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重要引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等战略部署， 进一步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发展方向。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促进数字化转型取得良好成效， 本刊积极策划推出“ 数字化转型” 专题栏目。本期推出的六篇论文， 围绕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绩效影响、专精特新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企业网络地位对数据资产披露影响等主题， 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前因、后果及实践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索。本栏目将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重要学理依据。
〔关键词〕 企业数字化转型 组织韧性 双中介模型 异质性研究 上市企业 企业利润 企业规模 企业运营管理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２５．０１．００６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０； Ｆ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引言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 以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５Ｇ 网络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迅速发展， 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 也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机遇［１］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互联网＋” 行动计划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再到“十四五”规划，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资源支持。在市场机制和政策法规的双重驱动下， 中国企业正享受着数字化带来的“红利窗口”， 但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各方的转型升级压力。如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波动压力增加、组织结构僵化、战略规划不足、资源配置不当等问题［２］ ， 若这些问题未能得到妥善处理， 可能会对企业的技术革新进程、组织韧性以及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 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潜在风险，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以确保转型的顺利进行，并在转型中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韧性” 最早来源于物理学领域， 后来这一概念逐渐延伸到经济学领域， 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组织韧性” 通常被理解成为一种静态的能力或动态的过程［３］ ， 指组织面对危机或逆境时能够快速调整、恢复并转化危机为机会的能力［４］ 。不少研究已从反弹和反超两个角度综合分析组织韧性， 其中反弹指的是组织恢复到原有状态的能力， 而反超则强调组织在逆境中不仅能够及时恢复， 还能实现改进和创新［５，６］ ； 另外， 组织韧性的形成受到组织内部的软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等）和硬能力（资源储备等）的共同影响， 是组织在面对特殊情况时能够保持其运营弹性和战略适应性的重要因素之一［７，８］ 。在当前多变、不确定、复杂且模糊的商业环境中， 如何实现组织的反超和“软硬” 兼具已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并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已有研究表明， 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运营效率及创新能力的提高、稳定性及灵活性的增强， 动态影响组织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 从而带动组织韧性的提升［９－１１］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现有文献对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过程和影响进行了广泛探讨， 但对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组织韧性的研究仍相对有限。此外，企业利润和企业规模作为衡量企业资源储备、资源转化和维护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指标， 其在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关系中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重视。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分析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动态能力和提升利益相关者关系来增强组织韧性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其中， 企业利润的增长反映了企业资源的积累和有效利用， 而企业规模的扩大则体现了企业资源的规模效应和市场地位， 而两者还同时揭示了利益相关者关系维护的重要作用。因此， 有必要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深入研究， 以揭示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本文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２３ 年沪深Ａ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 引入企业利润与企业规模作为中介变量， 从而构成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利润与企业规模的双重中介效应作用于组织韧性的具体影响机制。本文从理论上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和组织韧性的相关研究， 明确了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在实践上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明确的转型方向和策略， 尤其是在面对如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时， 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快速恢复能力［９］ ， 进一步证实了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对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
１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１.１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
随着数字化在各个领域的深入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的关系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作为一种动态能力， 组织韧性是指组织面对危机或逆境时能够快速调整、恢复并转化危机为机会的能力［４］ ， 通常涵盖逆境前、逆境中和逆境后３ 个阶段［１２］ 。
