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计算产业中公有云发展的中美比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学院,北京 100871)

2006～2010年，发达国家云计算产业加速发展，美国云计算产业处于引领的势头。对中国政府和企业而言，云计算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11年十二五规划到2017年，近8年间，中央及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云计算产业扶植政策，提供指导性建议，增加资源投入，力求加快发展云计算产业。

就目前状况看，中国和美国相比，在云计算产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在公有云市场参与者运营能力领域，与美国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研究中国云计算产业和云计算服务状态，尤其是研究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和公有云运作机制，和美国相关领域进行比较，进行战略思考，寻找原因及战略对策，将对中国云计算产业及公有云平台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在云服务中更加关注公有云服务的优势，有3个原因：（1）公有云能够助推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实施创新。公有云具有 “服务弹性高、自服务灵活、易于获得”等特征［1］，能够帮助企业汇集不同资源、组建多样化团队、促进跨区域协作，进而促进企业创新；（2）公有云能够满足国内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最迫切的需求。对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而言，节约成本、提升信息技术能力、降低信息技术能力要求等，是这类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公有云服务的 “低成本、高弹性、高可获得性”能够很好满足这些企业的需求；（3）在网络安全方面，对中国广大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而言，公有云服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并不具备构建具有高等级安全属性的本地私有云的资源和能力，而国内较大的公有云服务供应商都有专业的网络安全团队，同时与第三方合作，可以为公有云租户提供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及各类用户可根据自身情况去选择公有云不同的服务模式。不同的服务模式有不同的功能，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往往由于资金基础和经营规模，不能像大企业那样做更高更大的选择。所以，识别公有云不同的服务模式有特别的好处。分别来看，用户可以通过 “基础设施即服务”快速计提大规模的云基础设施资源，减少IT运营成本及资本支出。通常，国内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不具备搭建成熟IT系统的能力，也不太可能在IT系统构建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公有云 “基础设施即服务”能够以一种经济、高效的方式满足企业对IT基础设施的需求，能减少用户在基础设施运营、维护等方面的资本投入和管理难度，因而直接租用由第三方提供的高性能服务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公有云的 “平台即服务”为用户提供了个性化软件开发、部署及管理的综合平台。用户无需聘请专业人员进行主要组成部分的构建、运行和维护，可大幅降低软件开发人员的工作量，并减少组织响应市场变化的时间［2］。通常，国内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源用以软件平台开发，也缺少负责软件开发、测试及维护的人力资源。对这类企业而言，降低个性化软件开发所需的成本和技能要求至关重要，提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能够提升在竞争中取胜的可能性。不仅如此，一些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依靠独立软件供应商为它们提供个性化应用，公有云 “平台即服务”能够为这些应用提供高性能、高弹性的运行环境［3］。

用户可以直接使用公有云 “软件即服务”中的应用性软件，减少应用参数配置的成本和难度，并且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随时计提额外的云资源。这种服务模式消除了很多高昂的初始成本，如传统模式下应用初始授权和安装产生的费用。对国内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而言，此项服务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降低应用使用成本。同时，公有云 “软件即服务”能够帮助企业从构建和管理IT基础设施及全部软件栈的过程中解脱出来，让这些企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能够帮助实现商业目标的服务特性的使用方面。

