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辉 王 荣 王 赫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沈阳 089 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厦门 6000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深圳 58055
引 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运用信用大数据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明确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职能定位的重大突破［2］。信用监管作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具有以下5个基本内涵：（1）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生命周期监管，通过事前制定明确标准、事中建立主体信用记录、事后开展失信联合惩戒，形成完整的监管逻辑；（2）以信用为基础的有限监管，将有限的社会监管资源配置到市场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3）区别不同信用主体的分级分类监管，按照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在市场准入、监管措施以及监管资源配置上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实现监管的分级分类；（4）瞄准违法失信的大数据精准监管，运用信用大数据精准刻画市场主体的信用画像，有效整合公共信用信息、市场信用信息以及互联网第三方信息，实现精准监管；（5）多部门配合联动的协同监管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通过多部门之间协同配合，共同实施联合奖惩措施，提高市场主体失信违约成本，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3，4］。
全面推行信用监管体系是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丰富政府监管手段、提高政府监管水平的关键［5］。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信用监管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然而，信用监管作为全新的市场监督手段，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如何，微观层面如何释放市场参与主体的生产活力，以及宏观层面是否真实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都是回答信用监管与经济增长命题的题中之眼。
本文探究的是在全面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信用监管水平是否真实促进了各地区域经济增长？营商环境和信用监管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通过构建模型刻画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综合考虑营商环境等多维要素与信用体系建设的协同效应，基于2017～2019年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发布的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数据，利用1999～2018年中国省级和城市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地区信用监管水平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显着为正，说明信用监管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营商环境与信用监管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着为正，论证了在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信用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此外，信用监管和营商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表明，信用监管和营商环境有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潜在企业的市场进入，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鼓励推进新形势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和政务环境，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持续深远的政策含义。
本文对相关文献的主要边际贡献有以下3点：（1）在研究分析营商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加入了信用监管水平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相关研究文献；（2）本文在实证中使用了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数据，检验了信用监管和营商环境的交互效应，较客观地测度检验了不同地区信用监管水平，为后续政务环境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模式参考；（3）本文从 “交易成交效应”和 “市场准入效应”角度阐释了信用监管和营商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1.1 信用监管与经济增长信用监管作为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6］。目前聚焦信用监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文献相对较少，大部分学者就信用监管的基本概念、核心内容以及实施信用监管的社会经济意义等方面展开了定性探讨和深入研究。关于信用监管的基本概念和内容方面，林钧跃（2019）［2］总结概括信用监管是信用监管机构依据信用法规和信用市场发展状况，对信用市场参与人行为、信用产品和信用关系运行进行监督、规范、控制和调节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关于实施信用监管的社会经济意义方面，林钧跃认为，信用监管是更为科学的市场监管方式。胡仙芝（2019）［3］认为市场信用监管的核心价值在于完善市场资源有效配置机制，同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刘诚和张恺玲（2020）［4］的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精准监管，可以降低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进而释放市场活力。基于现有文献，本文提出描述信用监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假说1。
假说1：信用监管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
1.2 信用监管、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营商环境作为孕育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沃土，从市场准入、注册登记、产权保护、企业融资、商事制度以及契约精神等不同方面深刻影响着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活动［7］。大量文献研究探讨了营商环境对解放生产力、释放企业活力的重要作用。夏杰长和刘诚（2017）［9］发现行政审批改革通过减少企业交易费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王永进和冯笑（2018）［10］以各地成立行政审批中心的 “准自然实验”验证了行政审批制度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显着提升企业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夏后学等（2019）［11］的研究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在消除企业寻租、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夏杰长和刘诚（2020）［12］研究发现契约精神与商事改革具有互补性，契约和商事环境可以推动高契约行业的技术创新以及更多潜在企业的市场进入。基于现有文献，本文提出描述信用监管与营商环境协同效应的假说2。
假说2：信用监管与营商环境具有协同效应，在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信用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
