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管窥殷商文明史的重要窗口，甲骨文与彼时的政治运作、文化播迁等相融相生，并建构出独特的媒介域。一方面，甲骨文镌刻于能够久存的龟甲兽骨，是承载商人追求不朽之心理的永恒媒介；卜辞和刻辞分别映照着甲骨文通常用作人神“交流”的通灵媒介和记事表谱的书写媒介。另一方面，甲骨文在传播中有效发挥着以巫赋权治国的政统功能、照见殷商文明的史料功能与肇启汉字文脉的传承功能。再媒介化语境下，甲骨文可以在媒介形式、媒介表征、媒介意识三个层面实现活化与再造，进而增益于自身历史价值的涵化与媒介记忆的延伸。
【关键词】甲骨文；殷商；媒介域；再媒介化
中国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强调“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这为在当下重新回溯殷商史、着力审视甲骨文明确了研究价值。
“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一片甲骨惊世界，蕞尔一邑震寰宇。”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记录，把我国信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使得20世纪中国的学术轨迹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1]。《论衡·卜筮》记载“子路问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苇藁芼，可以得数，何必以蓍龟？”“如蓍龟为若版牍，兆数为若书字，象类人君出教令乎？”——甲骨、甲骨文以及相关传播活动的特征与功能，一直为世人所追问。鉴于“文字背后隐含着一系列技术和社会相关要素，包括文字构形、材质使用、书写技术、书写规则等，都可能影响到历史经验的记录与呈现”[2]，因此本文尝试透过媒介域——“一个信息和人的传递和运输环境，包括与其相对应的知识加工方法和扩散方法”[3]——的视角，着眼于作为媒介的甲骨文及其传播功能，希冀由此觅得一条理解该文明史分期的线索，增益当下对商代传播实践与相应媒介化配置的认知和理解。
一、从实体到实践：作为媒介的甲骨文
“每一种文明都有特定的文化取向……这种取向部分源于该文化所使用的主要媒介的特性及用途”[4]。在加拿大经济史学家哈罗德·伊尼斯看来，“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研究传播媒介的特征，目的是评估传播媒介在文化背景中的影响”[5]。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甲骨文的认知需要先从甲骨文作为媒介的特性开始审视，毕竟“媒介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是能够动态地制导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意义建构，从而改变世界生活的样态”[6]——而这同时也导向关于甲骨文相应媒介域的讨论。
（一）镌于甲骨：承载信仰、跨越时空的永恒媒介
“自然的物性与人类的创造性须臾不可分离，两者统一于时间性、历史性以及大地之上”——这提示着对媒介的认识，可以从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程和媒介实践中寻找答案。[7]就此而论，对甲骨文作为媒介的考察，离不开对其承载物即龟甲兽骨的探析。
甲骨文多见于龟甲——这与商人的信仰观念密不可分。《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龟甚神灵，降于上天”“古者筮必称龟者，以其令名，所从来久矣”——龟作为代表祥瑞的神兽，由于长寿以及与此伴生的神圣色彩，而被视为极有资格转达上天指示和谕旨的灵物。商王及以其为核心的贞人集团利用龟甲问卜上天，既彰显着对上天的尊崇与礼敬，也象征着王权和天命神谕的呼应与互构。龟甲所属之龟，通常出自中国的福建、广东、广西等，或由缅甸、印度尼西亚等进贡而来，商王的政治辐射力在此间鲜明显现。至于兽骨，则应该同彼时动物的自然出产和人为饲养情况相关。虽然兽骨有否内嵌灵物观念尚需研究，但骨骼之于生命的重要性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为甲骨文增添了神秘以至神圣的意蕴。
