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丽?赵泰
摘要：大运河自开通至今对运河两岸产生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影响。运河两岸人民的生活、技艺等是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运河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大运河河北段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民风朴实，加之农耕文明的特点，两岸非遗随着大运河的变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轨迹，融入了河北人民的生活肌理中。
法国著名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关于人口与生产关系的涨潮和落潮的潮汐体系理论。他认为，如果人口增长了，生产和交换就会增加；在荒地、树林、沼泽或高山的边缘地带的种植业就会发展；手工工场就会兴旺；村庄和城市的规模就会变大；流动的人口就会增多。
马克思说：“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运河滋养了两岸的人民，而两岸的文化也是在运河南北交融的作用下产生的。
作为人类遗产，中国大运河不仅是规模庞大的航运工程体系，还是规模巨大的文化遗产廊道。从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到元明清大运河贯通，再到近代，中国大运河沿线一直是中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商贸兴盛、人才济济的地区，也是中国文化艺术最活跃的地区，文学、艺术、戏剧、书法绘画、音乐高度繁荣，各种文学艺术、戏曲、绘画、杂技等文化精品沿运河而生，为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助力。
大运河在河北段的历史演变
运河文化带与非遗的共生
大运河河北段的历史悠久，始于东汉末年，曹操驻军河北并开凿白沟，实现黄河以北与河南运河的联通。元明清时期，该段运河主要沿用隋朝永济渠路线。至20世纪60年代，河北运河仍具通航能力，但因上游修建水库和设闸，20世纪70年代全线停航。
大运河河北段长约530公里，穿越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等城市，包括北运河、南运河、卫运河等部分。廊坊段长约20.38公里，流经香河县。沧州段全长215公里，促进周边城镇发展。衡水段长约179.05公里，北接南运河，南连卫运河。邢台段现称卫运河，长约58.1公里，连接临西和清河。邯郸段大运河全长141.8公里，流经魏县、大名、馆陶等县，并留下了如古永济渠、尖冢码头、大名府等运河历史遗迹。河北省境内的大运河以其较少的人为干预和大部分原生态的景观风貌为特色，尤其是南运河段，这是河北省内运河最为突出的特色优势。
大运河文化带河北段拥有码头、闸坝、古城、驿站、沉船遗址等丰富且珍贵的文物遗存，还有文化艺术、名人故事、民间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邢台的油坊码头、廊坊的红庙码头、沧州的泊头清真寺等保存得非常完整，沧州武术、吴桥杂技、馆陶皮影等文化艺术形式丰富多彩。多样化的河北大运河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了悠久的燕赵文化历史，丰富了河北省大运河文化带的历史文化内涵。
非遗不仅是这条文化带的集中体现，更是在文化带自身丰富过程中与其共生的产物。大运河开通后南北沟通频繁，运河两岸许多民众的生活开始发生改变。不仅南方的物资需要北上，还有一些艺术与生活习惯随着朱棣北迁后也在不断北移，这一条北移的线路载体就是大运河。通过观察大运河河北段的非遗，可以将其分为戏曲类（沧州青县哈哈腔、沧州落子、馆陶县冀南四股弦）；手工技艺类（邯郸魏县传统棉纺织技艺、小磨香油传统技艺、磁州窑烧制技艺）；武术类（劈挂拳燕青拳、杨氏太极拳）、民俗绝活技艺类（霸州高桥、廊坊灯会、廊坊左各庄杆会、苏桥飞叉会、沧县狮舞、吴桥杂技、武安傩戏、冀南皮影戏）等。
以上分类并非专业非遗分类，但是通过这样的分类可以更加直观地观察非遗如何与大运河文化带共生。大运河的非遗具有独特的地位和特点。它不仅局限于大运河沿线省市范围内的所有非遗项目，也不仅是由运河直接派生的非遗项目。相反，“运河文化带非遗”是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概念，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生态圈或完整的文化体系。在界定大运河非遗时，不应仅关注其地理位置，而是应该更深入地探究非遗技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因为非遗的形成和发展往往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同时，需要考察非遗与运河环境、运河功能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可能表现为非遗技艺在运河文化中的独特表现形式，或者运河文化对非遗技艺产生的深远影响。例如，明清时期南方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此背景下，戏曲艺术得以发展，昆曲北传，徽班进京，这一条北上的水路开始对两岸的地方戏曲产生影响，徽班在北上过程中经过河北、山东一带多次驻停演出与地方戏曲融合，从而带动地方戏曲的发展。此外，明清的文化娱乐方式和社会底层教化功能都需要戏曲来完成，运河两岸的民众多因戏曲故事了解儒家思想和宗族教化。
运河与农耕文明的互动
明代颁布“随船土宜”政策允许漕运兵丁携带规定数额的土特产进行贸易，实施“随船土宜”政策极大地丰富了沿线商品市场的货物种类，使得运河两岸汇聚了各地独特的饮食材料。这种政策促进了不同地域饮食习惯的交流与融合，运河沿岸的城市因此涌现出众多融合南北风味、品种丰富的美食。同时，随着大运河的流动，各地的农业特产也得以广泛传播，进一步推动了运河沿线农业特产的交流与融合。
