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杨志安（博士生导师），孟司雨，2（副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要素投入驱动”与“人口红利”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增长奇迹。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我国经济仍未摆脱高能耗、高投入、低收益的发展惯性，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形成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互为掣肘局面，严重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区域绿色转型发展指明方向。区域绿色创新绩效作为衡量地区资源可持续、绿色转型及环境改善质量的重要指标（熊彬等，2019），客观表征区域经济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程度。在“双碳”目标深入推进下，各区域政府旨在通过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加快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探寻影响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成为地方政府采取合理化举措满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重诉求，以及推动经济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推动地区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经济、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展开竞争，可有效激活政治晋升激励效应，影响区域绿色发展政策实施（刘儒和卫离东，2022）。在经济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经济赶超动机，通过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短期经济利益，加剧资源环境约束（万伦来等，2020），对地区绿色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环境方面，近年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逐渐由“经济增长”转向“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吴建祖和王碧莹，2022）。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围绕环境绩效展开竞争，竞相转变固有经济发展模式，加大环境政策执行力度，对地区绿色创新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展开服务竞争，吸引高质量人力资本与企业入驻。这对地区内生产要素配置与转移具有促进作用，利于绿色创新发展（邓慧慧等，2021）。可见，不同类型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发展始终具有紧密联系。那么，不同类型地方政府竞争将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解答以上问题，对于优化地方政府发展目标与推动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既有研究多通过构建复合指标体系，利用DEAMalmquist法、DEA-SBM 法测度区域绿色创新绩效（葛世帅等，2022；王彩明和李健，2019）。此外，还有学者采用绿色专利申请授权数量这一单一指标衡量区域绿色创新绩效（苏屹和李丹，2022）。关于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从产业集聚、ESG 治理、政府研发补贴等层面展开实证分析（徐建中和王曼曼，2019；李慧云等，2022；王永贵和李霞，2023）。在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关联文献中，大多覆盖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发展、地方政府竞争与碳排放的关系探讨。一些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竞争对于地区环境质量提升具有抑制作用（Wu 等，2020；李治国等，2022）。在地方晋升考核中，政府片面追求GDP 数量增长而忽略增长质量，会导致地方形成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秦琳贵和沈体雁，2020）。这使得地方政府在争夺区域内资本、人力等要素资源时，会更倾向于选择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方式获得短期经济利益，不利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王雅莉和朱金鹤，2020）。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有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促进绿色发展。魏鹏等（2022）研究指出，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该作用可通过提高生态福利绩效路径达成。李光龙和陈小雨（2023）认为，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均对碳排放产生显著抑制作用，有利于地区绿色低碳发展。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空间视角出发，认为地方政府竞争通常会通过增加财政科技支出形成“创新补偿效应”，为地区带来低碳环保技术与绿色技术知识溢出（Xu等，2023）。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既有研究考察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发展及碳排放的影响，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基于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视角，本文从经济、环境、服务三个维度出发，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相较现有研究，本文尝试从以下方向进行突破：第一，将地方政府竞争划分为财政竞争、服务竞争、环境竞争三个方面，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第二，使用经济距离权重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对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创新绩效间的空间相关性展开进一步分析，并根据结论给出针对性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指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为吸引技术、人才及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入，在投资环境、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政府效率等方面展开的跨区域竞争。伴随我国节能减排与污染防治工作持续推进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行，地方政府竞争已从单一维度的仅依靠税收优惠的竞争延伸至涵盖财政、环境、服务三个不同领域的竞争。其中，财政竞争客观反映地方政府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对地区绿色、低碳发展路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环境竞争不仅能体现地方政府间在环境方面的竞争，还对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产生推动作用（Liu 等，2022）。服务竞争主要是指地方政府间在公共服务供给层面的竞争，在区域绿色创新发展中起到重要调节作用（刘广亮等，2023）。因此，本文从财政竞争、环境竞争、服务竞争三个方面，实证探讨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1.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财政竞争是指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依托招商引资、税收以及投资等方面政策优势与其他地区争夺各类资源要素的竞争（詹新宇和曾傅雯，2019）。财政竞争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一方面，为强化财政竞争实力，地方政府会更加倾向于投资高产出、高税收的行业，使得区域内各类资源要素分配不均，不利于产业绿色化、低碳化转型，进而抑制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增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基于财政竞争实际情况，通过干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推动经济规模扩张（汪克亮等，2021）。地方政府受“逐底竞争”影响，会产生“为增长而竞争”的行为。在此态势下，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增长目标，减小环境规制强度，追逐更具经济效益的重工业领域投资，使得大量重污染企业入驻，不利于地方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在现行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经济政策决策权进一步增大，可有效提升地区间经济发展关联性，使得本地政策波动对周边地区政策制定产生影响。这一结果可能促使邻近地区政府出现盲目跟风现象，并促使其模仿本地区经济政策制定，进而对当地绿色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1a：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假设1b：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2.地方政府环境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环境竞争是指在环境污染加剧、要素资源趋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继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进行的竞争（沈忻昕，2022）。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实施环境规制手段倒逼企业生产模式绿色低碳转型，以实现排污成本内部化，从而赋能地区绿色生产效率提升（马文超和唐勇军，2018）；另一方面，政府实施环境规制虽然会使污染密集型企业沉没成本与边际成本上升，但会加速清洁型和服务型企业发展，赋能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吴淑娟等，2023）。而且，地方政府官员为避免错失晋升机会，会根据上级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绿色创新、环保政策制定等方案上（邓慧慧等，2021），从而助推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水平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以环境绩效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背景下，为实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目标，地方政府通过降低税率实现招商引资，以吸引更多绿色低碳企业入驻，提高地方政府间环境竞争程度（黄永春等，2023）。这会导致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受环境规制影响迁移至周边地区，对周边地区绿色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2a：地方政府环境竞争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2b：地方政府环境竞争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3.地方政府服务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服务竞争本质上是指地方政府为吸引高质量人力资本入驻，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健全人才引进政策及优化营商环境为手段展开的竞争（程晓丽和夏怡然，2022）。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服务竞争健全公共服务供给与保障体系，提升人力资本吸引力。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有效推动其他地区生产要素汇聚，推动生产要素的产业间转移与再配置，提高地区绿色创新研发效率，赋能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杨青和苑春荟，2023）。另一方面，政府间服务竞争有利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居民发展差距缩小，进而提升人力资本质量。而高质量人力资本是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能够有效提升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地区经济结构绿色低碳转型。不可忽略的是，政府间服务竞争通过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等方式，提升本地区对周边人才、资本与企业的吸引力，进而产生“虹吸现象”，对周边地区绿色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3a：地方政府服务竞争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3b：地方政府服务竞争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1.模型构建。依据前文理论分析，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区域绿色创新绩效会受到相邻区域影响。针对于此，选取空间计量模型对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展开回归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空间计量模型在空间传导机制方面存在差异，且经济学含义不尽相同。因此，借鉴赵乐祥等（2021）的研究思路，同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及空间误差模型（SEM）展开实证检验，并比较三种模型以获取最优拟合效果。空间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式中：γ、β 为0 时，模型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ρ、β为0时，模型为空间误差模型（SEM）；γ为0时，模型为空间杜宾模型（SDM）；当ρ=β=γ=0 时，模型为OLS 模型。空间自回归系数以ρ 表示；γ 为空间误差项系数；di为解释变量空间权重矩阵第i 行；wi指代被解释变量空间权重矩阵W 的第i 行；mi表示扰动项空间权重矩阵的第i 行；α、β 为控制变量与空间自变量的估计系数；ρwiyi、βdiXt指代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合集；随机干扰项以εit表示。