此外，公有云计算技术能够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加速升级中国制造业。由中心控制的数字制造模式向智能制造转变，要求各生产制造环节具备很强的感知、理解、处理外部变化的能力，这些能力的构建，需要人工智能技术和公有云计算技术共同推动，而人工智能的实现需要公有云计算的支持。具体来讲，为了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更好地与人、产品、其他机器进行交互，需要对生产过程中生成的大规模数据不断进行学习，而这种学习需要算法和计算能力的支撑。同时，生产流程的优化，需要对生产数据进行实时搜集、存储、分析、预测，都需要强大计算能力的支撑。对于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尤其是大量的中小企业，自己动手搭建高性能数据中心用以构建存储、分析、预测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利润率偏低，难以有足够的资本来搭建云服务基础设施，这对实现 “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制造业的订单数量比较容易出现季节性、周期性的变化，订单数量高峰期单位时间产生的数据量远远大于低谷期的数量。这种情况下，对那些即便担负着很大的成本压力和运营风险，仍然想要自己动手搭建数据中心的中国制造企业而言，面临的问题是，应该按照波峰的数据量搭建，还是按照波谷或均值的数据量搭建？如果按照波峰来搭建，那么在波峰以外的时间段就存在着大量的存储及计算资源冗余，增大制造企业的成本负担。如果是按照波谷或均值来搭建，那么数据量大于数据中心承载能力的时段，将出现数据存储、计算能力的严重不足，进而干扰企业的正常运营。另外，中国制造业企业还面临着更多的供应商、消费者等相关利益者参与进来，实时共享数据并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问题将更加突出。由此看来，许多中国制造业企业让第三方提供公有云服务而避免自己动手搭建云计算基础设施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此外，制造过程中人工智能的实现，不仅需要企业具有获取及存储海量数据的能力，还需要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通过基于海量数据的训练及学习，来实现生产运营的智能化。即便有些中国企业能够构建本地私有云，它的计算能力和扩展性也远不及第三方提供的公有云服务。因而，中国制造企业智能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公有云计算能力。公有云计算通过与其他新兴技术的交互、融合，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业升级和转型。

公有云服务的特点和优势、公有云服务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中国转型中的企业及各类用户，尤其对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创新发展会有积极、现实的帮助。究竟如何判断其趋势、发展状态如何、将遇到什么重要问题、从战略上如何思考，除了总结中国自身的经验以外，还要借鉴云计算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状态及路径。美国是先行国家，无论是政府政策还是企业经营，对中国云计算产业及公有云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市场规模反映整体的积累状态。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仍处于对发达国家的追赶阶段，中国云计算起步较晚，云计算能力有限，产业规模相对较小，大量潜在需求没有转化为实际购买行为。中国云服务市场有很大的增长潜力。2016年，国际数据公司［4］对中国和美国的公有云市场规模进行了预测 （见图1）。

图1 2014～2020年中国和美国公有云市场体量预测（单位：亿美元）

图1数据显示，2014～2020年，中国公有云市场规模预计将从9亿美元增长到5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3.2%，呈现较快速的成长态势。相同观察期内，美国公有云市场规模预计将由382亿美元增长到1235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1.6%，比中国低11个百分点。尽管从公有云市场增速来看，美国低于中国，但美国公有云市场规模远远大于中国。美国云计算发展起步最早，云计算能力及服务需求旺盛，产业发展的规模大、质量高。按照国际数据公司 （2016）［4］预计的增长率发展，快速增长的中国公有云市场，2020年的预测规模仍然远远不及同期的美国，规模差距将从373亿美元 （2014年）增长到1183亿美元 （2020年），差距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1.2%。直观来看，导致规模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中国公有云市场的增长基数远小于美国同期。

深入分析中美公有云市场体量差异较大的原因，发现：中国公有云市场有大量的潜在需求没有得到充分释放。潜在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小企业及初创企业。这些企业数量众多，多数情况下，存在信息技术投资不足及信息化水平过低的问题，快速增长的业务需求和管理对内部信息系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急需一种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摆脱IT困境。公有云服务能够满足国内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现阶段最迫切的运营需求，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及初创企业选择公有云服务，预示未来的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另外，中国公有云市场的大量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购买行为的速率比较低。基于国际数据公司 （2016）［4］的数据，中国公有云市场增长过于缓慢。尽管中国的年复合增长率比同期的美国高出约11个百分点，但在2020年中国的52亿美元的预计市场规模仍然远远低于美国在2016年的水平 （624亿美元）。导致 “需求转化速率低”的原因，就买方而言，尽管公有云服务对化解企业IT困境大有裨益，但出于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担忧，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做法，使很多国内企业不愿把业务迁移到公有云上。就卖方而言，很多因素促使多数中国公有云服务供应商无法提供和美国一样的优质服务，因而不能达到用户期望。相比美国，多数国内公有云供应商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技术水平不够高，降低了服务能力和稳定性。同时，网络带宽成本高，又提高了使用成本，这些因素导致了云服务质量无法达到预期。在买卖双方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延缓了国内公有云市场的潜在需求向实际购买力的转化。

