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治理是治理主体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引导和规范。当前乡村治理主体面临着治理效能低下、治理型人才短缺、人才培养过程中新媒体功效发挥不足的困境。中坚农民具有承接国家资源、团结村民、组织投资、做示范的功能，新媒体通过提升主体的治理意识、延伸治理空间、激活乡村公共性，培育出具有强治理意愿、高治理能力的“治理型中坚农民”，推动公共事务的解决，提升村庄整体治理能力。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媒介的反向驯化，避免“新数字鸿沟”的出现。
【关键词】中坚农民；乡村治理；媒介赋权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中坚农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内生主体，通过媒介和传播技术提升其主体意识和治理效能，通过“人的现代化”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更体现了以人民情怀彰显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一、问题提出：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困境及新媒体契机
2023年，“南阳迷笛音乐节哄抢事件”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部分涉事农民认为其哄抢行为“名正言顺”——“好多人的帐篷包括物资本来就不要了，我拿回家种葡萄、喂猪有问题？”纵观整个事件，这背后不仅显现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更折射出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体困境。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可割裂、双向互动的过程。然而，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不少治理主体面临“权利被替代”“诉求被遮蔽”的现实困境[1]，愈加折射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困境。
目前，学界对乡村治理主体的划分大多以基层政府为主导、村“两委”为基础，辅之以乡村精英、普通村民、传统宗族权威、农村社会组织、新农人等主体[2]。然而不同的治理主体所面临的治理空间、赋予的实践工具都具有不同意义。季乃礼与许晓基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者的视角，提出了村级党组织在引领村庄治理中的精英再造策略，以促进新乡贤的产生和外部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3]龚丽兰、郑永君通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4]。何阳通过对河南周山村的社会组织考察发现，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仅节省了政府动员村民的治理成本，更健全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5]胡钰和沙垚认为，乡村特派员是破解城乡资源流动梗阻问题的关键[6]。可以看出，不同治理主体的角色差异使其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发展空间以及发展趋势都存在差异性。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主体的困境和复杂性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村治理主体面临权力贫困和治理水平有限的困境
乡村地区的贫困不单纯是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力不足[7]。首先，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乡镇政府、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8]，然而大量资源被乡镇政府所掌控，使得村级组织的工作重心逐渐从“乡村治理”转向“向上级政府争取权力和资源”。其次，农村地区治理“行政化”“悬浮化”“碎片化”加剧了乡村治理成本，从而导致治理效能低下。例如，一些基层政府“无威无钱”“无权无力”却又必须“落实好”各项政策，最终治理便陷入“无为无效”之境地[9]。最后，在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大量有能力、有道德的青壮年劳力更加倾向于外出务工，从人才质量来看这会导致村委会换届选举时的后备力量活力不足。从行动效率来看，不够“现代”的老人和孩童难以理解党和国家提出的治理新理念和新要求，认知不足也会导致治理实践欠缺自主性、灵活空间和政策变通性[10]，进而导致乡村治理效能不足。
（二）乡村价值流失及治理环境落后使得乡村治理型人才短缺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然百年以来“经济激进主义”对“三农”造成的困境不仅仅在于农民破产或者农业凋敝，更多的影响在于“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多形式外流，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主体性的缺失使得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和积极性不足，创造性日渐消磨[11]。与此同时，乡村作为现代化眼光下被审视的对象，被迫从正面形象转换为负面，随之而来的是“仇农”“仇土”情结此起彼伏，无奈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只能自认“落后”，日益“问题化”，乡村治理环境愈加恶化，理应完善的基础设施难以保障，村内能人留不住。笔者在河南信阳某村调研时发现，外来的“数据标注员”留不住竟然是因为村里不提供午饭。久而久之有能力的人才留不住，能力不足的也只能碌碌无为，治理型人才短缺。
（三）乡村人才培育过程中新媒体功效发挥不足