在陷入逆境之前，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 完善业务流程， 增强对市场动态的洞察力和抵御能力， 从而提升组织韧性。具体而言： （１） 企业引进数字技术能够构建更加灵活和响应市场需求的商业模式， 从而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时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２，１３］ ； （２）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和增强盈利能力， 有效改善企业自身的财务稳定水平与风险承担水平［１４］ 。在陷入逆境时， 企业面临着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挑战， 此时灵活调整应对策略、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数字化转型赋予组织和部门相对程度的灵活性， 通过促进组织的敏捷性， 增强其识别和把握创新机会及竞争市场机会的能力， 帮助企业快速适应环境变化， 进而增强组织韧性， 使其在动态市场中能够持续发展和应对挑战［１５］ 。在陷入逆境之后， 企业致力于恢复、学习与改进， 提升环境适应性与学习能力。数字化转型通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 帮助企业在危机中整合现有资源和知识、寻找新机会和资源， 实现逆境中的恢复与创新， 提高企业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生存能力［１６］ ， 从而赋予组织更强大的抵御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成长能力。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 企业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快速感知机会、抓住机会并有效配置现有资源， 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并调整战略方向［１７，１８］ 。数字化转型作为激发企业动态能力的关键驱动力［１９］ ，通过现有资源和能力的利用性创新以及重新配置现有资产的探索性创新， 能够有效增强其组织韧性［２０］ 。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Ｈ１：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１.２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利润
企业利润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经营活动的财务成果， 表现为收入与成本、费用之间的差额， 即企业在扣除所有经营成本和费用后所剩余的净收益［２１］ 。目前多数研究表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显着作用于企业利润的增长， 具体可以体现在生产端、销售端和管理端３ 个层面。
在生产端，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企业可以利用这些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 优化生产计划、库存管理和质量控制，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扩大生产规模， 增加市场占有率，实现利润的增长［２２］ 。在销售端， 龚雅娴（２０２２）［２３］认为， 数字化转型使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市场走向和满足客户需求，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或服务， 增强用户体验和客户忠诚度， 从而提高销售额并促进企业利润的提升。在管理端， 数字化转型还有助于企业优化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提高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保护企业资产， 这对企业利润的增长同样至关重要［２４］ 。此外，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也体现在战略管理层面。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战略成本管理、提升信息质量和强化大数据应用，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并推动营业收入增长； 同时， 数字化转型推动了战略成本管理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和“动力变革” 等方面的提升， 助力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利润稳定增长［２５］ 。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 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拥有的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和能力［２６］ 。在数字化转型中， 企业积累的独特资源与特定环境进行深度融合后， 通常难以被其他企业所模仿， 进而为企业构筑了一道防御竞争对手的壁垒， 有效保障了企业的利润流。同时， 企业的数字化资源整合了生产端、销售端、管理端， 乃至战略层面的优势， 具有高度的不可替代性， 使得企业能够在市场上提供独特的价值，这与企业利润增长具有紧密的联系。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Ｈ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利润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１.３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规模
当前， 关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规模” 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充分。基于资源基础理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许多稀缺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内外部资源， 并通过“内外部资源的整合优化” 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动态实现” 两条路径对企业规模产生重要影响。
（１） 内外部资源的整合优化。数字化转型为企业规模扩张带来有利的内外部条件［２７，２８］ ，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企业能够通过“内部提升” 或“外部赋能” 创造性地整合这些内外部资源， 从而为企业规模的扩张提供有利条件。如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工具， 能够显着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业务流程的灵活性， 从而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技术支持； 同时， 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数字化人才的引进也为企业提供了外部条件和人力资源保障。
（２） 规模经济效应的动态实现。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从而对企业规模效应的实现产生显着的影响。如刘庆林和王明晖（２０２３）［２９］ 通过研究发现，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规模效应的形成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企业通过数字要素与非数字要素的结合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规模的增长； 徐浩庆等（２０２４）［２２］也发现， 数字化转型能够促使企业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 优化资源配置， 在保持甚至降低单位成本的同时实现规模扩张。此外， 数字技术变革了国际贸易方式， 数字贸易比传统贸易具有更显着的规模经济效果［３０］ 。而佟家栋和张千（２０２２）［３１］亦指出， 数字平台具有规模经济特性， 能够结合数字技术与互联网， 容纳更多的参与者， 实现了空前的发展规模。然而， 小规模企业面临着认知浅、基础弱、障碍大等问题， 其数字化转型面临着较大困境， 仍需立足政策、技术和人才诉求推动其经济发展和扩张［３２］ 。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３：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规模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１.４企业利润的中介作用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企业能够显着提高经营效率并逐步降低成本， 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 提升组织韧性。Ｏｒｔｉｚ－ｄｅ－Ｍａｎｄｏｊａｎａ 和Ｂａｎ⁃ｓａｌ （２０１６）［３３］ 将组织韧性视为一个具有增长维度和波动维度的二维结构。而企业利润作为一个重要的财务指标， 与组织韧性的增长维度和波动维度关系密切。