国际数据公司 （2015）［5］对中国公有云细分市场成长性进行了预测 （见图2）。2016～2020年，“基础设施即服务”在中国公有云市场的占比保持在60%左右的水平，始终为最大的细分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26.9%； “平台即服务”始终为最小的细分市场，在中国公有云市场占比约3%，年复合增长率为39.9%； “软件即服务”的占比保持在36%左右，实现26.3%的年复合增长。仅从增长速度来看，中国公有云市场上， “平台即服务”的增长最快， “基础设施即服务”和 “软件即服务”的增速次之。若将3种细分公有云服务的增长基数考虑进来，在2016年，中国 “平台即服务”的市场规模远小于其他两种细分公有云服务，尽管它的增速高出其他两种服务约13个百分点，到2020年，“平台即服务”仍然是中国公有云市场最小的细分市场。此外，中国 “基础设施即服务”市场在2016年的规模大于 “软件即服务”，尽管观察期内二者的预计年复合增长率很接近，前者到2020年的规模仍然大于后者，并且它们的规模差距不断扩大，将由5.1亿美元（2016年）增加到13.6亿美元 （2020年）。

图2 2016～2020年中国公有云细分市场成长性预测（单位：亿美元）

中国公有云市场结构和发展态势与美国及全球市场有很大不同。按照国际数据公司 （2015；2016）［6，7］对全球公有云细分市场及美国市场占比的预测来看，2015～2020年，全球公有云市场上，“软件即服务”占比最高，保持在68%以上，市场规模以18.2%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将由577亿美元增长到1334亿美元； “基础设施即服务”的占比次之，将由16.3%增长到22.4%，市场规模将实现28.2%的年复合增长，由126亿美元增加到436亿美元； “平台即服务”占比最低，约9%，市场规模将实现20.8%的年复合增长，由70亿美元增长到180亿美元。尽管全球公有云“基础设施即服务”市场的增速比 “软件即服务”高出10个百分点，但由于前者在2015年的增长基数远小于后者，到2020年，“基础设施即服务”的规模仍然与 “软件即服务”有898亿美元的差距，这点与中国公有云市场恰好相反 （见图3）。

图3 2015～2020年全球公有云服务细分市场成长性预测（单位：亿美元）

美国公有云市场的结构及发展趋势，可以由全球公有云市场间接观测。从国际数据公司 （2015；2016）［6，7］的预测来看， 2015～2020 年， 美国公有云体量约占全球的2／3，美国公有云市场的构成情况，即3个细分市场的占比及增速，会显着影响全球公有云市场。因此，可以做出以下推断：“软件即服务”在美国公有云市场占比最高， “基础设施即服务”占比次之，并且前者的增速大于后者；“平台即服务”占据最小的比例。相比之下，2015～2020年，中国公有云体量仅占全球比例很小且呈缓慢下降趋势，将由3.5%减小为2.7%，因而，中国公有云市场结构不会显着影响全球市场。

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的结构状态，与美国情况恰恰相反。中美公有云市场构成差异显着，原因主要有2个：

（1）中美公有云产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形成阶段性差异。中国位于发展初期，基础设施的大范围云化尚未完成，而美国处于相对成熟的阶段，已经开始进行云计算的广泛应用。 “基础设施即服务”位于云架构的最下层，是发展上层业务的前提，需要最先被完善。华为公司［8］研究指出，中国基础设施云化率①得分为2，美国得分为8（10分为满分），中美相差很大。这个差异说明中国公有云市场的发展从基础层开始大幅落后于美国，基础设施层面的完善程度将制约上层的软件和平台服务的发展。中国的基础设施云化率很低，限制了 “软件即服务”的发展，呈现出 “软件即服务”的规模小于 “基础设施即服务”，并且二者的规模差距不断增大。相比之下，美国云基础设施层面布局更加完善， “软件即服务”获得了更加快速的发展，使其体量比 “基础设施即服务”增长更快。因而，为推动中国公有云市场整体向前快速发展， “基础设施即服务”亟需提升和完善；另外，未来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有巨大的增长潜力。短期来看，中国公有云 “基础设施即服务”市场将率先实现快速发展，并释放大量的潜在云化需求，有可能呈现比美国和全球更强劲的增长态势。以更长的时间窗口来看，伴随基础设施云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公有云 “软件即服务”和 “平台即服务”逐渐走向成熟，吸引更多的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内公有云服务市场上的占比不断增加。

