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行为、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一个跨国经验研究

许小平 谈 炜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武汉 430074）

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也伴随着收入差距增大和财富过于集中的问题。欠合理的收入分配和财富过度集中抑制了消费［1］，阻碍了经济健康发展。如何在保证经济良性增长的同时兼顾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成为一个国家的重大难题［2］。目前，我国倡导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上为经济提质保量，保证经济更加均衡和健康地发展；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和解决不平衡发展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3，4］。因此，研究创业行为、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三者的关系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创业活动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研究，目前针对两者的关系还没有一致结论。有的学者得出创业具有普惠性，能够缩小收入差距［5－8］；有的学者认为，随着创业和企业家增多，收入差距起初会扩大随后减小，创业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9］；甚至有学者发现创业能够加大收入差距，两者是正相关关系［10，11］。更为细致的是，邹欣 （2018）认为创新型创业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收入差距，然而一般型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不显着［12］。李宏彬等 （2009）认为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创新精神效果更大［13］。

也有大量文献研究产业结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度量产业结构可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产业合理化是产业协调能力和资源有效利用程度的体现，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观点，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各个产业间劳动力的流动，改变不同行业劳动要素的供需关系，使得各行业的劳动报酬趋于一致，促进产业更加合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也阐述了这种关系，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提高劳动收入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即产业结构越合理，收入差距越小［4，14］。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如果盲目追求高级产业的发展，会导致二、三产业劳动力缺口变大，造成劳动力素质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即造成产业不合理，进而会恶化收入分配［5］。

产业高级化反映了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转向高水平状态。Henderson和Davis（2004）认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中，会产生要素集聚的规模效应，同时也会放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从而影响一国的城乡收入差距［15］。龚新蜀等 （2018）、徐敏和姜勇 （2015）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4，16］。 然而吴万宗等 （2018） 认为产业高级化对收入差距影响方向和大小取决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移的类型和规模［4］。如果农业和低端制造业向生活服务业升级，因为生活服务业门槛较低，能够吸纳较多的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减小收入差距。如果农业和低端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度高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因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平均报酬，又由于高技术密集度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门槛较高，其中的资本技术也能够代替一定的劳动力要素，不能较多地吸纳剩余劳动力，所以会加大收入差距。黎晓寅 （2018）的研究也认为服务经济的发展对知识型和高技能型的劳动力的需求较工业经济时代更高，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性更强［17］，从而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相对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方向因数据、对象不同其结论也不尽相同。

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在创业活动和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这两个单独的领域，鲜有文献将创业活动、产业结构和收入差距三者联系在一起。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来研究创业活动的收入分配效应，构建了 “创业活动－产业结构－收入差距”的机制框架，拒绝传统式 “创业活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这种单一的中介关系；另外，由于国家层面的大样本数据较难获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国家或地区，跨国研究和包含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较少，关于创业行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没有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的研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包括38个发达国家和28个发展中国家，能够避免单一国家或者地区的独特性因素影响，从而能够增加结论的普适性。

从影响机制来看，创业活动对收入分配存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创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

创业活动对收入分配的直接影响在于创业活动能够带来收入溢出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其直接影响了劳动者的收入。

（1）收入溢出效应

创业活动能够实现自我就业，即自我雇佣［18］，创业相对于工资性工作，其获得的报酬存在显着的收入溢价［19］。潘春阳和王紫妍 （2016）研究发现，中国居民创业的货币回报显着为正，创业者的年收入高出普通就业群30%～40%［20］。创业活动能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21］。更加细化地将创业者分为两类，即一般创业者和成功家庭创业者。①一般创业者通过创业改变自身收入，会缩小收入差距。创业活动是资源集聚、人才集聚和企业家奋斗的过程，能够释放创业者的最大潜力，实现其最大价值，直接影响其收入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②成功家庭创业活动存在马太效应，会加大收入差距。越是成功的创业者其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创业环境会更好，并且更加容易创业成功获得超额利润［22，23］，从而会恶化收入分配。