不同媒介会对乡村治理结构产生不一样的影响。[12]伴随着新媒体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化技术紧密融合，新媒体作为一种媒介形式和技术工具逐渐下沉到乡村治理实践中，学界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媒介化视野下乡村治理秩序重构、媒介对乡村主体的赋能等方面[13]。李红艳认为，社会化媒体无形中潜入乡村治理空间，糅合了乡村治理主体间的资源和信息，重构乡村社会的治理秩序、治理情境以及动力。然而，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功效发挥不足，尤其在乡村人才培育过程中更是“好钢用不到刀刃上”。首先，农村社会治理各主体尚未有效整合，“宽带下乡出现形式主义”泛滥，即使乡村数字平台设有“村民自治”“投诉反馈”等板块，但其功能与活跃度几乎呈“僵尸”状态。其次，在数字鸿沟、媒介霸权等压力下，新媒体难以突破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乡村治理权力依旧掌握在年龄较大的村干部手中，其现代化意识和媒介素养难以动员村内群众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合力共治。单纯依靠冰冷的技术短期内很难被农民认可，农民产生“排斥”心理不配合行动。最后，不少村干部担心群众上报一些影响自己考核指标的信息，也会有选择地筛选相关数据和意见，农民面临着“数字失语”的新挑战。
二、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持续在场的中坚农民
乡村全面振兴和治理有效的关键在于多元主体的参与，这也为中坚农民的出场提供了可能性。“中坚”指的是集体中能力最强的部分，贺雪峰基于农民分化与乡村治理的角度提出了中坚农民这一概念。中坚农民指的是社会关系和经济收入都属于村庄的内生中农群体，尤其在经济生产方面呈现出较强的市场性和扩张性，有一定的经济水平，在村庄中属于“经济能人”的范畴，因此，他们对乡村发展和治理有更强的主体自觉和归属认同[14]。
中坚农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能有效承接各种制度资源，扶持带动小农户和在市场化运作中协调各方利益[15]，其作为新型中介主体[16]，是农业技术的积极学习者、农村资源的有力承接者，也是乡村事务管理的代表人物、乡村治理的中介人，他们在乡村社会集体中极具话语权和执行力。
本文对于中坚农民的画像描述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决策—能力型。乡村治理离不开村内党组织、村支书等力量的多方协调，具有较强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能力的人才能够及时把握国家政策方针，带动村庄全面发展。这就促使基层党组织积极吸纳村中具有决策能力的中坚农民加入党组织，他们通常成为村“两委”干部的候选人或预备人选。
第二类，学习—产业型。这类中坚农民具有在地性和一定的社会资源优势，拥有较好的经济积累和社会关系，能预测、把握、利用市场，具有一定驾驭市场的能力，有助于打通城乡双向互动。
第三类，涵化—教育型。这类文化型中坚农民主要在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等方面对村民进行正向积极引导，将乡土中好的部分进行发扬、将乡村的精神面貌进行全面提升。
第四类，传授—新媒体型。这类信息型中坚农民处于传统和现代、城市和农村的节点上，具有弥合城乡之间“代沟”的能力。例如“蜀中桃子姐”“乡村小乔”等农村网红、“乡村新闻官”等，他们能够有意识地对乡村传统进行现代化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乡村治理效能。善于利用新媒体资源开展信息交流活动。
此外，本文探讨的中坚农民及其治理过程主要发生在数字乡村语境下。他们在向传统农民传递政策信息、解读市场变化、日常公共事务交流以及文化引领方面发挥了联结、团结、组织和示范功能。
（一）连结功能：对上承接国家政策资源
国家的惠农政策出台之后，还需要对政策进行解读、与合理分配资源的主体进行对接。由于政策资源的下达需要经历层层递进，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理解偏差”“政策曲解”等问题，使得较多惠民政策下达至村委会时“变了味”。“中坚农民”生于斯、长于斯，对当地农村及村民的迫切需求了如指掌，他们通过对相关政策和资源的学习，向小农户进行一对一解读，反过来又能代表村民向上级反馈农村现阶段的缺失和需求，在承接相关政策资源时可以有效弥合资源供给与实际需求的剪刀差，以“联络员”的身份将国家和村民联结起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供给的针对性。
（二）团结功能：对下连接村民村务
中坚农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能有效团结乡村各方力量，推动乡村地区道德规范、团结机制良性发展。从村民农业生产来看，中坚农民作为乡村网络的关键节点，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将小农户有机团结起来共同进行农业生产，共享资源和智力，节省小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强其抵御市场及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通过合作组织建立联系的小农户和中坚农民具有共同利益，形成一种内在的“团结经济”，带动乡村发展。从乡村公共事务处理来看，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交换范围狭小，农村社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熟人社会”特征，因此农户对于土生土长的中坚农民具有特殊信任，村民更愿意与其沟通倾诉。
（三）组织功能：号召各方力量投资
中坚农民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文化产品开发等环节更能发挥其组织功能。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首先，中坚农民充分利用自己对土地资源的了解，组织开发用地，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带动投资。其次，中坚农民利用自身拥有的流转土地，一定程度上能阻止企业对土地的兼并，保护小农户收益。最后，中坚农民是现代企业的合作主体，参与到企业在农村各种示范项目的建设中，在建设项目过程中也可以吸收小农户共同参与，提升小农户的经济收入。中坚农民在租用小农户土地时，通过农业生产过程的高效、高收益化使得小农户可以学习到一定的技术和相关知识，积累一定的社会资本，从而促成小农户向中坚农民转化。
（四）示范功能：激励乡村合力共治
中坚农民利用自身模范代表的形象，引领乡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进行知识的学习和道德的约束，与民间组织形成合力，协同推进数字乡村的治理。中坚农民自身知识储备量高、学习能力强、能够把新观念、新想法、新举措带到乡村，促进乡村新发展。他们作为乡村治理的有效内生力量，在不断地学习和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过程中，还能将先进的思想文化以契合村庄理念的形式传达给村民进行学习。此外，中坚农民能够引领道德楷模与民间组织形成合力，助力乡村德治，利用自身的感染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为乡村公共事务、文化发展等带来持续性的支持。
三、从自发到自觉：媒介逻辑何以嵌入治理型中坚农民培育