（2）中美公有云产业的发展受到使能技术水平高低的影响程度不同。华为公司 （2017）［8］对中美两国五大使能技术 （Enabling Technology）进行了横向对比。五大使能技术包括：宽带、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其中，宽带直接影响云服务过程中的数据通信 （用户、机器数据的搜集和发送）的易获得性、易支付性、安全等级及响应能力。在这个维度上，中国发展水平（69分）与美国 （74分）相差不大。数据中心能够支持高性能计算和数据存储，影响云服务的可接入性、可扩展性、响应能力及计算能力，直接影响基础设施层面的公有云服务质量，进而影响平台层和软件层服务的性能。在这个维度上，中国 （43分）远远落后于美国 （85分）。云计算能力决定云服务的可接入性、可支付性、安全性、响应能力等，同时影响3个层面的公有云服务质量。在这个维度上，中国 （48分）远远落后于美国 （88分）。由此可见，数据中心的质量和云计算能力的水平共同影响用户体验，与潜在用户需求转化为实际购买行为的速率正相关，是促进中国公有云市场快速释放潜在需求的关键，未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当关注这两个方面的建设。此外，具备优秀的云计算能力是发展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前提。在大数据方面，中国得到35分，而美国得到88分；在物联网能力上，中国得到40分，而美国得到63分，中国同样远落后于美国（华为全球联接指数，2017）［8］。美国凭借在数据中心和云计算能力两个方面的优势，在云计算的其他场景应用领域取得了很好的表现。相比之下，中国在数据中心和云计算能力上的不足，限制了其在云计算应用层面的发挥 （见图4）。

图4 2017年中国和美国五大使能技术对比

中国公有云产业在追赶美国的过程中，在战略层面，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改变：

（1）中国企业和政府应该加大云计算相关领域投资，如电信、数据中心、云服务、物联网及大数据，这些领域的发展直接影响五大使能技术的构建。通过构建十分制衡量指标 （分数越高表明一个国家在某一领域的投资越大）②，华为 （2017）［8］研究指出，中国在上述云计算相关领域投资远远小于美国。其中，电信服务提供商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中国得分为4，而美国为9；数据中心基础架构投资方面，中国得分为4，美国为10；公有云服务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得分为3，美国为10；大数据分析工具的投资，中国得分为1，美国为8；物联网相关投资，中国为2，美国为4。值得一提的是，强大的云计算能力可以推动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发展。国家云化率在3%左右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大数据和物联网的鸿沟区间，跨过这个鸿沟区间，就能推动政府和行业在大数据和物联网上的蓬勃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商机。美国已经跨越这个鸿沟，对中国而言，政府需要构建更好的云生态以便帮助跨越鸿沟 （见图5）。

图5 2017年中国和美国云计算相关领域投资对比

（2）中国政府和云服务供应商应当努力改变国内企业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2017年中国IT基础设施云化率不足1% （华为公司，2017）［8］，大部分IT系统还运行于传统的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尽管云服务具有诸多传统IDC服务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大多数IDC用户仍然没有 “迁移意向”，使得中国公有云市场的未来发展速度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传统IDC业务的转型以及传统IT架构思维方式的改变，是国内云服务推广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中国政府和云服务提供商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影响传统IDC用户 “迁移意向”的因素还包括对云计算的认识不足，以及对云安全、隐私安全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担忧。对比中国的发展，美国公有云 “基础设施即服务”和 “软件即服务”已经进入广泛的应用阶段，政府大力推进云计算在政务、教育、医疗等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庞大的市场规模表明公有云在美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用户基础。借鉴美国经验，中国应当加快云计算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中国政府和国内大型云服务供应商应当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带头作用，并将应用成果及时向公众展示，传递云计算相关知识。

公有云市场参与者的数量和状态直接影响该市场的竞争及发展态势。中国公有云服务供应商处于世界前列的比较少，美国公有云市场参与者具有明显的优势，中美公有云市场参与者的经营状态差别比较大 （见表1）。

