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晖晖，刘晔（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是引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之一（张军等，2007）。然而，近年来随着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的下降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进入了“新基建”时代。通过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网络化、智能化与数字化改造形成的新型基础设施，将提高传统基础设施的边际收益，或抑制其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提供新的动能（陈维宣和吴绪亮，2020）。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基建”的重要内容之一。自1994年接入互联网以来，我国宽带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信息传输速度逐渐加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网络基础设施仍然存在公共基础设施定位不明确、技术原创能力不足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更进一步指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方面，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在宏观层面，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宽带网络及其技术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Stiroh，2002），推动经济增长（Czernich 等，2011）。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就业（田鸽和张勋，2022）、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阳等，2022）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观层面，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种照辉等，2022）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刘传明和马青山，2020）。但目前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微观效应的文献还很少，尤其是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文献尚为空白。
然而，企业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微观主体，其价值创造是宏观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要实现以网络强国战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至关重要。同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也重塑了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使企业生产要素和经济范式发生深层次转变（Stiglitz，2002），进而使得企业价值创造的底层驱动逻辑发生了深刻变革（张新民和金瑛，202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信息在市场主体之间的传递，为数据资产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载体，研究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以及现实意义。然而遗憾的是，目前企业价值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集中于传统的企业内部因素上，如资本结构（李露，2016）、创新水平（乔朋华等，2022）、信息披露（李英利和谭梦卓，2019）等，而对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的底层逻辑和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则缺乏足够的研究。直到近两年来，有少量研究注意到数字经济时代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张晓燕和李金宝，2021）、大数据应用（张叶青等，2021）、数字化转型（黄大禹等，2021）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但上述所有文献均未采用外生政策冲击来进行研究，都存在相应的内生性，也无法有效地进行因果识别。
本文拟借助“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9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为我国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和数字经济下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在研究内容上，数字经济时代赋予企业价值以新的内涵，但前人对企业价值影响因素的研究仍集中于传统的企业内部因素上，本文则首次实证研究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从而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在研究方法上，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已有研究虽然也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大数据应用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但目前这些研究均简单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而缺乏外生政策，因此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识别出因果关系。本文则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作为外生政策冲击进行准实验研究，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和因果识别问题。在研究视角上，前人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效应上，本文则基于微观视角和微观样本，实证研究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从而为当前“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宏观战略提供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证据。在影响机制上，本文提供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从促进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三个渠道提升企业价值的证据，对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具有相应的现实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一）制度背景宽带网络是我国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重要依托。随着我国宽带覆盖范围的扩大和网络技术的进步，电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但我国的宽带网络建设也存在公共基础设施定位不明确、技术原创能力不足等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2013 年8 月，国务院根据《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等发展规划，制定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推动我国宽带建设持续健康发展。为了落实“宽带中国”战略，国家于2014～2016 年每年分别确定39 个城市（城市群）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群），要求试点地区在三年的创建期内实现本地区宽带水平大幅提升，其宽带网络发展模式及水平对于全国同类地区具有较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这表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外生冲击性，且具有分步实施的特征。因此，本文借助“宽带中国”战略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互联网能够超越时间和距离的限制，仅依靠信息元的流动即时传递信息，这样不仅能够扩大信息扩散范围，提升信息传递效率，而且可以节省传统信息传递方式下不可避免的物理位移成本和时间成本（张永林，2016）。这种信息的即时传递为组织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事前信息准备渠道、事中信息交流载体以及事后信息修补途径，进而产生了跨越时空的“信息传递”效应（李增福和云锋，2023）。
