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槛模型分析——基于产业结构的交互效应

（河海大学商学院,南京 211100)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当今中国新形势正向经济绿色化转型，绿色经济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然而由于环境存在公共产品、负外部性等特征，导致市场调节相对失灵，因此在新形势下，为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形成绿色经济的空间格局，运用环境规制优化产业升级，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以达到绿色经济的目标逐渐成为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

大多数学者将环境污染产出的经济效率定义为 “绿色经济效率”［1，2］， 并将它作为评价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综合绩效指标。关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主要以数据包络分析法为主。目前学者常运用 BCC模型［3，4］测算绿色经济效率，为克服BCC模型方向距离函数的径向性与导向性，超效率SBM模型［5-7］、 结合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8-10］以及非参数条件效率模型［11］也被广泛运用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

关于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和过程是复杂的。目前学者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大致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筛选效应、溢出效应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形成绿色经济效率的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12］；（2）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不产生直接作用，但产业结构调整对绿色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企业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难以跟进技术创新的速度致使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着［13，14］，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劳动效率的改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资本效率的改善，进而推动绿色经济效率［15］；（3）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阶段性、非线性等特征。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处于不同的阶段［7］，且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先抑制后促进的 “U”型非线性关系［16］。

综合以往文献可知，在研究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相互关系过程中，大多数学者只将其部分进行考量研究，而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作为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路径之一，鲜少涉及其对绿色经济效率作用机制的直接探讨；另外，绿色发展是以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与产业的营利性存在一定矛盾。那么绿色经济效率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存在某种非线性关系，但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探究。因此，本文以绿色经济效率作为评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丰富以往文献关于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系统分析三者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

传统DEA模型难以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题。基于此，Tone［17］将松弛变量引入目标函数中，提出了非径向和非角度的SBM模型，然而SBM模型无法区别有效决策单元的效率，进一步，Tone［18］结合超效率DEA模型和SBM模型的优势，定义了超效率SBM模型。因此，本文选取超效率SBM模型，既考虑了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题，又考虑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效应问题，同时解决了有效决策单元之间的效率排序问题，模型如下：

式 （1）中，λj表示DMU的权重变量；m、s、t为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个数；和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x、y、b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鲜有研究考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而，本文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引入模型中，探讨环境规制是否可以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绿色经济效率。若二者交互项为正，则说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绿色经济效率，设定的面板模型表达式如下：

式 （2）中，i和t分别表示各地区和时间，Geeit表示i省 （市）在t年的绿色经济效率，ERit表示i省 （市）在t年的环境规制水平，PCit表示i省 （市）在t年的产业结构水平，Xi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产业结构的调整既存在产值增长正向效应，又存在污染排放负向效应。因此，为进一步分析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阶段性影响，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阶段性影响。设定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文学作品在浩瀚的文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大多数公共图书馆的馆藏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编目机构在采用《中图法》来组织处理文学作品的归类时，历来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

式（3）中相应变量的含义不变，d（*）为示性函数，q表示门槛变量，λ为特定的门槛值。若门槛变量选择是合理的，且门槛估计值通过显着性检验，则β31和β32的符号或估计值应显着不同。

2.4.1 绿色经济效率测算指标

本文借鉴许宁等［19］的研究并加以改进，构建绿色经济效率指标体系，详见表1。其中，由于资本存量在统计年鉴中无法直接获取，因此本文采用Pittman［20］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

表1 绿色经济效率测算指标

2.4.2 面板模型的变量界定

表2具体阐述各变量的定义，其中，核心变量：（1）环境规制 （ER），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尚未有定论。既有持促论，也有持抑论； （2）产业结构 （PC），通常情况下，第二产业占比越大，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效应越明显。另外，适度的环境规制会加速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绿色经济效率。因而，引入两者的交互项是有必要的。控制变量：考虑到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本文选取以下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 （RGDP），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2）固定资产水平 （FA），一般来说固定资产能够有效拓展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进而影响绿色经济效率；（3）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FDI），通常来说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带来的高污染高消耗等问题也会造成绿色经济效率降低，因而有待进一步验证。

表2 回归模型的变量定义

本文针对2008～2018年国内30个省份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包括西藏、港、澳、台地区）的年度数据展开研究。相关数据的收集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等。

本文通过MyDEA1.0软件，将确定的投入与产出指标代入超效率SBM模型获得2008～2018年我国30个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同时，本文划分东、中、西部3个区域以便综合评价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整体状况，详见表3。

从空间分布来看，2008～2018年期间全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均值为0.60左右，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显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0.75～0.80范围内波动，其中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绿色经济效率处于有效前沿面水平。就中、西部地区而言，其绿色经济效率均值介于0.40～0.50之间，远低于东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其中河北、辽宁、山西、贵州等地的绿色经济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总体来看，这可能是由于地区之间历史因素、资源禀赋等差异造成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整体水平呈现 “东高西低”依次递减的梯形分布态势。