并不是所有的中坚农民都可以成为乡村善治的有效主体，李华胤依据调研得出，“治理型中坚农民”才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动力。“治理”包含了主体、行为、价值三层维度，即治理主体基于共同价值而发生的公共行为，其中“参与”是衡量农民积极与否的重要指标。“治理型中坚农民”具有较强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有助于公共事务的解决和推进，并且动员和组织周围群众参与公共议题，提升村庄整体治理能力。
数字乡村语境下，新媒体的出现为培育“治理型中坚农民”提供了一定契机。伴随着媒介的发展，新媒介赋权被提出，它是指“个体、群体、组织等，通过互联网社会交往连接获取信息、表达思想，从而为其采取行动、带来改变提供了可能”，这是一个传播与权力博弈的过程，强调“多元主体在传播中产生、实现或消解、丧失其统治与支配的能力”。
（一）提升中坚农民治理意识，培育互联网思维
媒介赋予农民“在场”“入场”的权利，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过去农民是“被遮蔽”的主体，他们在向现代化流动的过程中遭遇了层层阻碍。“云上智农”作为一款农业科教云平台，旨在培育乡村治理人才的数字思维，通过意识带动主体的创造性和实践性。首先，“云上智农”开放在线学习功能，并且通过排行榜、积分奖励等形式推动中坚农民积极参与农业信息交流和学习。其次，云上“社区”拓展了中坚农民与市场资源的双向互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平台地理算法推荐的限制，在信息交流过程中提升了现代意识和主体性。最后，“云上智农”还实现了治理“动力前置化”，在实用支持服务工具上提供“三农资讯”“市场价格”“灾害预警”等，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娱乐，潜移默化中形塑了中坚农民的参与意识和榜样模板。
（二）延伸公共治理空间，提升中坚农民政治参与意愿
媒介影响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行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内部结构和公共空间的外延。伊莱休·卡茨认为：“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政治日常化”，传统的公共事务解决需要特定的公共场域和参与时间，但新媒体的出现则拓展了公共治理的空间，中坚农民可以“随时随地”对公共议题进行理性讨论。例如，“为村”作为一个以互联网助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智慧乡村平台，其功能主要是为乡村情感联络、信息交流、连接财富搭建了一个虚拟的云上公共平台。在虚拟空间交往中，新媒体能够赋予中坚农民符号化特征及超时空身份，从符号意义来说，每个村庄通过打造云端上的党群服务中心，便是拥有属于自己的村落虚拟名片，并且通过“脱域”的形式与参与主体及时互动，将流动的中坚农民及其他主体通过新媒体平台集合起来，实现云端公共事务的讨论，提高治理决策的效率。
（三）加强乡村文化再生产，强化中坚农民身份认同
文化相连是农民参与乡村行动和自我认同的关键。“急遽的社会变迁正在摧毁和重组原先的熟人社会——感情沟通逐渐减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冰冷的利害算计。”[17]首先，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历来被视为村民彼此互动和交往的直接场所，也是乡村文化发展和农民主体意识激活的核心场所。中国农村的文化属于地域文化，这种相连的文化为治理型中坚农民培育提供了活动场景。过去，文化创作话语权不足的农村习惯被“抹黑式创作”“虚无性刻画”，大量人才对农村地区的想象使其望而却步，短视频的出现让中坚农民获得了文化创作主动权，可以接近真实地对乡村文化中人、景、物进行全景式呈现，将城市和乡村情景互动勾连起来建构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其次，通过助农政策在短视频平台的播放和传播，使得中坚农民以图文的方式了解到政策，在公共平台与各地人才进行交流互动，潜移默化中把握了政策和市场的动向。最后，中坚农民通过新媒体赋能拓宽了城乡资源和人脉，对外有助于乡村农产品以及文化的输出，对内有助于增强自我身份认同，凝聚村庄共同意识，进而提升其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
四、总结
徐勇在《农民改变中国》一书中提出，“农民改变了当代中国”。“治理型中坚农民”作为推动乡村治理有效进行的内生动力，具有充分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激活村庄活力。在数字乡村语境下，如何利用新媒体培育更多“农民”向“治理型中坚农民”转化是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党建引领是培育治理型人才、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政治保障。其次，要加强农民的媒介素养和互联网思维，“治理型中坚农民”的培育需要对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资源等进行全面提升，通过建立绩效评估机制、搭建网络互动平台、创造文化环境、培育数字思维等，协调治理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同步发展，从而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培育“留住人”“增能人”“育新人”。最后，我们要避免陷入单一的主体性，使主体再次被遮蔽，出现“新数字鸿沟”，更要警惕媒介对农民主体的反向驯化。尽管数字媒介突破时空和身体的局限，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向驯化了农民的日常交往实践，可能会对参与乡村治理主体形成一种新的身体奴役和精神控制。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21amp;ZD31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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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贺子宸，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博士生（郑州 450001）；王晓宁，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穆青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州 450001）。
编校：张如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