整体上看，龟甲兽骨因具备耐久性和稳定性而使得甲骨文符合伊尼斯笔下偏向时间的媒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祭祀功能与其书写功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能够跨越时空“沟通”人神，且可以有效、长久保存，“它才被用来作为一种永恒的媒介……满足了古人追求永恒的心理”[8]。伴随甲骨文以刻写的物理方式被记录于龟甲兽骨，象形、会意等造字逻辑亦赋予甲骨文独特的媒介特性。当镌刻着文字的龟甲兽骨在民众的见证下被仔细掩埋，商王的权威随之获得进一步的确认。
（二）甲骨卜辞：人神“交流”、巩固王权的通灵媒介
在内容上，甲骨文大体可分为卜辞和刻辞。其中，甲骨卜辞往往用于“沟通”上天，目的是对天象、征战、旬夕、田猎、农业等祸福休咎的贞算和占断[9]，由此构成人神“交流”中的通灵媒介。
商人崇拜原始宗教、迷信怪力乱神——这种独特的社会氛围为甲骨占卜的盛行奠定了文化基础。作为通达并“对话”神灵的重要方式，甲骨占卜主要由商王和以其为核心的贞人集团所掌握，是他们“向天神、先祖询问家国大事，以龟甲兽骨的坼痕卜兆凶吉，从而为……国家治理提供建议或决断的传播活动”[10]。通常，占卜出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目的，也会用以推测畋猎、疾病、出游、天气等的休咎。也就是说，当商王需要了解、预知或决定近期活动的祸福因果，便会借由甲骨占卜以祈求神灵、祖先的庇佑和指示，从而为自己的行动觅得合法性。
在甲骨占卜的过程中，商王及其背后的贞人集团与神灵虽然看起来互为传受者，但事实上，前者是真正占据话语优势的一方。他们时常假借对兆象的识别和解释，悄然将神权注入王权并牢牢掌握。一方面，作为神职人员的贞人，通过代言神灵、祖先，借由对天命神谕的宣示和传达以向商王的决策提供理据，并因此化身为商朝重要的政治人物；另一方面，商王虽是求卜者，但政治统帅和宗教首领的身份地位使之具有绝对的占断权威性和信息终测权，能够利用卜辞加成巩固自己对国家的主宰权能。从凡此意义上看，甲骨卜辞实际赋予了商王统治以天命的浓厚色彩和强说服力。甚至在部分情况下，甲骨卜辞可能并非完全指向人神“交流”的结果，而更多的是商王以及贞人集团之王权意志的体现。
（三）甲骨刻辞：记事表谱、配合占卜的书写媒介
除却庞多的卜辞，甲骨文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刻辞，主要包括刻在甲骨不同部位的记事刻辞，以及用于练习或具备其他功能的表谱刻辞。虽然甲骨刻辞在内容和形式上相对独特，但并不完全同占卜毫无关联，而是作为占卜的配合、附属之用。典型的如“入龟取材是占卜程式中的第一步，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步。而记事刻辞中有很大一部分正是入藏龟骨的记录，事关占卜材料的来源，理应看作占卜程式中的一步”[11]。
记事刻辞指甲骨上专为记事而锲刻或书写的文字，涉及入贡甲骨之人、入贡甲骨之数、贞人签名等。它们多数情况下出现在甲骨上比较特殊的位置，且旁边没有兆象，可分为刻于龟腹甲两侧甲桥上的甲桥刻辞、刻于龟背甲反面近锯缝处的背甲刻辞、刻于龟腹甲正面尾部的甲尾刻辞、刻于牛胛骨臼部的骨臼刻辞、刻于牛胛骨骨面宽薄一端下方的骨面刻辞等。除却龟甲、牛骨，部分刻辞也被发现于虎骨、兕骨、象骨、鹿骨、羊骨等之上。
表谱刻辞常刻于卜辞中间、甲骨边缘等处，内容大致有干支表、祀谱和家谱。其中，尤以干支表——罗列六十干支于刻辞，可作为备忘日历等——数量最多。[12]此外，用以练习的表谱刻辞简称“习刻”，多刻在废弃或占卜过的甲骨上，包括习字之刻、习辞之刻、示范之刻等[13]，字体较为稚嫩拙劣或缺少章法。
二、发政施治与映史载道：甲骨文的传播功能
依循媒介学的逻辑理路，“包含信息技术、受众形态和扩散方式的媒介域这个宏观系统不仅是一个容器，也是一个酵母”[14]，影响着媒介与社会的张力关系，以及相应传播实践的格局和效果。这提示着在考察作为媒介的甲骨文之后，需要进一步着眼甲骨文的传播功能。
（一）天赋王权、以巫治国的政统功能
《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作为人神“交流”之媒介的甲骨文，正是在商代“尊神”“事神”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经由“神权赋魅”“王权垄断”“社会转译”三个阶段[15]，着色商王威严、介入国家政权，从而有效发挥独特的政统功能。