（2）市场竞争效应

创业活动能够增加企业数和促进竞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垄断厂商的地位，阻止原垄断者继续获得超额利润。让创业者获得垄断者由于竞争被剥离的利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垄断行业高收入带来的［24，25］。创业活动不仅能够直接增加企业数目形成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且企业间更加激烈的竞争同样有利于新公司在某一特殊领域的进入，这是因为从小规模专业化企业得到的必要补充比大规模垂直整合的企业更加适合［16］，从而产生良性循环和竞争。创业活动能够打破阶层固化和垄断，被认为是攀爬社会经济阶梯的潜在途径［27］，其带来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会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10］。

创业对收入分配的间接影响在于创业活动能够对不同产业进行存量调整和比例分配，即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间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1）创业、产业高级化与收入差距

创业活动能够通过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来间接影响收入差距。①创业能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带动中国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的就业，促进经济结构由农业向非农业升级，促进产业高级化；②创业偏好具有一定的产业转移功能，创业偏好会造成产业上下游、产业内、产业间的生产调整。袁卫 （2016）调查得知，第一、二、三产业的创业比例分别为6.3%、21.1%、72.6%，这个结构也大致反映了当前全国创业企业的基本结构。以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为平台和辅助的服务业，是创业大军中的主力军［28］；③创业活动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创业活动是知识溢出的桥梁，衔接知识源和可利用经济知识的转化［29］。进一步地，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14，16，30］。

（2）创业、产业合理化与收入差距

创业活动能够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来间接影响收入差距。袁卫 （2018）研究认为目前创业领域过于集中，具有同质性问题和一定的盲目性，并且创业领域大多在门槛低、技术要求低的行业。创业领域过于集中，必会导致人力资源分布过于集中而造成一定的浪费，加大产业不合理程度。并且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会有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王阳，2019），劳动力需求的改变会影响均衡工资和劳动者收入。正如陈斌开和林毅夫 （2013）的研究，资本密集型企业优先发展战略，会造成农民就业者在城市的需求相对下降，抑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而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另外，创业领域集中、门槛和技术含量较低，市场竞争将会更大，创业成功率和货币性回报产生较大的差异，收入分配将会进一步恶化。创业偏好集中会加大产业的不合理，而产业越不合理，收入差距越大 （吴万宗等，2018）。

创业能否缩小收入差距主要是由成功家庭创业活动的马太效应与一般创业者的收入溢出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相对大小决定。如果前者一直大于后者，成功家庭创业行为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创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收入差距。如果前者一直小于后者，那么创业行为将具有普惠性，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将会缩小收入差距。如果初期，一般创业者的市场掌控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够，前者大于后者，创业行为会增大收入差距。但随着创业普及度增加，最终一般创业者能够对市场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前者将会小于后者，创业行为会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创业行为与国民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现实情况提出如下假说：

H1：创业活跃度的提高起初会加大收入差距，随后会缩小收入差距，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

创业活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够间接影响收入差距，根据机制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2：创业行为通过促进产业高级化来缩小收入差距。

H3：创业行为通过加大产业不合理来增大收入差距。

本文包含的相关变量具体含义和来源如表1所示。

被解释变量：收入不平等指数 （Inequality），来自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SWIID）。该指标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SWIID数据库以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库 （LIS）为标准，在参考世界银行、OECD等数据库的基尼系数基础上，进行相应调整而建立的相对全面的数据库。SWI⁃ID数据库特点是大样本容量、长跨期，包括1960年后全世界1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

表1 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解释变量：创业活跃度 （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TEA），数据来源于 GEM（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数据库。 GEM数据库由英国伦敦商学院和美国百森商学院联合建立，先后有10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参与每年1次的创业评估，为学术界关于创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数据［34－36］。TEA主要衡量区域内18～64岁人口中新生创业者或者新创企业管理者的比例，基于性别区分GEM还提供了女性创业活跃度（FemaleTEA）与男性创业活跃度（Male⁃TEA）两项指标。

