地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之外，还可对周边地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产生辐射作用。细言之，数字经济具有跨区域协同、跨时空链接、跨行业融合的显着特性，能够打破区域壁垒，增加产业关联性，助力各类产业集聚化发展［30］。基于此，数字经济有利于打造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带动周边地区加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驱动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活动边际成本大幅下降，推动市场参与主体实现跨区域联动，进而实现收益的几何级增加［31］，助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因此，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5：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3 研究设计3.1 模型构建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具体关系，公式如下：
式中，CMISit表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Digit为数字经济，Xit表征控制变量集。i与t分别代表省（区、市）与年份，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α0代表常数项，αi（i＝1，2，…，n）为变量回归系数。
为避免因内生性引致回归结果不准确问题，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由于该模型第二阶段模型与基准回归模型相同，此处仅列示第一阶段模型公式：
式中，IVit代表工具变量，β1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可反映工具变量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
为验证金融支持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将金融支持引入模型进行回归，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Finait为调节变量金融支持，Digit×Finait为数字经济与金融支持的交叉项，若系数β3显着，则表示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在统计意义上存在。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路径，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Mit表示中介变量，包括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水平。其余变量定义不变。
上文指出，不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其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促进效应，故构建如下门槛模型进行检验：
式中，Hit表征门槛变量，I（·）为示性函数，括号内条件满足即为1，否则为0。
最后，为分析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式（1） 引入数字经济的空间矩阵交互项，得到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式中，ρ1为数字经济的空间回归系数，W表征空间矩阵，包括地理邻接0～1 矩阵、空间距离矩阵及经济距离矩阵，WDigit代表数字经济的空间滞后项。
3.2 指标选取（1） 被解释变量
基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内涵，结合李政和王一钦（2022）［32］、范合君和何思锦（2021）［33］、刘冰和王安（2020）［34］的研究，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与服务业现代化3 个维度测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见表1）。为避免主观赋权与多指标数据重叠问题，本文借助熵权法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评价指标赋权，得到各省（区、市）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指数。
表1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测度体系
（2） 解释变量
借鉴任保平和贺海峰（2023）［35］、李媛和阮连杰（2023）［36］、何地等（2023）［37］的研究，本文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3 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见表2）。同样采用熵权法测算我国各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表2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3） 调节变量
将金融支持作为调节变量，参考张丽君等（2023）［21］的研究方法，选择各省（区、市）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对数代表金融支持水平。
（4）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IS），利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测度［38］。
技术创新（TI），参考魏峰与殷文星（2023）［39］的研究，将发明专利授权数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同时，为避免数据差异过大，对发明专利授权数采用对数化处理。
人力资本（HC），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年末总人口数的比值测度人力资本水平［40］。
（5） 控制变量
为避免外生因素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产生影响，借鉴李豫新和王师龙（2023）［41］、陈志英等（2022）［42］、张静等（2023）［43］的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技术进步（Tech），采取各省（区、市）研发资金投入占GDP 的比重测算；经济发展水平（Edl），以各省（区、市）实际GDP 增长率对数衡量；政府干预（Gov），通过地方政府消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以人均道路面积测算；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测算。针对数值较大的变量，在测算中均作取对数处理，以缩小数据差异。
3.3 数据来源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中国2012～2021 年30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未将港、澳、台及西藏数据纳入样本范围。样本数据主要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利用差值法补齐个别缺失的样本数据，以保证数据完整性。
4 实证结果4.1 基准回归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通过Hausman 检验选取实证模型。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后续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可正向影响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验证这一假设，借助式（1） 进行回归，考察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作用效果，结果如表3 所示。列（1） 为数字经济影响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列（2） 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列（3）～（7） 为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数据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且未因控制变量的加入而导致符号与显着性发生变化。这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着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假设H1 得到验证。此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所有控制变量均能正向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且至少通过5%水平的显着性检验。
4.2 稳健性检验通过工具变量法、替换变量法及缩小样本范围3 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验证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限于篇幅，不列示具体检验结果）。
4.2.1 工具变量法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着正向促进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避免由内生性问题引起的结果偏差，选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以修正结果偏差。参考肖春梅与黄桂鑫（2023）［44］的研究方法，将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确定为1984年中国地级市每万人固定电话数与上一年互联网宽带用户数的交互项。选择该变量的逻辑在于，固定电话与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能够满足数字经济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及外生性要求。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由此，在考虑数字经济内生性问题的情形下，数字经济仍可显着正向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4.2.2 替换变量法
为检验结论准确性，使用替换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 替换解释变量，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代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2） 替换被解释变量，通过改变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言之，以主成分分析法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进行重新测度，并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数据表明，数字经济仍可在1%水平上显着促进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表明结论具备较强稳健性。
4.2.3 缩小样本范围
直辖市在经济发展、资源集中度等方面比较优势较高，且常作为经济政策的试点区域，享有特殊扶持政策。为减弱直辖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进一步缩小样本范围，剔除北京、天津、上海及重庆4 个直辖市样本。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仍在1%水平上显着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与前述结论一致。
4.3 机制分析4.3.1 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会带动创新要素快速流动，促使产业集聚协同发展，进而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此过程中，金融支持是否能够发挥调节作用？ 基于式（3），验证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列（1） 结果显示金融支持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说明金融支持强化了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作用。由此，假设H2 得到验证；列（2）～（4） 展示了金融支持调节效应的分区域检验结果。基于国家统计局划分方式，将全国30 个省（区、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区域，分别验证金融支持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不难看出，在四大区域中金融支持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系数均显着为正。进一步分析可知，影响系数估计值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趋势，且显着性依次下降。这说明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最为显着，在东北部地区相对较弱，在西部地区最弱。
表4 金融支持的调节效应检验