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企业能够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快速全面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有效缓解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一方面，企业可以根据消费信息更加精准地捕捉消费者的需求，而消费者在网络平台的反馈信息有利于企业更具针对性地提升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大量数字化的消费信息使得企业能够根据预测的市场需求科学制定生产计划，降低供需失衡的程度。总而言之，消费信息的获取有助于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增加利润，创造更大的价值。而随着在线产品的丰富、数字消费模式的成熟（田鸽和张勋，2022）以及网络直播卖货的兴起，企业的销售渠道不断拓宽，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商品销售收入的增加，而且有助于企业减少库存数量、降低仓储成本，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此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智能制造的发展，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形成，这意味着经济范式在深层次上发生了转变（Stiglitz，2002），企业价值创造的底层驱动逻辑也发生了变革（张新民和金瑛，2022）。正如马克思（2004）在《资本论》中所讲，“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工业互联网的形成有利于企业增加自动化生产线以及机器人的运用，提升高端人力资本所占的比例，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产生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三）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的影响机制分析现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拥有更强的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和应对各类风险的能力（Fletcher和Griffiths，2020），因此也更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价值。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袁淳等，2021）和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张任之，2023），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黄大禹等，2021）。
作为数据资产应用的重要载体，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为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秦文晋和刘鑫鹏，2022）。在资金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信息传递，使得许多交易能够在网络上完成，有助于企业减少线下搜寻、交流和运输成本，通过“节流”的方式缓解企业的资金约束问题（邱洋冬，2022a），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人力资本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让劳动者能够超越时空限制进行学习和交流，提高了劳动者的学习效率（李金城和周咪咪，2017），加速和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了人才基础；在技术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企业间的信息互换，加速了技术知识在各企业间的渗透与扩散（薛成等，2020），有利于企业在交流中获取技术知识并不断累积，从而为数字化转型奠定技术知识基础。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传统产业，有助于链接传统价值链的各个节点，进而提高整个价值链的运作效率，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价值创造提供数字化赋能效应。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使企业各部门间的层级变得网络化，促进了部门间的交流与协同，实现了实物资源、财务资源、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的有效配合，提高了企业组织运作与管理的效率，促使营销模式趋于精准化、精细化，生产模式趋于模块化、柔性化（戚聿东和肖旭，2020），重新塑造了企业的价值链，使得企业在投入较少资源的情况下实现更大的产出。从整个社会来看，随着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之间可以更高效地实现数据和资源共享，产生网络外部性，而网络外部性通过共享与合作而内部化，形成内生的规模经济（张永林，2016），让参与其中的企业都能获得协同价值，形成一种多赢的数字化分享生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来提升企业价值。
（四）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影响机制分析融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价值产生了负向影响（张晓燕和李金宝，2021）。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很可能因为缺乏大量稳定的资金支持而不得不放弃一些前景良好的投资项目（沈红波等，2010），因而无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融资约束的缓解能够使得企业及时把握有利的投资机会，顺利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进而提高企业的业绩（李科和徐龙炳，2011），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邱丽娟等，2020）。
由于企业与债权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债权人无法全面准确地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资金的真实用途，因而在制定信贷决策时就不得不关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陈汉文和周中胜，2014）。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债权人可以借助大数据处理技术来筛选、甄别目标客户，了解目标企业的财务状况、项目质量和风险，调查其偿债意愿和能力，实时监测其异常状况，从而打破传统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刘芸和朱瑞博，2014）。同时，企业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更充分地披露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进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张纯和吕伟，2007）。而且，数字技术的发展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范围，为金融领域带来了新业态和新模式（孙俊成和李恒宇，2022）。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提供的金融服务破解自身融资困境，这不仅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丰富了企业的融资方式，也有利于企业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更有效地吸收外来投资（王莹等，2022），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价值。
（五）基于创新水平视角的影响机制分析创新水平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市场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乔朋华等，2022）。在传统的商业关系中，客观存在的组织边界抑制了信息在企业之间的流动，从而制约了知识技术的扩散和创新水平的提升（戚聿东和肖旭，2020）。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则有助于打破这一壁垒，促进信息在市场主体之间的传递和技术知识的扩散（薛成等，2020），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
此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助于企业整合内部资源，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现有研究认为，企业人力资本所拥有和掌握的知识资源是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而这种资源的产生离不开企业员工之间的学习与交流（邱洋冬，2022b），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员工与外部交流的频率和效率以及学习外部知识、吸收外部经验的能力（沈国兵和袁征宇，2020）。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劳动者的学习效率，节约了学习成本（李金城和周咪咪，2017），加速了人力资本的“干中学”，进而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提升企业价值。
三、研究设计（一）模型构建为了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方程：
其中：TQ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托宾Q 值；Treat 为解释变量，代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Controls 代表控制变量；μ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δt代表年度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i、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宽带中国”战略要求试点地区在三年的创建期内实现本地区宽带水平大幅提升，因此，本文选取政策实施时点2014～2016 年前后三年，即2011～2019 年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以下三步筛选：首先，由于金融企业的会计核算制度和财务报表具有特殊性，对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剔除。其次，由于ST 和∗ST 类公司存在财务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异常情况，因此，对ST 类和∗ST上市公司的样本进行剔除。剔除这两类公司后，得到4671 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最后，剔除关键变量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9516 个有效观测值。为了降低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所有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 数据库和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三）变量说明1.被解释变量。本文参照李露（2016）、乔朋华等（2022）的研究，选取托宾Q 值来度量企业价值。托宾Q值是一项将企业的基本价值和市场价值结合起来的综合指标，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的价值，因而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认可和普遍使用。托宾Q 值为企业市场价值和重置成本的比率。由于企业重置成本在获取上具有一定难度，本文借鉴其他研究者的做法，用期末资产总额的账面价值代替重置成本。