2.变量选取。被解释变量：区域绿色创新绩效（GIP）。参鉴肖振红和李炎（2022）的研究思路，运用绿色创新产出效益衡量绿色创新绩效。选取专利授权量、核准注册商标、国外检索工具收入科技论文数量及新产品销售收入4 个指标，构建绿色创新产出效益指标，并以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得到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核心解释变量：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EGC、EC、SC）。既有研究多使用财政竞争与税收竞争衡量地方政府竞争水平（方福前和朱庆虎，2021；吉富星和鲍曙光，2020）。地方政府竞争作为一种综合性、系统性竞争行为，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因此，参考刘广亮等（2023）的研究思路，从财政竞争（EGC）、环境竞争（EC）、服务竞争（SC）三个维度选取8 个指标，构设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各省份2011～2021年财政竞争、环境竞争、服务竞争进行衡量。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评价指标体系

控制变量。参鉴既有研究思路（方文龙等，2023；李思慧，2023；孙慧等，2023），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URB），以地区城镇化率表征；对外开放水平（OPEN），以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 比重表征；环境规制（ER），依据R 语言文本分析方法，提取政府工作报告中“绿色”“低碳”“环保”“减排”等相关词汇，计算这些词汇在文中比例以表征环境规制强度；经济发展水平（GDP），以地区人均GDP表征。

3.数据来源。选取我国30 个省级行政区（剔除港、澳、台及西藏地区）面板数据，研究时段为2011 ～ 2021年。数据主要来源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经网数据库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同时，为避免数据量纲问题及异方差对回归结果准确性造成干扰，对部分基础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关于价格指数问题，均以2011 年为基期作不变价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1.空间性检验。构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以探究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创新绩效二者间的关系。其中，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主要以省域间实际地理距离倒数构建，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则以省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绝对值的倒数构建。借助莫兰指数法检验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空间相关性，结果见表3。观察可知，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空间相关较为明显，且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P值更为显著。

