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昀 王媛媛
【摘要】人民治黄是黄河治理新的历史阶段，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毛泽东视察黄河作为人民治黄事业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媒体报道的反复言说中形塑着人民治黄的国家记忆，并将黄河治理与国家治理和民族复兴紧密相连，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人民治黄成功的核心和关键。
【关键词】人民治黄;国家记忆;中国共产党领导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但黄河同时也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从公元前602年黄河第一次改道到1949年，见于历史记载的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因此，黄河治理也与5000多年中华文明相伴始终。由于时代的局限，历代黄河治理只能使黄河安稳一时，却无法做到长治久安，直到1946年人民治黄事业开端，黄河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在解放区拉开了序幕[1]，开启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标志的“人民治黄”事业的新篇章，“人民治黄”的历史书写也就此开始[2]。之后，1949年6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1950年7月黄河防汛总指挥部成立，1955年7月《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出台，提出了“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治黄根本任务，人民治黄的组织机构、目标任务、具体措施等得以确定。从此，人民治黄事业与新中国的发展相伴始终，并成为与国家治理和民族复兴具有互释关系的一体两面。
一、人民治黄意义的初次建构
从人民治黄组织机构的基本完备，到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下文简称《黄河规划》），其间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此次视察不仅体现了毛泽东的黄河情结和对两岸人民的殷切关怀，更是《黄河规划》生成的关键。《黄河规划》通过之后，在黄河流域7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开始了向古老黄河真正的大进军。媒介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复言说，也随着人民治黄事业的不断发展不断更新变幻、累积建构，成为人民治黄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
1952年10月底至11月初，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假的时间，对山东、河南、平原三省境内黄河决口泛滥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进行了实地考察。陪同考察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和汪东兴等。这次考察中，毛泽东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也成为70余年“人民治黄”的叙事线索。
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各大媒体并没有报道这次视察活动，直到5年后，《河南日报》在1957年3月28日第2版刊登了时任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的回忆文章《毛主席视察黄河记》，文章从个人视角回忆了毛主席视察黄河的过程;1967年10月31日第3版《毛主席的光辉永远照耀着万里黄河》则用全知视角对这次视察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报道。毛泽东视察黄河的基本过程和叙事模式通过这两次报道有了大致的轮廓，可视作“人民治黄”意义生产的初次建构。
报道在黄河治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叙事中展开。如《毛主席视察黄河记》是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回忆文章：“1952年10月29日，霜降节过去五天了……黄河沿岸的人们，又一次胜利地结束了与洪水的斗争，我们缓了缓气，又着手紧张地赶制彻底征服黄河的计划。”此时听到“有几位中央首长来看黄河”的消息。而《毛主席的光辉永远照耀着万里黄河》“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就在这一天，……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来到黄河，亲临视察。他老人家看望了刚刚翻身的黄河下游地区的人民;极大地关心着治理黄河的斗争，给了许多伟大的指示。”并突出新中国成立后加高加固的黄河大堤“保卫了下游亿万人民的安全，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把毛主席视察黄河放在国家治理的宏大背景中开展叙事，使黄河治理与国家记忆密切联系，并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国家主义话语导向，这成为之后“人民治黄”相关新闻报道通用的话语模式。
初期建构时的报道还非常注重突出人定胜天的治黄决心：“毛主席……随后又向远方凝视，好像在沉思着未来战斗的途程和美好的远景，脸上露出豪迈的笑容。”“毛主席视察黄河的喜讯，像春风一样传遍黄河上下游，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像春雷一样震撼了整个黄河，把沿河人民的跃进步伐，加快更加快！把治黄的事业，推向上游更上游！”“惊涛骇浪我们不怕，刀山火海我们敢闯，没有人走过的路我们敢走，没有人攀登过的高峰我们敢攀。我们一定跟着您从胜利走向胜利。”[3]
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谈道：“许多回忆文章都谈到，毛泽东视察黄河时心情很好，并与随行人员和当地领导谈古论今。但据我的亲身体验，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在视察黄河的过程中，他的表情是颇为凝重的。他对我说过：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也害苦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他始终在想着一个问题，怎么样化害为利，让黄河造福于人民。”[4]可见当时毛泽东在面对桀骜不驯的黄河时表现出的敬畏和谨慎，与上述新闻报道的叙事基调有一定区别——抛开特定历史时期惯用的口号式表达不谈，这种昂扬的、无所畏惧的表达方式，也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特质。
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正值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黄河治理既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当务之急，也是塑造国家记忆的有效手段。黄河治理作为重大民生，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依托领袖的影响力使人民治黄的话题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广为人知的共识。而当时新中国所面临的改造、替换、清除旧时代记忆的任务，正需要在民众中塑造新的公共议题和共同认识。毛泽东视察黄河的新闻报道，不仅将人民治黄的国家主义内涵以及依托其生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塑造成共同的认识和情感倾向，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共同倾向的基础上形成集体黏结，将新的对国家、领袖、政府、政党的认识注入国民的意识当中，使新的国家形象深入人心。
在毛泽东视察黄河报道前后的1949—1976年的20余年间，《河南日报》有关人民治黄的重大新闻报道有82条，内容涉及防洪、防汛、黄河大堤、农业、水利、灌溉等，记录了人民治黄事业初期建构时期的全景进程，毛泽东视察黄河作为众多新闻事件中的“决定性瞬间”，成为民众对人民治黄事业认知的凝缩与象征。“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蕴含的人民治黄事业的艰巨和伟大，领袖黄河边伟岸身影蕴含的国家历史视野和民族复兴雄心，成为人民治黄的特定符号，经由媒体的广泛传播进入公共领域，被公众接触、感受和解读，成为可以被公开讨论的公共话题。随着时间的流动，这些符号也逐渐脱离其生成的原始语境，为时代变迁中建构新的公共议题和报道框架、形塑人民治黄国家记忆提供支撑。