基于“资源支持” 视角， 企业利润促进组织韧性的增长。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应关注并满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３４］ 。而合理的利润分配有助于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 确保企业在危机时期获得稳定的支持与资源，增强企业的恢复力和韧性；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 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独特的资源和能力［１７］ ， 而企业利润的增长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带来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有助于形成更加强大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 增强组织韧性和核心竞争力［１０，１７，２６，３５］ ； 此外， 曹仰锋（２０２０）［３６］提出了“韧性组合” 的概念， 其中利润作为资本的主要来源， 在增强组织韧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风险管理” 视角， 企业利润降低组织韧性的波动。根据动态能力理论， 风险感知作为企业动态能力的具体体现， 能够帮助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获取竞争优势［３７］ 。于企业而言，风险包含机会和威胁两种属性［３８］ ， 而财务风险作为一种特殊的风险类型， 其影响也并非单一维度，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揭示企业利润的正向影响。李璐（２０２４）［３９］ 强调了财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认为企业通过有效关注和控制财务风险， 不仅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还能促进企业的持续经营和经济的稳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利润的管理和预测对维持经营韧性至关重要， 提升企业利润有助于减缓融资约束， 增强组织韧性。此外， 埃德加·沙因（２０１１）［４０］ 的研究表明， 利润增长促进积极的组织文化特质， 如业务创新、团队合作和风险承担， 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组织韧性。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４： 企业利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１.５企业规模的中介作用
企业规模作为组织特征的一个重要维度， 对组织韧性具有显着影响。企业规模的增加通常伴随着生产线的增多、资源积累的丰富以及企业声誉的提升，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组织韧性的提升。因此， 企业规模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组织韧性之间的作用机制不容忽视。
基于“资源的积累和转化” 角度， 从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上看， 企业所积累的关键物质资本和技术基础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储备， 而企业通过合理配置这些资源能够快速应对环境的变化， 提升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效果。从生产的角度上看， 规模效应的发挥培育了新的增长动能［４１］，推动了企业生产率的持续增长［４２］ ， 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风险抵御能力的增强， 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和恢复能力。从资源的角度上看， 较大规模的企业通常拥有更多的财务和人力资源用于风险管理和应急计划， 进而显着提升企业的调整能力［４３］ 。此外， 有研究表明， 以强大资源积累为特征的高企业规模能形成高的组织韧性， 有效抵御外部冲击［１０］ 。从管理的角度上看， 大规模企业往往以其更为成熟的组织结构和更为专业的管理团队， 为组织精准识别潜在风险、制定应对策略提供有力支持［４４］ 。因此，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更多有价值的资源， 促进规模扩张， 而规模的扩张常常意味着资源积累的进一步增加， 成为企业维持组织韧性的重要保障。
基于“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 角度， 较大规模的企业能够在市场恢复期展现出显着的资源和顾客吸纳能力， 从而加速其业务恢复进程。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 企业通过识别并管理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有利于为企业提供支持和帮助。大型企业依托其深厚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认知度，能够更加有效维持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 减轻潜在危机对企业声誉和市场地位的负面影响［２６］ ； 数字化转型使企业产生标准化数据， 缓解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提升信息透明度， 增强市场参与者对企业发展的正面预期［４５］ 。由此可见， 品牌信誉和市场影响力的增强， 有助于企业在市场动荡中保持客户忠诚度， 同时显着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危机后的恢复能力。而这种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是企业规模增长的直接效应， 它通过强化品牌忠诚度和市场地位， 为企业维持经营和加速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５：企业规模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本文构建如图１ 所示的理论框架。
２.１变量测度与说明
２.１.１组织韧性（ＯＲ）
参考Ｏｒｔｉｚ－ｄｅ－Ｍａｎｄｏｊａｎａ 和Ｂａｎｓａｌ（２０１６）［３３］的方法， 本文将组织韧性概念化， 将其视为一个具有高绩效增长率和低财务波动性的二维结构指数，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选取相应的二级指标构建组织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最后使用熵权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算， 数值越大代表组织韧性越强。
２.１.２企业数字化转型（ｌ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为全面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 本文从企业层面出发， 借鉴已有研究， 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技术驱动［１］ 、环境支撑［１，４６，４７］ 、组织赋能［４８］ 、战略引领［４９］ 、数字化应用［２］ 和数字化成果［５０］ 六类一级指标， 并选取相应二级指标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 并基于上市公司年报中关键词的出现频率， 采用熵权法进行分别衡量， 以此计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 数值越大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