表3 全局Morans I检验

值得一提的是，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莫兰指数均为负值；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莫兰指数大部分为正，且逐渐增大，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省份间绿色创新绩效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较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背后的经济逻辑，即经济发达省份间存在较为紧密的经济往来与协作关系，利于绿色发展理念、技术及相关知识高效传递，赋能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会大幅降低省份间经济往来频率，不利于绿色发展理念与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传递。此外，地理相邻省份间空间溢出效应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地理位置邻近省份间在绿色产业、低碳产业等方面存在虹吸效应，即一地区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会吸引周边绿色创新资源集聚，进而降低周边地区绿色创新绩效水平。

根据2021 年莫兰指数值分别绘制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莫兰散点图（详见图1）。由图1 可知，全局莫兰检验结果与局部莫兰散点图显示结果相似。详细而言，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莫兰散点图显示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其中多数省份分布于二、四象限，形成“高—低”集聚态势。这说明地理空间上绿色创新绩效较高省份与绿色创新绩效较低省份形成集聚。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莫兰散点图显示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大部分省份集中分布于第一象限，落在其余象限的省份较少，说明绿色创新绩效水平较高省份与绿色创新绩效水平较高省份形成集聚。从省份间差异可以看出，在地理距离权重下多数省份呈现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省份间绿色创新绩效水平差异明显。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多数省份莫兰值为正，体现出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在经济水平相近省份间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综上，通过莫兰检验分析发现，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呈显著负相关，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呈显著正相关。

图1 2021年绿色创新绩效莫兰散点

2.静态模型估计。Hausman 检验发现，P 值均小于0.05，说明随机效应假设不成立，以固定效应展开回归分析较为合适。同时，根据前文对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空间相关性的探讨，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 所示。观察可知，以上6 类空间计量模型的空间项系数均在不同水平上显著，说明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具备合理性，即本省绿色创新绩效会受其他省份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省份间绿色创新绩效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

表4 静态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表4 列示了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Wald与LR 检验结果，结果表明SDM 模型具有最优拟合效果。由表4 可知，财政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为-2.152，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财政竞争与绿色创新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该结果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在于：在晋升激励与政绩考核背景下，政府更偏向于优先发展经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环境治理政策执行力度，不利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环境竞争系数为1.86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环境竞争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竞争的自回归系数ρ 为负且显著，说明某省份绿色创新绩效水平提升会对周边地区绿色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地方政府环境竞争水平提高，本地高污染、高碳排放企业为降低高额环境税，迁移至周边环境治理政策执行力度较小地区，从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产生不同程度挤压，抑制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服务竞争系数为4.52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服务竞争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经济学解释是：随着政府服务竞争水平提升，地区内营商环境得以优化，可吸引大量外资、高新技术及低碳产业入驻，助力地区绿色创新绩效提升。SDM 模型中财政竞争的空间滞后项系数W×EGC为正且显著，说明当某一省份绿色创新绩效受阻时，不仅受本省财政竞争程度影响，还受周边省份财政竞争影响。至此，假设1a、假设1b、假设2a、假设2b、假设3a 得到验证，假设3b 未通过验证。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LR 与Wald 检验结果均显示SDM 模型仍为最优拟合模型。经济距离矩阵下自回归系数ρ为正且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省份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竞争空间滞后项W×EC 系数为-2.108，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邻近省份间环境竞争对本地区绿色创新绩效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究其缘由，环境治理与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本地区绿色创新绩效，但也会倒逼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向周边地区迁移，对周边地区绿色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控制变量方面，城镇化水平的估计系数在两矩阵下均显著为正，即城镇化发展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城镇化发展加快了各类要素的流通速度，为地区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环境，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对外开放水平的估计系数在两矩阵下均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可显著促进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可能的原因在于，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为地方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与技术溢出渠道，利于产业引进绿色清洁生产设备与技术，从而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在两空间权重矩阵下系数均显著为正，即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环境规制力度加大将倒逼地区产业向绿色化、清洁化方向转型，赋能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在两空间权重矩阵下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绩效。细究其因，经济良好发展可加速市场内各类创新资源的流通，提高地区内经济体绿色创新活动开展意愿，从而确保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稳定增长。由此，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符合经济学逻辑，尤其是对外开放水平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说明对外开放已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有力举措。