一般来说，托宾Q 值有TQA、TQB、TQC、TQD 四种算法。具体来看，TQA=市值A/资产总额。其中，市值A=今收盘价A股当期值×A股股本数+今收盘价B股当期值×境内上市的外资股B 股股本数+（所有者权益总额本期期末值/实收资本本期期末值）×（总股数-普通股股数-境内上市的外资股B 股股数）+负债总额本期期末值。本文在进行基准回归时，使用TQA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简写为TQ。而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则使用TQB、TQC、TQD①，以进一步提高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2.解释变量。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视为一场准自然实验，以是否实施“宽带中国”战略来衡量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当上市公司注册地位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时，其在政策时点以后的Treat取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参考陈阳等（2022）、李英利和谭梦卓（2019）等的研究，本文选取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产权性质、两职合一、独董比例作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选取企业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干预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作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同时，模型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具体变量的定义和解释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表2 给出了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TQ 的最小值是0.884，最大值是8.012，均值为1.988，大于1，说明投资者对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普遍看好。解释变量Treat的均值为0.494，说明有近一半的样本受到“宽带中国”战略的影响。
表2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一）基准回归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其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表3 第（1）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在第（2）列中加入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在第（3）列中进一步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始终显著为正。
表3 基准回归
表3 第（3）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并控制了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后，Treat 的系数为0.08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提升，H1 得到了验证。
（二）平行趋势检验为检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适用性，本文借鉴Beck和Levkov（2010）的做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考察“宽带中国”战略背景下企业价值的动态效应，具体计量模型如式（2）所示：
式中，当t-reformyear=k 时，Di，t+k取值为1，否则为0。其中t表示年份，reformyear 表示该企业所在城市成为示范点的年份。在回归检验时，为了避免共线性问题，本文使用了政策时点前的第四期作为基准组。
表4的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三期D_3、D_2、D_1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本文的模型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是合理的。而政策实施后D0、D1的系数显著为正，D2和D3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但缺乏长期的动态效应。
表4 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②1.替换解释变量。本文基准回归部分以企业注册地所在城市是否实施“宽带中国”战略（Treat）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了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企业所属城市宽带接入用户数（NET，单位为百万户）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如表5所示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NET的系数为0.04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5 替换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2.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基准回归部分采用托宾Q值A（TQA，上文简写为TQ）来衡量企业价值，其为市值A 与资产总额的比值。为了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托宾Q 值的其他三种衡量方式TQB、TQC、TQD 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表明，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后，“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仍然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表6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四）影响机制分析1.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本文采用CSMAR 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研究数据库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③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用DT 表示。表7 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DT 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数字化转型能够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黄大禹等，2021），H2得到了支持。
表7 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的影响机制检验
2.基于融资约束视角。参考张悦玫等（2017）的做法，采用FC指数度量融资约束水平。通过观察表7第（2）列，可发现FC 指数与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缓解能够提高公司的业绩（李科和徐龙炳，2011），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邱丽娟等，2020），H3得到了验证。
3.基于创新水平视角。本文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方面衡量企业的创新水平。参考邱洋冬（2022b）的做法，以研发人员数量占比衡量企业的创新投入，用RDP表示；以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总数量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用IO 表示。表7 第（3）、（4）列回归结果显示RDP、IO 与解释变量间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以及创新产出均有积极影响，而企业创新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乔朋华等，2022），H4得到了验证。
（五）异质性分析1.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可抵押资产、社会声誉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在融通资金的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也不尽相同，这是否会影响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呢？进一步地，本文从规模异质性角度考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用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SIZE 来衡量企业规模，并参考一般做法，将SIZE 大于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大规模企业，将SIZE 小于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小规模企业。