２.１.３中介变量
企业利润（Ｐｒｏｆｉｔ）和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数据均来源于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２.１.４控制变量
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 本文引入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占比、现金占比、董事人数、独立董事占比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１ 所示。
２. ２实证模型
２.２.１基准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本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 Ｍｉｔ为中介变量， 即企业利润（Ｐｒｏｆｉｔ）或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２.３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２３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均衡面板观测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１）清洗数据，剔除所有可能重复的记录；（２）筛选出在研究期间内持续上市的公司，剔除在研究期间内退市或被收购的公司，以保证面板数据的均衡性；（３）剔除被特别处理（ＳＴ）、特别转让（∗ＳＴ）及金融行业企业样本，避免其可能存在的财务问题或受到的特殊监管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４）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企业样本，避免数据不完整导致的分析偏差。本文使用的数据仅来源于ＣＳ⁃ＭＡＲ数据库。为消除异常值对统计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１％的缩尾处理。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可以看到，数字化转型指标的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５.０３７，差异较大，说明企业间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
３实证检验
３.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
经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拒绝原假设，说明适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由表３可知，列（１）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通过了１％显着性检验，数字化转型系数为０.００２，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列（２）在列（１）的基础上增加了控制变量，通过了１％显着性检验，数字化转型系数为０.００１；列（３）在列（２）的基础上继续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通过了１％显着性检验，数字化转型系数为０.００１，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提升仍具有正向影响，假设Ｈ１得到验证。由此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从而证实了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来提升组织韧性水平。
３.２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综合考虑模型、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采取替换解释变量（采用发明专利代替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加企业个体固定效应（三项固定效应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４。
３.２.１更换解释变量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测量方式重新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基于前文分析可知，由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技术创新和专利产出的增加，发明专利常常被视作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因此本文以发明专利（ｐａｔｅｎｔ）作为解释变量，替换原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即企业数字化转型（ｌｎ＿ｄｉｇｉｔａｌ）进行回归，结果见列（１）。可以发现，无论是使用ｌｎ＿ｄｉｇｉｔａｌ还是ｐａｔｅｎｔ作为解释变量，组织韧性（ＯＲ）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着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该影响在解释变量替换后依然保持显着，从而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３.２.２增加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为了进一步提高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企业个体固定效应（ＣｏｍｐａｎｙＦＥ）重新进行回归分析，以控制那些不随时间变化但可能影响组织韧性的企业特有因素，减少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偏误，结果见列（２）。可以发现，即使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依然显着。回归分析结果进一步强化了模型的稳健性，并再次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具有显着且稳定的正向影响。
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４.１机制检验
本文尝试从企业利润、企业规模两方面进一步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机制。如表５所示，以企业数字化转型（ｌｎ＿ｄｉｇｉｔａｌ）为解释变量，企业利润（Ｐｒｏｆｉｔ）和企业规模（Ｓｉｚｅ）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列（１）企业数字化转型系数为０.０２７，且在１％的水平上显着，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着提升企业利润，假设Ｈ２得到验证。列（２）企业数字化转型系数为０.１２９，在１％的水平上显着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着增加企业规模，假设Ｈ３得到验证。
同时，据前文理论分析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企业运营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和管理成本，企业利润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在企业利润增长过程中，预算约束得到放松，资源积累水平得以提升，动态能力得以增强，进而不断提高企业的长期绩效增长率，增强企业韧性，说明企业利润对组织韧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综合以上分析，企业利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组织韧性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假设Ｈ４得到验证。此外，企业规模的增加通常伴随着生产线的增多、资源积累的丰富以及企业声誉的提升，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增强，从而进一步提升组织韧性，说明企业规模对组织韧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综合以上分析，企业规模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组织韧性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假设Ｈ５得到验证。