表1 2016年上半年全球五大公有云服务提供商运营情况

国际数据公司对全球公有云服务供应商按照2016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进行排名，并给出排名前5位的供应商的市场表现数据。表1显示，总部位于中国的公有云服务供应商，仅有阿里巴巴公司1家入围，排名第4位，持有3.1%的全球市场份额，营业收入为2.6亿美元，与排名第5位的RackSpace较为接近，但与排名前3位的企业差距很大，观察期内阿里云的营业收入不到亚马逊云的1／10，仅为微软云和IBM云的1／2。尽管如此，阿里云传递了一条乐观信息，它的同比增速高于其他4个竞争者。凭借在中国市场的良好表现，阿里云实现了122.8%的同比增长率，市场份额同比正增长。阿里云的同比增长率比亚马逊云高了近1倍，比微软云和IBM云分别高出近40个和60个百分点。排名第5位的RackSpace同比增长率为负值，同比增长率差异也为负值，市场份额在逐渐缩小。从前5名公有云服务供应商总部所在地来看，仅有1家位于中国，其余4家位于美国。其中，亚马逊云排在第1位，持有45.5%的全球市场份额，其营业收入大于排名2～5位供应商的总和，并保持了60.5%的同比增长率。由于亚马逊云的增长基数远大于其他公有云服务商，因而，在2016年上半年，亚马逊云营业收入的增加量远大于其他参与者。从全球公有云服务市场的集中度来看，前5名供应商共持有64.3%的份额，其中，前3名美国企业持有58.3%的份额，中国仅占3.1%。说明美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大的公有云市场体量，其云服务供应商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中国公有云供应商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借鉴美国，中国政府应当注重国内公有云市场的培育和保护，中国公有云计算企业应当重视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在中国公有云“基础设施即服务”领域，阿里巴巴处于优势地位。从国际数据公司（2016）［9］公布的数据来看，2015年阿里云占据中国公有云 “基础设施即服务”市场最大的份额（31%），远远高于其他供应商，是排名第2位的天翼云（13.1%）的2.4倍，全年营业收入2.6亿美元，并保持80.7%的年增长率。中国联通沃云的营业收入为6350万美元，占据7.6%的市场份额，略高于世纪互联云 （见表2）。

表2 2015年中国公有云 “基础设施即服务”市场参与者运营情况

从表2的数据来看，总部位于美国的公有云“基础设施即服务”供应商在中国市场上表现平平。微软云授权实体 （世纪互联云）在2015年的营业收入为6110万美元，不足阿里云的1／4。亚马逊云 （中国业务）在2015年实现3610万美元的营收，约为同期阿里云 （中国业务）的1／7。然而，观察期内微软云和亚马逊云的增速均超过了100%，高于绝大多数中国公有云 “基础设施即服务”供应商，呈现了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美国公有云服务商进入中国之初，遭遇了比较多的水土不服。因为中国监管要求进入中国的外国云服务供应商，必须找到有牌照的中国合作伙伴，在华生成的云数据不能流向中国大陆境外，并且所有的技术服务都由中国企业来提供；而且为提供高质量公有云服务，国外厂商需要在中国境内搭建高性能公有云基础设施，如数据中心，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完成。随着与中国企业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以及大规模云基础设施的落成，国外公有云企业，主要来自美国，如微软公司和亚马逊公司，步入了快速提升 （中国）市场表现水平的阶段，实现了更大的年增长率。尽管在2015年营业收入排在前3位的中国公有云 “基础设施即服务”企业共持有51.7%的市场份额，呈现了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但中国企业应当意识到已经到来的来自国外厂商强有力的竞争，正视在中国及全球市场竞争中，与美国优秀企业的差距，立即着手自身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并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因而，借鉴美国优秀公有云服务供应商，对中国公有云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大有裨益。

从公司集合、市场及政府角度看，云计算存在发展路径及战略性的问题。总体上看，中国和美国的云服务市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困境和挑战，两国政府和云计算服务供应商在应对方式和发展路径上有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战略思考。云计算由网格计算 （Grid Computing）发展而来，克服了后者存在的诸多限制及缺点，能更好地满足用户对庞大计算量、高计算速度、更多资源获取方式、低成本等方面的需求。与网格计算相比，云计算在技术层面上有很大不同，如云计算支持虚拟化，而网格计算不支持。但网格计算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如如何构建分布式计算的基础设施，可以为云计算提供指导和借鉴。网格计算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随后在美国得到广泛发展，因而对美国而言，从网格计算到云计算，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渡，二者的一个共同点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另外，网格计算发展的过程中，电信、数据中心等IT领域在美国同步快速发展，为云计算的广泛应用打下良好基础。