二、人民治黄内涵的明确与意义传承
首先是人民治黄与国家治理的密切联系更为深邃和宏大。“一九五二年十月，在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展开的前夜，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来到黄河视察。”“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之际，又来亲自领导我们进行征服黄河的战斗，他真是和人民心连心呀！”[5]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外环境下进行回忆，不仅拉大了历史的进深，也可视作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重构。
其次是人民治黄的具体内涵更为清晰。“千百年来，黄河的治理与否，成为社会制度的试金石。过去有句俗话：治黄河者治天下，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何患黄河不能治好”[6]“这次洪水，同一九三三年的洪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九三三年洪水发生后……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而今，同是一条黄河，社会制度不同，结果也完全不同。”[7]这些信息非常注重突出人民治黄与黄河治理其他历史阶段的根本区别。人民治黄被诠释为人民治黄和依靠人民治黄两个方面，并由此导出了人民治黄的核心内涵：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治黄由此就不再仅仅是解决民生福祉的水利工程，也被形塑为代代传承的宝贵政治遗产。
此后，随着人民治黄工作的开展，诸多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取得，对毛泽东视察黄河的历史回顾往往在黄河治理的今昔对比中展开叙事，突出人民治黄的伟大成就。
这些新闻报道可以视作初期建构时期的文本在新的现实语境中得到更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后形成的新文本。同时，这些新文本通过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内涵界定和意义传承，对历史事件进行“象征性的编码和展演”[8]，让毛泽东视察黄河成为“人民治黄”的象征性元素形塑着国家认同。
三、人民治黄成为国家记忆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黄河，亲自主持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千秋大计的战略高度，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全局，从解决黄河生态和安澜的根本问题出发，为黄河保护和发展指路领航、把关定向，人民治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视察黄河的历史回顾也从国家主义转向国家和民族的双重导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黄河治理由历史上以防治下游洪灾为主，向全流域大规模除害兴利、综合治理转变，把传统治河技术与现代水利技术相结合，确保了下游岁岁安澜……”[9]又如通讯《创作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10]在完成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回顾后，更是明确提出“古今治黄史也是一部治国史”“黄河治理是事关民族复兴的重大国家战略”。在这样的双重叙事中，作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关于人民治黄的知识生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及有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黄河治理的奇迹，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手上实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找到了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现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的惨痛状况。”[11]
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的伟大梦想，也是“人民治黄”的新时代叙事，这既是对国家初建时期经验的提炼和认可，也是新的时代主题下重新筛选和编码的过程。毛泽东视察黄河的相关媒体报道，作为文本而成为物质层面，让已经过去的历史成为清晰可见、真实可感的“记忆之场”;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不仅得以代代传承，并被新时代赋予了民族复兴关键节点的伟大意义;最终成为“人民治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它从来也没有被当作供人凭吊的历史陈迹，而是成为鲜活的、具象的、当下的现象，通过媒体的传播在民众头脑中被反复刻写、逐渐固化，生成和丰富了共享的民族国家的鲜活记忆。
记忆从来都不是“被动的、对深刻印象的无法摆脱”，而是一种“主动的、不愿意失去印象的意愿，一种对某一次意欲的事情不断延续的意愿，这是一种真正的意志记忆”。[12]意志记忆既是一种对历史的回溯，同时也是基于现实需求的记忆产物，因此记忆是流动和开放的系统。作为被反复言说的重大历史事件，对“毛泽东视察黄河”的每一次报道都是不同时代语境下对民众记忆的一次形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并最终指向当代和当代的文化认同。对这一事件报道的开始，就是将人民治黄纳入国家记忆的开始，其后在反复的报道中被唤起、操演、刻写和固化，并在连续不断的重新建构中代代传继，逐渐形成民众关于历史的信仰：黄河治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千秋大计，而人民治黄则是民族复兴宏图大业的重要部分，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桀骜不驯的黄河能岁岁安澜？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黄河的主体。……人民是冲不垮的又一道长堤！”[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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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云才，赵永平.人民治黄的春天：写在人民治黄60年之际[N].人民日报，2006-11-3（2）.
[3]河南二七公社黄委会东方红战斗兵团.毛主席的光辉永远照耀着万里黄河[N].河南日报，1967-10-31（3）.
[4]刘明钢.1952年，毛泽东考察郑州段黄河[J].福建党史月刊，2013（5）.
[5]王化云.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N].河南日报，1977-9-13（1）.
[6]王化云.大河扬波唱颂歌[N].河南日报，1983-12-21（2）.
[7]王化云.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N].河南日报，1977-9-13（1）.
[8]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1.
[9]高长岭，张海涛.让母亲河永葆生机[N].河南日报，2019-9-20（4）.
[10]杜尚泽，马跃峰，张晓松，朱基钗.创作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N].河南日报，2019-9-20（2）.
[11]杜尚泽，马跃峰，张晓松，朱基钗.创作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N].河南日报，2019-9-20（2）.
[12]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谢地坤，宋祖良，刘桂环，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38.
[13]高云才，赵永平.人民治黄的春天：写在人民治黄60年之际[N].人民日报，2006-11-3（2）.
（作者单位：童昀，河南大学欧亚学院;王媛媛，郑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编校：郑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