４.２异质性分析
为深入分析，本文从企业性质（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企业所在地理区域（东部或中西部地区）、企业年龄（根据企业年龄的中位数划分为年轻企业和成熟企业）３个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影响的异质性（由于篇幅限制，数据未全部呈现）。
４.２.１企业性质异质性分析
鉴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也许存在企业性质的差异，本文将中国上市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回归结果见表６列（１）、（２），可见国有企业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着，而非国有企业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０１，且在１％水平上显着，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组织韧性的提高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由此可得出结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内在影响机制存在显着的企业性质差异。究其原因，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可能由于其市场化程度较高，决策机制较灵活，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技术优势，从而增强组织韧性。而国有企业则可能因为具有相对复杂的管理体系和较为保守的变革态度，其数字化转型可能带来的额外韧性加成相对有限。
４.２.２地理区域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领土面积广阔，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差异。本文根据企业所处地理位置划分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回归结果见表６列（３）、（４），可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００和０.００１，且都在１％的水平上显着，但是中西部地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０，故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组织韧性几乎没有影响，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增强效果更明显。由此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理区域异质性。细究其因，东部地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已较为完备，科技创新水平相对较高，高素质人才相对密集，因而当地企业能够较快适应并掌握数字化转型衍生的新商业模式、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等，从而带来韧性增值。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影响，资源与人才流通的活跃度受限，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有限，其转型带来的韧性提升也要弱于东部地区。
４.２.３企业年龄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企业年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强组织韧性的影响差异，本文根据企业年龄中位数将所研究的企业划分为年轻企业（低于企业年龄中位数）和成熟企业（高于企业年龄中位数），回归结果见表６列（５）、（６），可见年轻企业和成熟企业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００和０.００１，且都在１％水平上显着，但是年轻企业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０，故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组织韧性几乎没有影响，说明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由此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存在显着的企业年龄异质性。其原因可能在于，成熟企业由于其深厚的行业积累和资源基础，更能实现数字化转型与现有业务深度融合，从而显着提升组织韧性。相比之下，年轻企业可能因缺乏经验而未能充分发挥数字化的潜力和效果，由此带来的转型效果弱于成熟企业。
５结论与政策建议
５.１结论
本文通过对２０００～２０２３年的沪深Ａ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１）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２）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进行了替换解释变量、增加企业个体固定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研究结论，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和可行性；（３）为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组织韧性之间的作用机制，检验了企业利润和企业规模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之间的双中介效应，发现企业利润与企业规模通过部分中介效应赋能组织韧性的提升；（４）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企业性质、地理位置和企业年龄呈现出显着差异，私营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和成熟企业的组织韧性促进效果更强。
５.２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和发现，本文提出如下相关建议：
（１）政企协力，“双力”共促组织韧性的提升。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显着的直接促进作用，政府应加强监督和支持，优化市场环境，落实税收优惠和融资渠道，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减轻转型压力。企业应利用政策红利，借助５Ｇ、云计算等技术，增强自身发展，及时应对环境变化，提高适应能力。政企合作构建共生体系，放大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
（２）精准施策，全面推进各类企业转型升级。
鉴于不同类型企业的组织韧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反应存在差异，政府应实施差异化的扶持策略，重点支持民营或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成熟企业的数字化应用实践，同时重视对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和年轻企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企业则可以实施“先发带动后发”的形式，如东部企业可通过技术合作和市场拓展等形式带动中西部企业，成熟企业可通过经验分享和人才交流等形式带动年轻企业。
（３）区域协同，共塑数字化转型新格局。由本文研究结论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理区域异质性；而且据已有研究，数字经济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５１］。因此，政府应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统一大市场，利用数字经济打破空间壁垒，促进资本和人才流动，扩大数字化转型区域覆盖。中西部企业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发挥资源优势，实现稳步发展，通过区域协同，缩小发展差距，提升企业在全球化数字时代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