3.动态模型估计。加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有助于缓解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历史惯性及遗漏变量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基于此，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展开回归分析，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θγi，t-1为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其余变量符号与式（1）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空间误差模型（SEM）无法检验间接效应，因此选取SDM 模型与SAR 模型进行动态回归估计分析。同时，LR 与Wald 检验均表明，SDM 模型在两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具有最优拟合效果，结果如表5所示。观察可知，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滞后一期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绿色创新绩效存在较强的历史惯性，即上一期的绿色创新绩效对本期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两矩阵下的动态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财政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环境竞争与服务竞争均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本文假设1a、假设1b、假设2a、假设2b、假设3a依旧成立。

表5 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4.稳健性检验。为避免由统计变量选择造成的估计结果偏误，此处以地区绿色专利申请授权数测度绿色创新绩效并重新展开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观察可知，各变量回归系数与符号方向相较于静态回归结果均未发生改变，表明研究结论具备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

5.内生性检验。较为常见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有选择变量偏差、双向因果、数据测量误差、遗漏变量偏差等（蔡万象和李培凯，2021）。而工具变量法包含GMM（广义矩估计）与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两种方法，已成为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手段。参鉴汪彬等（2022）的研究思路，对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并运用GMM 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选取被解释变量区域绿色创新绩效以及解释变量政府财政竞争、环境竞争、服务竞争的滞后两期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7 所示。观察可知，AR（1）检验结果的P 值小于0.1，但AR（2）检验结果的p 值均大于0.1，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上不拒绝原假设；Sargan test 检验结果的P 值大于0.1，说明在10%的置信水平上不拒绝所选工具变量联合有效的原假设。此外，比较表7 与表4 的回归结果可知，各变量回归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均未产生明显变化。由此，借助工具变量法中的GMM法，选取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滞后两期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较为合适，且所得结论受内生性问题影响较小。

表7 内生性检验

1.研究结论。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将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细分为财政竞争、环境竞争、服务竞争，使用空间计量模型从静态、动态两个视角分析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存在空间相关性，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省份间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地理相邻省份间发挥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地方政府环境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服务竞争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2.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考核指标。一方面，明确环境质量、循环经济等指标在地方政绩考核中所占比重，优化经济增长目标涵盖范围。地方政府部门需不断增强绿色发展意识与环境治理责任意识，降低高污染企业排污上限，加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赋能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另一方面，将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纳入财政考核，促使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从经济增长速度向经济增长质量转变，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绿色低碳转型，为地区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持续动能，推动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第二，扩大环境绩效考核指标覆盖范围。一方面，提高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渗透力，将环境污染指标考核纳入地方经济发展各个领域，并进一步优化排污奖惩机制，倒逼高污染、高排放企业低碳转型，助推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另一方面，拓宽地方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广度，形成跨区域、跨行业环境绩效考核标准，同时拓宽本地及周边地区环境绩效考核范围并加大考核力度，协同提升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此外，地方政府应严格依法监督管理，提高节能环保准入门槛，强化环境绩效考核执行力，赋能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第三，高质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完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地方政府应合理协调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为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提供充足的财政补贴，完善对口帮扶机制，推动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避免欠发达地区受政府间服务竞争影响而流失人才与企业。另一方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协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扩大普惠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欠发达地区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自身要素配置，提升公共服务供给与服务竞争力，以吸引高质量人力资本与绿色低碳企业入驻，满足多地区绿色创新发展多层次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为绿色创新绩效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 主要参考文献】

邓慧慧，薛熠，杨露鑫.公共服务竞争、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新格局［J］.财经研究，2021（8）：34～48.

方福前，朱庆虎.地方政府竞争、增长目标管理与居民幸福感［J］.学习与探索，2021（11）：80～88.

方文龙，聂婉妮，赖丹.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与绿色创新能力［J］.财会月刊，2023（13）：139～145.

黄永春，左梦婷，黄湛等.公共服务供给、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绿色发展［J］.科技管理研究，2023（5）：214～224.

吉富星，鲍曙光.地方政府竞争、转移支付与土地财政［J］.中国软科学，2020（11）：100～109.

刘儒，卫离东.地方政府竞争、产业集聚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基于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2（1）：79～91.

李治国，杨雅涵，赵园春.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地区碳排放强度吗？［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2（2）：136～146.

马文超，唐勇军.省域环境竞争、环境污染水平与企业环保投资［J］.会计研究，2018（8）：72～79.

秦琳贵，沈体雁.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经纬，2020（5）：1～8.

孙慧，王凤逸，丁辰鑫.环境信息公开、绿色金融与城市绿色创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1）：69～83.

苏屹，李丹.能源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绩效的空间效应研究［J］.科研管理，2022（6）：94～103.

王永贵，李霞.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23（2）：131～149.

王雅莉，朱金鹤.地方政府间多维竞争对城市污染的影响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20（4）：48～58.

魏鹏，李莉，李润等.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生态福利绩效［J］.统计与决策，2022（22）：164～169.

赵乐祥，蓝庆新，杨盈竹.人口结构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21（10）：4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