1.3 交易成本机制与企业市场准入交易成本源起于制度经济学，它是指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交易时各项费用的总和，包括了价格谈判、签订契约、实施监督、契约履行等各项费用［13，14］。广义上，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与交易过程相关的直接成本，也包括了担保、法律等隐性成本［15-17］。部分国内学者将识别、考核以及测度费用作为交易成本（张五常，1999；沈芳，2009）［18，19］。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有着深远影响（刘刚和梁晗，2019）［20］。本文认为，信用监管是一种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这种监督机制透明高效，围绕交易契约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各个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市场参与主体的交易成本，促进潜在企业的市场进入，即存在 “交易成本机制”和 “市场准入机制”。 受现有文献启发［21，22］，本文提出描述信用监管与营商环境对交易成本机制和市场准入机制影响的假说3。
假说3：信用监管和营商环境有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潜在企业的市场进入，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2 研究设计2.1 模型设计本文主要检验了不同省（区、市）地区的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检验了营商环境对于信用监管作用区域经济的增强效应。其中，不同地区信用监管水平数据来自于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发布的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数据，时间跨度为2016年12月～2019年11月。营商环境指标来源于中国省域营商环境评价（张三保等，2020）［7］，该项指标体系基于市场、政务、法律政策以及人文4个维度，系统构建刻画了中国省域营商环境的各项评价指标。各个省市地区的经济面板数据来源于各省区市统计年鉴。本文的实证检验构造如下基本回归方程：
其中，被解释变量Yit描述城市i在t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解释变量Creditit衡量城市i在t年的信用监管水平；Environmentit衡量不同省区市的营商环境；Xit表示可能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向量。
回归方程（1）检验的是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预计β1显着为正；回归方程（2）引入营商环境变量，其中交乘项Creditit×En⁃vironmentit检验的是营商环境与信用监管的交互作用，用于说明营商环境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随着地区营商环境的提升，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效应越来越强，因而预计β2同样显着为正。
2.2 内生性处理如何准确识别城市信用监管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本文内生性处理的难点。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信用监管水平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影响的过程，即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信用建设水平也会较高，社会信用体系也会更加完善；另外，在探究信用监管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这两个变量往往也会受到如就业人口结构、城镇工业水平、城市金融特征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很难准确测度信用监管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净效应。本文采用两种方式克服内生性问题：（1）将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即将上一年度的城市信用状况监测指数作为工具变量，检验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的影响；（2）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式进行效应评估，具体方法是，根据城市人口特征、工业特征以及金融特征3个方面将相同或相近倾向值（各项指标范围极差在20%内定义为相近倾向值）的地级城市进行配对，然后观察两个组别中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这样即可控制消除选择性偏差，进而保证因果关系的可靠性。
3 变量构造和数据来源3.1 信用监管信用监管指标刻画的是不同省市地区的信用监管发展水平，这项指标受信用文化积淀等地域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长期性。本文采用2017～2019年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数据，该数据是由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发布，基于大数据技术，以事实和案例为核心，按照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制度和基础建设、诚信文化和诚信建设、信用服务和信用创新、营商环境五大维度，综合评价全国672个城市的信用监测状况，可以作为不同省市地区信用监管水平的代理指标。
3.2 营商环境世界银行在《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将营商环境定义为企业开办到注销的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状况（World Bank，2019）［23］。我国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及营商环境的建设应包含以下4个方面：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综合以上关于营商环境的定义，本文参考张三保等［7］学者提出的中国省域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了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以及人文环境4项一级指标，分别以公平竞争、高效廉洁、公正透明、开放包容为效果目标。
3.3 控制变量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本文将控制变量分为3组，依次添加进模型。第1组控制变量衡量的是各个城市的人口特征，包括了城市常住人口的自然对数、城市非农业人口的自然对数、城镇就业人口的自然对数、城镇个体和自营人口的自然对数；第2组控制变量衡量的是城市金融特征，包括了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自然对数、实际使用外资的自然对数；第3组控制变量衡量的是工业特征，包括了电力使用情况的自然对数、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自然对数［15］。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4 实证结果4.1 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4.1.1 信用监管水平对省级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此部分在省级区域层面，检验了信用监管水平对省级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图1展示了不同省域信用监管评测指数与该省人均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性。纵轴选用的是2016年12月～2019年11月不同省域信用监管评测指数，横轴选用当年省域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观察值离群效应明显，故作剔除处理。由图1可以看出，信用监管水平对于省级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图1 信用监管评测指数与人均生产总值
接下来，本文采用OLS回归进一步探究信用监管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关系。按照模型设定的基础变量，被解释变量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信用监管水平（Credit）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结合其他主要描述性统计量汇报如表1所示。
表1 省级层面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为了结论的稳健性，回归检验中依次加入3组文献中常用的控制变量，回归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在表2中，列（1）是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加入了人口规模、城镇就业人口等人口特征变量，列（3）加入了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企业、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作为经济变量，列（4）加入了电力使用规模、二氧化硫排放作为工业特征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4个模型中信用文化变量前的系数均为正，且显着水平均在1%以上。这说明了区域信用监管水平对省级区域经济发展确实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在省级层面验证了假说1。