由表8的回归结果可知，“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提升了小规模企业的价值，且回归系数为0.194，影响较大；而对大规模企业的提升效果很小，且不显著。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小规模企业由于缺乏价值较高的可抵押资产且声誉不足，通过传统银行借贷等方式融资的难度较大，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小规模企业搜寻相关信息，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良好发展。同时，不同于大规模企业往往机构庞杂，小规模企业可以更及时地根据市场信息调整生产经营，从而能比在传统模式下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表8 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2.基于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分析。本文采用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的比值（KL）来衡量企业的要素密集度。进一步地，将资本密集度大于中位数的企业认定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将资本密集度小于中位数的企业认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表9的回归结果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加依赖于劳动力的使用，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利用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线和机器人来完成传统的依靠劳动力进行的产品加工、组装等重复性工作，使企业生产经营实现标准化、智能化和模式化，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
表9 基于要素密集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3.基于区位的异质性分析。根据《“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其目标之一是推进宽带网络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支持东部地区率先进行应用创新与网络升级，鼓励东部地区积极创新宽带网络应用模式，丰富宽带服务，为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提供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对中西部地区适当给予政策倾斜以支持其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提升骨干网络容量，增加光缆路由。那么，“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否存在区位异质性呢？
本文按照上市公司注册城市所在区域，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企业和中西部企业，分样本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价值的异质性影响。
表10 的回归结果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地提升了中西部企业的价值，而对东部企业的影响却不显著，这表明“宽带中国”战略仅对中西部企业价值产生明显的提升效果。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由于在地理位置和劳动力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只是对东部地区企业创造价值产生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这一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而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生产力相对落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注入新动力，对中西部企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网络基础设施可以促进人口密度低的地区提升远程办公普及率（Kolko，2012），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这种促进作用有益于其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
表10 基于区位的异质性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一）研究结论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的研究有了新的内涵，学术界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大数据应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但目前关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大多没有采用外生冲击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也尚无基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视角的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1～2019 年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来提升企业价值；第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价值；第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提升企业价值。
本文的实证结果在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剔除直辖市及省会城市样本、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提升小规模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西部企业的企业价值，而对大规模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东部企业的企业价值则无显著影响。
（二）政策建议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不同角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政府来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要巩固“宽带中国”战略取得的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不断完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数字中国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具体来说，通过广泛吸收借鉴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并根据各地区地理环境特征、经济发展现状、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发展潜力等方面，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发展、完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的总体战略和具体策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以增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效果。
第二，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实现价值最大化，是其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等路径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企业应当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促进部门之间的交流沟通与业务合作，提高企业组织运作与管理效率，促使营销模式趋于精准化、精细化，生产模式趋于模块化、柔性化，使得企业能够在投入较少资源的情况下实现更大的产出。在融资方面，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充分展现自身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加强与债权人的交流，打破传统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从而筹集更充足的资金，以保证企业的持续经营和发展壮大。在创新水平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技术知识的扩散，企业应当加大研发投入，增加研发人员数量，促进高端人力资本的积累，以获得更大的创新产出，形成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注 释】
①其中：TQB 为市值A 与资产总计减去无形资产净额和商誉净额后结果的比值；TQC 为市值B 与资产总额的比值；TQD 为市值B 与资产总额减去无形资产净额和商誉净额后结果的比值。而市值B=［今收盘价A 股当期值×（总股本数-境内上市的外资股B股股本数）+今收盘价B股当期值×境内上市的外资股B股股本数+负债总额本期期末值］。
②本文还进行了剔除直辖市及省会城市样本、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暂不汇报，留存备索。
③该指数由战略引领、技术驱动、组织赋能、环境支撑、数字化成果、数字化应用六个指标加权计算得出，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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