美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历程，有3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时点。第一个重要的战略时点是2006年。这一年，亚马逊公司推出全球第一款公有云服务产品：弹性云计算 （EC2），主要提供基础设施层面的服务，用户可以租用亚马逊的虚拟机来运行自己的应用。随后，谷歌推出基于浏览器的公有云 “软件即服务”产品：Google Apps，这款产品以一种可靠且容易使用的方式向用户传递服务，对使用者来说几乎没有技术门槛。随后，2007年，Salesforce公司推出了 “平台即服务”产品：Force.com。用户可以在Force.com云平台上开发、部署自己的服务。2008年，微软推出Azure云产品，支持不同编程语言及框架的综合云产品。第二个重要的战略时点是2008年。美国云服务供应商开始关注私有云领域，力图解决消费者市场对公有云的安全性较为担忧的问题。同年，微软推出虚拟化管理软件 （Hypervisor）：Hyper-V，帮助用户更方便地将虚拟机上的资源转移到私有云。随后，Eucalyptus公司和OpenStack公司分别推出开源云平台，为用户提供云环境安全性检测。第三个重要的战略时点是2012年。微软推出私有云和公有云混合的混合云产品，该产品通过为用户提供私有云服务来降低用户对公有云安全的担忧，同时让用户享受公有云服务的高计算性能。

在上述每个战略时点前，全球市场上均没有相似的云产品可供美国企业借鉴，产品开发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带动云服务类型发生改变的美国亚马逊、微软、谷歌等优秀云企业，在边实践边推进的状态中进行新产品开发。新产品的出现是基于云企业对市场未被满足的需求的理解和对市场变化的准确判断。用户需求带动了产品创新，新产品反作用于有需求的用户，进一步促进美国云计算市场的发展，美国企业是推动云产品及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从IT基础设施构建及云计算应用推广方面看，美国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在网格计算发展阶段 （1990～2010），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国内IT基础设施建设，使得美国在IT相关领域领先其他国家，为云计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外，2011年至今，美国政府积极推进云计算在政务云、医疗云等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发挥云计算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的优势。

相比美国，中国云计算产业起步较晚。2006年亚马逊推出第一款云产品 （EC2）时，中国政府和企业还没有意识到云计算的发展前景和重要性。2010年，中国企业 （阿里巴巴和腾讯）开始发展云计算业务，中国政府开始关注云计算产业的发展，而此时美国已经进入了公有云广泛应用及私有云和开源云的创新阶段。中国云计算市场发展初期同样是从公有云基础设施开始的， “基础设施即服务”处于云计算企业和行业发展的战略层面，尽管业务发展初期不赚钱，却是构建国家核心能力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建设，“软件即服务”和 “平台即服务”等上层业务的发展就要依赖第三方，这在战略上就会造成长期被动。

中国企业和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来应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云计算产业扶植政策。2010年，云计算被中国政府定义为战略新兴行业，各级政府通过战略投资和政策积极推进中国云产业发展。2011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1～2015）》［10］， 将云计算列为优先发展对象，并作为中国IT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同年，中国科学技术部颁布的 《国家 “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11］指出， “中国云”工程应当重点关注3个方面：（1）基于本土技术发展 “中国云”解决方案；（2）掌握高性能计算的核心技术；（3）建立国家云计算平台，并培育发展云计算相关产业。此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规划中概述了几项云计算相关工程，并强调了云计算在其它领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十三五”期间，突破云计算关键技术、加强云服务平台建设、推进行业信息系统向云平台迁移将成为云行业发展重点。云计算凭借自身优势将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除关注云计算本身发展外，中国政府还可从其他两个方面学习、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政府应着重加大网络通信基础设施、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大数据分析工具、物联网技术及架构等领域建设的投资，并更加积极地推进云计算在不同场景下的广泛应用，改变对传统互联网数据中心的依赖，提升云化率，释放潜在需求。

注释：

①云化率：指可迁移至云平台的IT预算占比，用于衡量公有云服务需求。（计算口径：IT投资占比）

②将各指标的实际分值与2020年的目标值进行对比，“1分”表示实际值不到目标值的10%；“2分”表示实际值在目标值的11%～20%之间，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