表2 信用监管水平与省级层面区域经济
4.1.2 信用监管水平对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此部分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层面，检验了信用文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信用监管水平（Credit）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同时加入文献中常用的控制变量，回归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4个模型中信用监管水平变量前的系数均为正，且显着水平均在1%以上。这说明了信用监管水平对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确实呈显着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在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层面验证了假说1。
4.1.3 信用监管水平对地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检验信用监管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层面的经济促进效应后，本文继续在全国261个地级市层面，检验信用监管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不同地级城市信用监管水平（Credit）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同时加入文献中常用的控制变量，回归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回归结果中，在地级市层面，仍然可观察到与省会以及副省级以上城市相似的结果，即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表3 信用监管水平与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区域经济
表4 信用监管水平与地级城市区域经济
4.2 信用监管与营商环境的交互效应为了检验在不同省域区域营商环境的背景下，不同地区信用监管水平与营商环境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交互协同效应，本文设计信用监管与营商环境的交乘项并引入模型。其中，营商环境变量由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四项指标构成。营商环境的主要指标变量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如表5所示。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区信用监管水平与该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相关系数为0.517，P值小于0.01，呈现显着正相关，这也证明了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此外，信用监管水平与营商环境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01，且在1%水平上显着。在营商环境对应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4个维度中，本文同样观察到了这4个维度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各变量相互之间影响较大，单纯的相关性分析不具有严谨性，需更多理论支持与实证分析。
表5 主要变量皮尔逊相关性检验
表6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展示了营商环境的4个维度与信用监管的交互效应，其中Panel A描述的是整体营商环境的交互效应，Panel B描述的是市场环境的交互效应，Panel C描述的是法律政策环境的交互效应，Panel D描述的是人文环境的交互效应。
表6 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交互效应
从回归结果来看，4个维度的交互项系数均显着为正，这说明城市营商环境的4个方面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是互补的，即随着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愈发明显，即验证了假说2。
4.3 信用监管和营商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提升信用监管水平，可以有效降低该区域市场参与主体的交易成本，促进潜在企业的市场进入，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了验证这种 “准入机制效应”，本文采用中国工业数据库和各省区市宏观经济统计年鉴，以地区新增企业数量占该地区企业总数的比重作为衡量该地区潜在企业的市场进入。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模型中分批次加入前述实证中的控制变量组。实证结果如表7所示。回归结果中，信用监管的系数显着为正，这表明地区信用监管水平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的市场进入，提高市场交易的积极性，释放企业生产活力；营商环境和信用监管的交互项系数也显着为正，说明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样有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潜在企业的市场进入，即验证了假说3。
表7 信用监管与营商环境对企业市场准入效应的影响
5 结论及政策含义全面深化 “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基于营商环境优化、产品质量保证、资源优化配置的新经济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离不开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与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
2019年的 “两会”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消费稳定增长，这些发展目标都需要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依托保障；另外，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的题中之义是着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是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有力抓手，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保障。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刻画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同时也综合考虑营商环境等多维要素与信用体系建设的协同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不同地区信用监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2）营商环境与信用监管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着为正，论证了在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信用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3）信用监管和营商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表明，信用监管和营商环境有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潜在企业的市场进入，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鼓励推进新形势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持续深远意义。
新时代下想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当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信用在创新监管机制、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1）为了更好的提升不同地区信用监管水平，应当着力强化信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用监管信息化建设水平，大力推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加快多部门联合奖惩配套措施实施落地，充分发挥大数据对信用监管的支撑作用；（2）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推进商事改革，简化办事流程，鼓励市场准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