4.3.2 中介作用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此处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3 条渠道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列（1）、（2） 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结果，数据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且影响程度较高。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经济均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存在中介效应。换言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由此，假设H3a 得到验证。列（3）、（4）为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数据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估计值显着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且技术创新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作用同样显着为正，说明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由此，假设H3b 得证。列（5）、（6） 为人力资本的作用结果，数据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估计值显着为正，意味着数字经济可显着正向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而人力资本水平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同样显着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即人力资本存在中介效应。由此，假设H3c 得到验证。
4.4 门槛效应分析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下，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可能不同。为此，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进行回归，以探讨二者影响机制中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结果见表6。由表中列（1）、（2） 的门槛检验数据可知，伴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呈现边际递增趋势。而分析列（3） 可知，当数字经济水平低于0.426 时，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的边际效应系数为正但不显着；当数字经济水平介于（0.426，0.513］区间时，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的边际效应开始增加，系数为0.173，在10%水平上显着；当数字经济水平介于（0.513，0.721］区间时，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的边际效应持续增加，系数为0.186，在5%水平上显着；当数字经济水平超过0.721 时，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边际效应仍旧显着，系数为0.193，且通过1%显着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由此，假设H4 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可降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边际成本，促使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边际效益将呈几何式增长态势。
表6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4.5 空间效应分析本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如表7 所示。列（1）～（4） 分别为邻近距离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以及经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①。已有研究表明，邻近地区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方面可实现相互影响。在此背景下，仅以数字经济与空间矩阵的交互项回归系数研判空间效应可能会存在一定偏误。因此，将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进行分析。
表7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分析表7 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本地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影响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这意味着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不仅会对当地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产生显着正向影响，且邻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会促进本地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总的来说，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此，假设H5 得以证实。
5 结论与讨论5.1 研究结论本文基于2012～2021 年我国30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3 个维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水平指标，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 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借助工具变量法、替换变量法及缩小样本范围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旧成立；（2） 金融支持可以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作用，且该调节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3） 在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的影响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均发挥显着正向中介效应；（4） 将数字经济作为门槛变量，发现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这有效验证了梅特卡夫法则，即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增强；（5） 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促进周边地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5.2 理论贡献（1） 已有研究多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对二者实证检验的讨论不足，难以客观解释数字经济为何能够影响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本文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指标体系，并将其与数字经济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丰富数字经济影响效应的相关研究。
（2） 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并非简单直接，其可通过多种渠道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形成传导机制。换言之，数字经济可能通过多种内外部因素带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本文通过引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并将金融支持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分析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内在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数字经济作为门槛，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影响程度的异质性，以丰富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研究。
5.3 实践启示（1） 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带动数字技术创新。如上所述，数字经济可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此，相关部门需促进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数字技术高质量创新进而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具言之，政府层面要加大数据开放力度，落实数据分级分类清单，加速数字技术创新。同时，政府部门还需进一步优化数据标准化管理与治理，实施常态化数据指导监督，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夯实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基础，从而有力发挥数字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的中介作用。此外，各级政府需积极建立地区间数字技术协同研发机制，在数据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推动数据跨区域流通与创新应用，强化数字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并以此引领产业跨区域协同发展，在推动本地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同时，带动周边地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2）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述结论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我国应积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数字经济赋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奠定良好产业发展基础。具言之，行业协会应通过举办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及成功企业家分享经验案例等方法，强化产业内部交流与合作，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此同时，企业要提高技术水平及创新能力，加大技术改造、设备投入和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力度，推动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攀升，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切实发挥产业转型升级的中介作用，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赋能。
（3） 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支持水平。研究结果指出，金融支持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效应。为此，各地区银行机构需提高金融支持水平，助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银行机构应积极推广“沪上模式”，即构建“数字产品池” 融资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保证金、电子银票及存单自助入池管理、流动资金贷款等综合金融服务，满足企业创新活动可能存在的票据金额大小互换、网银自主质押解押等多样化需求。这能有效提高银行机构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金融支持，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并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作用。同时，银行机构还应利用信息技术分析企业金融服务需求，通过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等金融支持手段助力企业创新，推动数字经济长效增长，进而驱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注释：
①考虑到地理相邻的地区在政府政策制定上存在一定相关关系，因此利用地理邻近0～1 矩阵设定空间权重矩阵；采用不同省会城市地理距离倒数作为地理距离空间矩阵；使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值的绝对值倒数作为经济距离；以经济距离与地理距离的乘积计算得到经济地理距离作为空间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