控制变量包括公共支出 （Expense）、人均GDP（lnGdpper）、 收入税额（Taxes）、 金融水平（Credit）、毕业前创业教育和培训力度 （Basicedu）和毕业后创业教育和培训力度 （Postsedu），具体数据来源以及衡量方式见表1。

传导变量：（1）产业结构高级化 （TS指数），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计算得来。产业结构高级化反映的是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转向高水平状态，是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指标。本文借用袁航和朱承亮 （2018）［37］使用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计算TS值，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yi，m，t表示第i国家 （地区） 第m产业在t时期的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该指数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三大产业从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关系的演进，TS值越大代表当前该国家 （地区）产业结构越高级。

（2）产业结构合理化 （TL指数），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计算得来。产业合理化是产业协调能力和资源有效利用程度的体现，体现了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本文借鉴干春晖等 （2011）［3］的做法，利用泰尔指数的结构定义TL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Yi，m，t表示第i国家 （地区） 第m产业在t时期的生产值，Li，m，t表示第i国家 （地区） 第m产业的就业人数，Yi，m，t／Li，m，t表示生产率，Yi，m，t／Li，t表示产出结构。TL指数不为0，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TL指数绝对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本文基于2001～2018年66个国家 （地区）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计量回归分析检验创业行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检验产业结构这一影响机制。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 （3）主要用于检验创业活跃度 （TEA）对收入差距 （Inequality）的影响，模型 （4）主要用于产业结构这一影响机制的检验和调节效应分析。在上述两个模型中，TEA表示创业活跃度；X表示机制变量，具体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 （TS）、产业结构合理化 （TL）；Z表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政府支出 （Expense）、收入征税 （Taxes）、人均GDP （lnGdpper）、金融水平 （Credit）、毕业前创业教育和培训力度 （Basicedu）、毕业后创业教育培训力度 （Postsedu），其中后三者的效应具有一定时滞性，为提高模型逻辑性与合理性，取滞后一期。α、β、δ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i代表不同的国家 （地区），t代表年份。

表2给出了创业活跃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基础回归结果。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p值为0.0000，即在1%的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选择工具变量法估计。如表2所示，为确定收入不平等与创业活跃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列 （1）、 （2）回归方程分别是仅含有TEA一次项、含有TEA一次性和二次项的回归方程。考虑到收入不平等与创业活跃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存在内生性问题。借鉴邵小快和胡怀国 （2013）［38］的做法，列 （3）是用TEA及TEA平方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Ⅳ－2SLS）对模型进行估计。其中，一阶段回归联合显着性F统计量分别为57.47和143.60，明显高于16.38，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假设。利用DWH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工具变量外生的假设，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有效。

表2 基准回归与工具变量法2SLS回归 （2001～2018）

从结果来看，列 （1）中一次项系数显着，列（2）中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列（3）中工具变量得出的结果中核心变量的符号和显着性与列 （2）一致，说明创业活跃度与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两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体现了创业活动对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说明随着创业活动的积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大小和走向逐渐改变，创业活动的收入溢出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的相对大小关系会出现变动，这也体现了创业活动的收入分配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进一步来看，基础回归模型 （2）给出了创业活动与收入差距关系的拐点 （即TEA＝9.4886），即当创业活跃度达到9.4886时收入差距最大，超过这个值后收入差距会缩小。

控制变量的结果为：（1）政府支出的系数为负，说明加大政府支出能够缩小收入差距，这与汤凤林和雷鹏飞 （2014）、Anderson等 （2017） 的研究结果一致［39，40］； （2） 人均 GDP 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收入差距会缩小；（3）金融水平的系数为正，说明金融的发展会增大收入差距，与刘海云和石小霞 （2019）、Jauch和Watzka（2016）、叶志强等 （2011） 的研究结果一致［41－43］； （4） 收入征税和毕业前后的创业教育培训力度的结果不稳健，可能与不同国家征税方式、教育模式和文化制度环境不同有关。