首先，“神权赋魅”旨在服务于商王威权地位的合法性。在政治传播的语境中，合法性是对统治权力的承认。由于商人观念中的天，系“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16]，因此天命被视作合法性的同义词[17]，构成商王形塑并确立合法性的根本条件。而甲骨文在占卜过程中出现的兆象，正是商人知识信仰体系认知下的天命表征。商王会运用甲骨占卜这一符码神话和政治仪式开展天命论证，在接合社会信仰、夯实民意基础的同时，构设一套“因应”和“服从”天命神谕的行动逻辑与理据，由此于神权赋魅王权的过程中巩固、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进而实现以巫治国的传播效果。
其次，“王权垄断”是一种将甲骨文与相应的占卜活动圈层化的操纵机制。正如伊尼斯笔下对古巴比伦僧侣权力的描述——“巴比伦僧侣阶级的权力依靠他们掌握了在泥板上刻写复杂的楔形文字的能力”[18]——甲骨占卜也为商王及其背后的贞人集团所垄断，包括在政治身份、学识修养等介入层面的垄断，以及王权主导下对兆象能动解码的垄断。前者本质上是一种对角色参与的遴选和把关，建立在识认文字的基础上。只有商王及以其为首的贞人集团拥有这种能力与动机，“将前国家时代就已存在的占卜需求和偶然诞生的文字萌芽结合在一起……目的即利用文字来垄断最高祭祀权，同样这也是政治权力”[19]。后者瞄准甲骨上呈现的兆象，是对兆象所示意涵或吉或凶的阐释。“媒介在展示公共事务的大千世界时强调的显著元素，往往也成为……个人世界图像中的显著元素”[20]。商王和贞人集团通过把控有关兆象之“能指—所指”对应关系的解码规则，达成对占卜过程、结果和核验的议程设置——既将王权意志深嵌其间，亦在神权的加持下重申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
最后，这种议程设置依托甲骨文而指向令国家机器合理化的“社会转译”。“议程设置过程对缔造社会共识与传承文化……有重要意义……通过接触媒介，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中超越个人直接经验的主要元素，并对其中一些给予特别重视”[21]。作为人神“交流”媒介的甲骨文，将天命神谕的权威性、影响力转译为商王统治的合法性、认可度，又进一步转译为民众臣服的主动性、共识感，从而赋予王权神授、社会规训以价值理据，亦为商王的发政施治、师出有名觅得舆论支持。
（二）照见文明、丰富考据的史料功能
“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有何特征”，甚至“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22]就文字媒介而言，其“重要性已经上升到文明的必要条件的地步”[23]。从这个意义上讲，甲骨文与相应的传播活动正是作用于商人的认知模式、思维方式，并同彼时的社会文化以至民族文明交相辉映。
甲骨文是殷商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构成殷商文明的本体内容之一，有助于管窥商代的社会图景。为占卜祭祀、战争、婚丧、任免、气象、疾病等而刻就的甲骨文，既承载着商王相当的政治期待，同时深受殷商文明的浸润，能够照见彼时的重教传统、神鬼信仰、礼仪制度、文化语境等。此外，殷商文明兼收并蓄亦辐射四方，“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播迁对于华夏文明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24]——甲骨文于其间发挥着表意、交流、记载等功能。在重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甲骨文为洞悉殷商文明提供了合宜的窗口。
甲骨文也为后世留存下在书法、雕刻等维度的丰富考据。一方面，相较于原始刻绘符号，甲骨文更注重在形、意、音等方面表示所记述的事物，并“采用简约的线条将其抽象化、定型化……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极具审美意蕴的中国书法的滥觞”[25]，笔法、字法、章法等书法要素可见于其间。另一方面，甲骨文纤细而不失劲峭，在书写顺序、刻制工具、刀法力道、文字构形、排列方式等方面的独具一格，亦促动着其被视作研究古代雕刻的珍品。
（三）肇启汉字、延续文脉的传承功能