在此背景下，运河沿线的城市逐渐繁荣起来，呈现出“百货云集，客商络绎不绝，南北交通畅通无阻，昼夜繁忙不息”的兴旺景象。虽说这里也具有贸易的商业属性，但是土特产大多是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对农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规定土宜数额的增加，流通的土宜也越来越多。清末，漕船携带的土宜数量甚至超过了漕粮的数量，清顺治至道光年间，内河漕运兴盛时平均每年通过漕船附带的南北货物达四百二十万石，远远超过每年运往京师的四百万石漕粮之定额。
河北多地的饮食习惯和非遗美食都在此背景下形成，两岸人的饮食习惯因为农产品的丰富开始发生变化，河北段的非遗美食在京津地区依旧能够得到认同，并且有一定相似之处，这就是农产品流通的结果。例如，油炸的面食、粮食菜的制作、便于携带的“火烧”等，运河促使交通更加便利，也促进了制作特产的原材料的流通。
追根溯源，农耕文明社会孕育了非遗技艺，深入研究农耕文明可以更好地了解河北非遗的历史底蕴。河北段运河两岸从邯郸到沧州站在近代以来都有种植棉花和辣椒的区域，但是随着运河在近代的衰落，两岸种植了更多的玉米，当时并非近代才开始种植玉米，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化机械大面积使用这几十年，玉米的种植更加普遍。
受运河运输情况的影响，两岸农耕生活乡村聚落形态也会依着运河的河道改变，沿着运河形成多个乡村聚落，每一个乡村聚落在物质上的凝聚都是运河和农业发展带来的，精神上的凝聚更是在运河的影响下进行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带来的。
从生活常态到程式化艺术
运河与两岸生活的变化
在大运河两岸，非遗最初可能只是一个日常的生活习惯或者一种谋生技艺，并没有固定的传承习俗。这个过程也会依据运河的改道和非遗技艺自身的生命力进行优胜劣汰。观察河北段的非遗可以粗略分为几个类型，一是运河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非遗，与运河最初的原始功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同船工号子、船只维修制造。
二是运河运输过程中由沿岸生活衍生出的，这样的非遗在渔民、船工中广泛流传，如评书、鼓曲、相声、灯会、庙会、固定节日等。在确认鼓曲、相声为非遗之前，相声已经在北方多地存在，鼓曲更是如此。
三是运河交通发达后，明清时期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商业类非遗，包括传统的美食技艺、中药、手工技艺等。例如，邯郸魏县的土纺土织技艺、衡水故城县龙凤贡面手工制作技艺、沧州泊头传统铸造技艺、小磨香油酿造技艺等。手工类技艺最能够体现在运河的作用下从生活常态到程式化艺术的演变，多数手工技艺开始只是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随着需求量的增加和对运河南北人群的适应逐渐成为程式化的技艺，进而成为一种艺术。
四是运河沿线地区的文化活动，包括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例如，沧州青县哈哈腔、沧州落子、馆陶县冀南四股弦、沧州武术、吴桥杂技等。在河北、山东段运河两岸都有着相似的艺术文化，运河先经过河北，然后入山东，一段运河成为河北和山东的分界，然后再次进入河北省，这样行政区域并不会阻碍艺术的交流沟通，山东、河北的非遗也很多相似之处。不论何种类型的运河非遗，它们都承载着世代相传的历史脉络，遍布运河流域的各个角落。这些传统文化与运河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在相关群体的生活实践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得到传承和创新。这些文化的持续发展和丰富，为运河流域的民众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进而推动运河文化的多样化发展。
燕赵文化可追溯到战国十七的燕国和赵国，彼时中华大地群雄割据、战火纷飞。尽管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燕赵文化却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革新、求是、包容、和乐的精神。燕赵文化可分为燕文化和赵文化两大支系。燕文化，以其深沉厚重的历史底蕴著称，记载了燕昭王报复伐齐和燕太子丹谋刺秦王的故事，展现了他们慷慨悲歌的精神风貌。而赵文化则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胡服骑射特征，这种文化特色彰显了燕赵子孙的尚武精神。
因此，运河河北段的非遗具有其他地区非遗不具备的特性，在内容、程序、社会功能以及受众熟悉程度上都具有长足发展的潜力。内容完整的赵国故事可以衍生不少出戏曲非遗曲目；深入人心的战国人物形象可以提升非遗的手艺的传播程度与民众接受程度；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传统民俗、纪念日会让技艺类非遗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非遗传承人通过运河来往的人群开拓自己的眼界，增长自己的见闻，对自己的技艺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沿着运河寻找其他地区的市场。通过融合交流，再不断调整自己的非遗技艺，最终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程式化的非遗技艺。这就是燕赵文化和运河文化相互碰撞后产生的独特的大运河河北段非遗技艺的特色。唐山乐亭的皮影艺术历经了400多年的岁月沉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皮影大师齐永衡被誉为“活影人齐”，他不仅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重大影响力。他技艺深厚，手法娴熟，能够将人物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生动逼真，曾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前往法国国际木偶学院讲授影戏学，使得中国的皮影艺术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运河非遗在近代化下的生存