创业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略。改变了回归方法，（1）基准回归为控制固定效应的OLS回归；（2）采用解决自相关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进行估计，同时兼顾了稳健性和有效性。核心变量的符号与显着性均与基准回归一致，基准回归的结果在总体上是稳健的；考虑到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经历一个大的转折点，可能会影响到模型的稳健性与有效性，因此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来考察创业活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否会因时间选择区段而存在显着差异，将样本时间结构分为2001～2008年和2009～2018年两个时间段。结果显示，无论是基准回归还是两阶段工具变量法回归，核心变量的符号与显着性基本一致，说明分时间区段估计结果不受样本选择的影响，基准回归的结果在总体上是稳健的。

表3给出了创业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检验，即考虑创业通过产业高级化和产业合理化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了准确甄别不同国家的影响机制，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将样本66个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其中发达国家38个，发展中国家28个。如表3所示，列 （1）、 （3） 为发达国家关于产业结构的机制检验，列 （2）、（4）为发展中国家关于产业结构的机制检验，列 （1）～（4）依次加入机制变量及其与创业活跃度 （TEA）的交互项。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TEA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TEA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收入差距影响显着为负，即TEA通过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缩小了收入差距，这与龚新蜀等（2018）、辜胜阻等（2015）和徐敏等 （2015） 的研究结论一致［14，16，44］； 另外，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TEA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TEA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收入差距影响显着为正，即TEA通过加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大了收入差距，这与袁卫 （2018）、陈斌开和林毅夫 （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31，33］。

表3 创业与收入不平等机制检验 （2001～2018）

表4给出了创业行为影响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男性创业和女性创业来研究创业行为的收入分配效应。如表4所示，列 （1）～（3）分别表示发达国家创业、发达国家女性创业以及发达国家男性创业对收入不平等的回归，列 （4）～（6）分别表示发展中国家创业、发展中国家女性创业以及发展中国家男性创业对收入不平等的回归。总体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业活跃度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发展中国家TEA二次项系数绝对值大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倒U型曲线比发达国家的更加陡峭，表明创业在发展中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平均收入更高，创业对其收入分配的改变程度比发展中国家小，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对创业行为的敏感度更高。另外，发达国家的女性创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大于男性创业，然而发展中国家女性创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显着，这可能与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和创业环境有关。发展中国家男性创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显着，而女性创业的影响不显着，这与田毕飞和陈紫若 （2017）的结论类似［45］。

表4 创业与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 （2001～2018）

本文利用66个国家2001～2018年间的跨国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创业活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产业结构这一影响机制。总体上来看，创业活跃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倒U型关系。创业小众时期，创业行为恶化了收入分配，当创业活动普及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创业活动将改善收入分配。进一步地，创业活动能够通过对产业结构调整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恶化收入差距。另外，通过异质性分析得出，相对于发达国家，创业活动在发展中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更大。从男性创业和女性创业的角度来看，女性创业在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男性创业更大，然而女性创业在发展中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显着。

产业结构优化和解决不平衡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依据实证结果，本文认为：（1）要继续深入和普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活跃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倒U型关系，只有坚定不移地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跨越倒U型拐点，创业行为才能改善收入分配；（2）杜绝盲目创业，鼓励高附加值创业。杜绝盲目创业提高创业效率，一窝蜂创业只会导致资源在集中领域造成浪费，精细化、多元化市场创业才能提高创业存活率和改善收入分配。另外需要鼓励创新型、高附加值产业创业，建立官产学研协调机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促进产业高级化；（3）改善女性创业环境。发展中国家女性创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着，然而发达国家女性创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男性创业。其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政策、文化和价值观等软环境方面的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地借鉴发达国家在女性创业扶持方面的政策，在政策、文化和价值观等软环境方面提升女性的创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