“文字使小型社区成长为大型的国家，又使国家强化而成帝国……文字记载不仅使拓宽的社会结构凝聚，而且使之更加能够改变生活方式……文字使神话和历史、使熟悉和不熟悉的创作记录下来”，“统一王朝的产生是文字发明的社会情景”。[26]“文字自诞生伊始就埋藏着理性化的种子，压缩着原始居民质朴烂漫又无处不在的宗教想象和情感空间，驱使他们走向理性世界。”[27]历史地看，甲骨文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鼎彝铭文，推动着中国原始文字的形成与传播。作为汉字造字方式的“六书”——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均可见于甲骨文，反映出中国原始文字的进步。虽然甲骨文与今天使用的汉字于形体、读音和字义等维度可能有所差异，但二者存在清晰的演变脉络和承继关系，本质上并无霄壤之别。
甲骨文亦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以文字为媒介的叙事传播方式。在集字组词、连词成句的甲骨文中，不乏名词、动词、连词、介词、形容词等词性的词类。甲骨文的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内，也涵括主语、谓语、宾语等语法的运用。由是观之，甲骨文实际上促动形成了一种能够容纳基本叙事要素的文字组合形式。当然，这种叙事风格难免简练、粗略，但依然对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发展存在深远影响。[28]
三、再媒介化：甲骨文的媒介活化与再造
尽管甲骨文历史厚重、年湮世远，但并不意味着其是古调不弹的泛黄辞章或故步自封的胶柱鼓瑟。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阳殷墟时，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面向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2024年河南日报社推出的“了不起的甲骨文”全媒体主题报道为代表的传播实践，构成了甲骨文通过再媒介化而历久弥新的思路导引和具象例证。
再媒介化涉及媒介域的对话问题，即“不同媒介域之间的渗透与接合命题，尤其体现为一种媒介所携带的话语方式在另一种媒介中的嵌入与显现”。具体地，“再媒介化”的意义体现在媒介形式、媒介表征、媒介意识三个层面。[29]媒介形式层面，《河南日报》以“每周三，五版见”的样式安排“了不起的甲骨文”系列特刊，基于新闻报道、故事讲解、漫画科普等开设《诗话甲骨文》《甲骨文百人谈》《百片甲骨故事会》《甲骨文双语小学堂》等栏目，全方位、多角度地导引读者感受甲骨文的历史回响、领略甲骨文的源远流长。其间，与关键节点如清明节、典型人物如目前已知的中国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妇好、重要活动如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的结合，均鲜明着色于甲骨文再媒介化的内涵张力。媒介表征层面，河南日报社旗下的《大河报》、大河网、豫视频、顶端新闻APP、《新闻爱好者》学术期刊等，将甲骨文接合并嵌入自身的媒介语言系统，与海报、动画、短片、H5、AI、论文等形成交相辉映的媒介融合景观，在多元媒介域的互联互通、互参互渗中释放出甲骨文再媒介化的诸多可能性与表现力。媒介意识层面，河南日报社举办“了不起的甲骨文——老家河南字敬世界”春节主题活动、“了不起的甲骨文——博骨穿今 字敬中华”国际传播联动活动、“了不起的甲骨文”主题报道新闻传播工作座谈会等，通过对这些媒介活动及其社会价值的发掘与阐释，思行并进地为甲骨文的再媒介化聚势赋能。
在再媒介化的理论视域下，媒介总是或明或暗地与其他媒介产生联系，并对后者进行转化、重塑和改造等“修改”工作。[30]河南日报社“了不起的甲骨文”全媒体主题报道，提示着甲骨文的再媒介化在依托其他媒介之形态或样式的基础上，也有赖对其他媒介之表达逻辑、符码张力、技术效能的参照和汲取，亦离不开对其他媒介所携带之社会意义及其内涵的转译与重构。希冀能够以此为契机和引领，增益于甲骨文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而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实现有关甲骨文历史价值的涵化与媒介记忆的延伸。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研究”（21amp;ZD319）］
参考文献：
[1]宋镇豪，李雪山，李运富，曹建墩，郭旭东.“殷商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研讨会（笔谈）[J].河南社会科学，2022（3）：29-42.