自隋唐开通大运河至元代裁弯取直修建京杭大运河，加之运河流经的河北地区多为农耕地区，这就决定了运河河北段在近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近代化对运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列强的侵略使得我国内在的稳定性被外界打破，原有的秩序开始瓦解，从自然经济到国家主权无一不遭到破坏。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出现以后，建设铁路开始兴起。铁路的修建意味着各个地方的资源可以实现快速调动，满足欧美各国的资本输出。特别是河北地区距离北京和天津的距离较近，铁路的修建影响着大运河运输。宏大的历史事件影响着运河的流淌，当运河失去往日的繁盛，两岸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存，当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非遗技艺也开始面临传承、发展等困难。民众的思想也受到了近代化的冲击，随着更多的娱乐方式、生活风格、西洋物品的出现，民众不再痴迷传统文化，传统非遗技艺失去原有的市场。笔者对冀南皮影戏的传承展开了田野调查，发现传承人未能意识到进入近代以后，人们没有更多的时间研究非遗技艺，而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为生活奔波，这不仅是时局动乱造成的，还受到了近代化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运河非遗社会功能的转变
大运河河北段的非遗深深地植根于农耕文明，大部分成型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清末民初。最初，非遗在乡村聚落中主要发挥了文化娱乐的功能，用于调剂枯燥繁重的日常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最大的文化娱乐活动往往包括戏曲、皮影、评书、小说等，其中多数都与非遗有着深厚的渊源。每逢社会生态中的重大习俗节日，或是农村集市上，都会涌现出这些文娱活动。同时也有一些非遗技艺在城市中得到了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运河两岸的城市日益兴盛，人员往来频繁，这为许多手工技艺和戏曲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以非遗为代表的文化项目都具有一定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这是无可争议的。特别是河北段大运河两岸乡村众多，这些文化活动在教化农民、传达统治者意志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近代社会从官方的意识形态到社会的群体认知，教育体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兴建，打破了许多过去的传统观念。地方的行政层级管理愈发明晰，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完全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社会管理良好。此时的非遗逐渐失去了过去的教化功能，而是以文娱功能出现在大众面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非遗技艺从文娱功能转变为艺术欣赏功能，许多非遗技艺成为不可多得、难以复制的艺术品，受众多以欣赏艺术的视角去欣赏非遗。大运河的社会功能也在发生转变，在恢复部分运输属性的同时，大运河具备了文化带和遗产价值的属性。运河两岸的非遗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功能属性的变化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表现。对于大运河河北段非遗的研究，需要放在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大运河河北段非遗的历史变迁及其内在的变化。
大运河河北段滋养了河北人民，更孕育了河北段非遗技艺的诞生，在商业文明、农耕文明、燕赵文化与运河文化带的融合之后，河北段非遗技艺在上至华北大地，下至中原腹地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形成独特的风格。非遗从民众赖以生存、生活的技艺成为今天的欣赏艺术，其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丰富着运河文化。
2022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大运河（河北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创新研究”（2022030302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1.邯郸学院影视学院；2.海河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