表3 2008～2018年中国绿色经济效率

图1 绿色经济效率核密度图

3.2.1 检验结果

（1）检验面板数据的个体效应，F检验中P＝0.000＜0.050，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更好； （2）检验面板数据的时间效应，LM检验中P＝0.009＜0.050，即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3）采用Hausman检验得出P＝0.004＜0.050，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鉴于绿色经济效率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性，故分别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便更好的观测样本的个体差异性，结果详见表4。

表4 变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回归结果

3.2.2 结果分析

（1）全国层面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从全面层面来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0.165）存在抑制效应，这可能意味着环境规制的修正成本较大，难以有效改善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显着负值 （-0.083），说明第二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越高越不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尽管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均为抑制作用，但二者的交互项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显着正值 （0.179），说明环境规制可以有效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进而促增绿色经济效率。

（2）不同区域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就东部地区而言，在5%显着性水平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的系数为显着负值 （-0.320），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抑制作用；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不显着，影响程度较弱，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为显着正值 （0.371），说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可以通过环境规制这一手段促增绿色经济效率。

就中部地区而言，环境规制对其绿色经济效率的系数值为显着正值 （0.167），说明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显着正值 （0.092），有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为显着负值 （-0.168），说明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可以抑制产业结构有效升级进而促减绿色经济效率。

就西部地区而言，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及其二者的交互项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尚不明显。其可能原因在于目前我国80%的资源型城市分布在西部地区，基本形成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问题尚不能利用环境规制这一手段有效倒逼产业结构转型，无益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

综上，各区域的政府管控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着差异，使得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既存在抑制又存在促进作用；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产值增长正向效应与污染排放负向效应之间难以平衡，造成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不一致。

（3）其他控制变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其对全国的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正，有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分区域看，经济发展水平对中、西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显着为正，对东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这可能是由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而东部地区经济稳定平缓的发展，波动起伏较小，使得其影响不太明显。

从地区固定资产水平来看，其对全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显着为正，有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从区域层面分析，东、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显着为正，对西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影响不显着，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固定资产的投入增加了能源的消耗，加重了环境污染等负向效应，无益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无论是全国层面亦或是东、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显着影响绿色经济效率且为负值，这表明外商对企业投资可能集中于污染产业，加大了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进而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产生抑制性；由于西部地区市场开发程度较弱，生态环境脆弱，使得外资企业对西部的投资较少，导致其对绿色经济效率不显着。

3.3.1 检验结果

面板回归模型验证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可作为一种有效的内部传导机制显着影响绿色经济效率。因此，上述研究给本文一个新的启发：产业产值增长正向效应与污染排放负向效应之间是否存在拐点，能够显着作用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进而影响绿色经济效率，即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若干个 “门槛”，使得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着的阶段性差异。

表5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根据表5门槛回归结果，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先促进、后抑制、再促进的作用。当PC小于门槛值-2.084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系数的估计值为0.267，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当PC介于两个门槛值-2.084和0.193之间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向发生突变，系数由正值变为负值，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着抑制作用；当PC大于0.193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显着为正，系数估计值为0.176，相较于第一门槛回归，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减弱。

3.3.2 结果分析

当产业结构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能够显着促进绿色经济效率，这可能是由于在环境规制实施过程中，随着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减少，削弱了污染排放强度，产业结构调整更多地依赖于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因此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交互效应越强，绿色经济效率越高；当产业结构水平处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交互项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负向驱动作用，原因在于第二产业带来的三废排放问题远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形成了 “以环境换增长”发展模式的产业格局，此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必然引致企业成本增加，导致大量企业过度淘汰，进而降低绿色经济效率；当产业结构超过第二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可能原因在于第二产业产值增长效应大于非期望产出的负向效应，进而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有效的驱动作用。

本文通过描述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特征，重点探究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发现：（1）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具有显着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抑制作用；中部地区通过环境规制有效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作用效果不显着；（2）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着的双重门槛效应。总体来看，在产业结构的双重门槛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呈 “N”型走势；（3）各控制变量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存在差异性。外商投资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负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正效应。

根据上述结论，从3个方面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提供建议： （1）合理调控环境规制手段。要充分认识环境规制水平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显着差异。各地区应以企业的可承受范围为根据进行滚动修改，创新多种环境规制方式，依靠政府的强制性和市场的激励性，充分挖掘环境规制驱动绿色经济效率的潜力；（2）合理控制第二产业规模。当第二产业规模在第一门槛值时，非期望产出的减少能够极大发挥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效应，产业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持续有效地推动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3）合理制定外商准入机制。提高引资质量，鼓励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外资企业投资，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政府需要推进自贸区建设，引导外商投资，优化营商环境，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吸引高水平外商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