[2]王颖吉，孟萌萌.中国汉字媒介与文化记忆的文献构形：以甲骨文和金文为例[J].当代传播，2017（4）：30-33.
[3]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61.
[4]保罗·海尔，彼得·厄克特.传播的历史：从石器时代的符号到社交媒体[M].7版.董璐，何道宽，陈继静，王树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3.
[5]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3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40.
[6]谢清果，等.华夏传播研究：媒介学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8.
[7]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J].全球传媒学刊，2019（2）：103-115.
[8]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71.
[9]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六十周年纪念版[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2：57.
[10]宋素红，杨志鹏.人神传播与国家治理：传播权力视阈下的甲骨占卜再探[J].新闻界，2024（3）：62-73.
[11]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9：6.
[12]董作宾，董敏.甲骨文的故事[M].海口：海南出版社，2024：112.
[13]王进锋.镌刻在甲骨上的史诗：殷商[M].成都：天地出版社，2024：83.
[14]陈卫星.媒介域的方法论意义[J].国际新闻界，2018（2）：8-14.
[15]宋素红，杨志鹏.人神传播与国家治理：传播权力视阈下的甲骨占卜再探[J].新闻界，2024（3）：62-73.
[16]江晓原.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24：21.
[17]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4.
[18]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3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77.
[19]赵云泽，董翊宸.中国上古时期的媒介革命：“巫史理性化”与文字功能的转变及其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7）：92-106+128.
[20]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塞巴斯蒂安·瓦伦苏埃拉.议程设置：新闻媒体与舆论[M].3版.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70.
[21]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塞巴斯蒂安·瓦伦苏埃拉.议程设置：新闻媒体与舆论[M].3版.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167.
[22]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3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41.
[23]陆地，藏新恒.人类媒介演化的五次“魔术化效应”[J].新闻爱好者，2021（2）：10-15.
[24]宋镇豪，李雪山，李运富，曹建墩，郭旭东.“殷商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研讨会（笔谈）[J].河南社会科学，2022（3）：29-42.
[25]闫艳，陈力丹.马克思和恩格斯论陶器的产生与传播：兼论我国先商时期陶器的传播特征[J].新闻爱好者，2024（8）：4-10.
[26]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3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11-14.
[27]赵云泽，董翊宸.中国上古时期的媒介革命：“巫史理性化”与文字功能的转变及其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7）：92-106+128.
[28]巫称喜.甲骨文四重证据研究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112-114.
[29]刘涛，蔡雨耘.形态·语法·意象：融合新闻的“再媒介化”叙事语言[J].新闻与写作，2021（4）：74-80.
[30]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M].车琳，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89.
作者简介：张淑华，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 450001）；王子健，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郑州 450001）。
编校：赵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