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整理出版馆藏文献，策划选题是首要前提，但选题要想申报成功并非易事。现以出版选题策划申报为例，就策划申报中出现的问题，从出版社和图书馆两方面作简要分析，并深入探讨了其解决路径，包括做好选题调研，选拔精兵强将，申报文献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以期为之后的文献开发提供参考。
图书馆是保存图书文献，传承文明的重要文献信息服务机构。信息时代，人们的文化和信息需求更加多样化。图书馆在满足人们日常文献需求的基础上，还应结合馆藏情况对文献进行挖掘、整理、开发，以拓展信息服务的广度与深度。整理出版馆藏文献是具有较强实质意义的文献开发方式之一。将馆藏文献根据读者信息需求，按专题进行汇编、整理、点校、著述后结集出版，不仅整合了古籍等历史文献，方便读者检索和利用，还提升了图书馆整理人员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然而，近年来，整理出版馆藏文献的进程缓慢、难度较大，并非易事。出版选题的策划申报便是首要的问题，原因如下。
出版社方面的原因
出版产业市场化
图书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其商品属性是出版社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出版社转企改制后，其对出版活动的投入与产出更加关注，加之身处网络时代的读者，网上阅读已成为习惯，这为实体出版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因此，在对选题进行论证时，出版社更多考虑的是选题的未来市场，如果认为某选题市场前景堪忧，那么便不会将其列入出版计划。而图书馆人以开发文献为目的申报的选题内容大多为古籍、民国文献的整理、名人资料的整理汇编等，选题出版一般投入大，销量却一般，因此选题通过率越来越低。
书号资源日趋紧张
为实现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国家出版管理机构于2018年对书号总量进行了宏观调控，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通过减量提质增效。据中国版本图书馆CIP统计数据，2018年全国各出版单位共申报各类图书选题277983种（包括初版、再版、影印版和部分重印图书选题，一个ISBN号计为一种选题），比2017年同期（307241种）减少29258种，同比下降9.52%[1]。2019年至今，书号仍呈收缩调控状态。
这一调控政策在提升图书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出版社在书号资源紧张的前提下，对各单位申报选题的质量、市场性、学术性等要求越来越高，使出版选题申报的难度更高。
对图书馆人整理著述能力缺乏全面了解
昔日出版界对图书馆人的学术水平缺乏深入认识，认为图书馆人从事图书的收集、保管、整理、借阅是行家里手，对著书立说和出版图书是外行。事实上，现阶段图书馆人的学历大幅提高，学术研究能力有了质的提升，但出版界对图书馆人申报的图书选题仍心存疑虑，即使有好的选题，又对其是否能保质保量完成持怀疑态度。出版界的这些看法影响了图书馆人图书选题的通过率。
古籍出版呈萎缩状态
古籍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古籍虽距今年代久远，阅读时有诸多不便，但其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却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因此，各馆普遍将古籍作为文献整理出版的首要选择。
古籍出版社是古籍出版的主力军。根据统计，地方古籍社在《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承担的项目超过三分之一。在五次新增补的209个项目中，有69个项目为地方古籍社申报，约占33%[2]。其出版质量也有目共睹，在前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地方古籍社荣获正奖8项，提名奖19项[3]。窥一斑而知全豹，在小众出版门类中，有如此多奖项，足以说明古籍出版社的高质量。然而，由于古籍图书的受众面小，市场需求有限，据调查，现在大多数古籍整理图书的首印量在1000册左右[4]，印量较少且利润较低，导致古籍出版均存在不同程度亏损现象。加之古籍整理出版专业性强、难度大、要求高且出版周期长，即使有效益也因周转太慢而使部分古籍出版社难以为继。上述现象致使古籍出版选题大幅压缩，部分古籍社的古籍整理选题只占全年总选题的十分之一。地方古籍社出版选题结构的调整，对图书馆人的古籍整理选题申报产生直接冲击。出版社对申报的出版选题要求较高，不但要求选题具备市场性，还要兼备学术性、史料性、稀见性甚至唯一性，这使选题申报难度加大。
图书馆方面的原因
选题缺乏市场意识
长期以来，图书馆人囿于职业环境，虽对图书馆所藏图书能够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但对图书市场却缺乏必要了解。据调查，图书馆出版最多的图书莫过于馆藏古籍书目、地方文献书目等，这些项目虽方便读者查阅，具有实用价值，但缺乏卖点，销量较低，难以为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长此以往，出版社自然对图书馆人申报的选题缺乏兴趣。
选题缺乏学术性
学术性是一部作品的本质属性，代表了作品的知识含量，也是一部作品传之久远、流芳百世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中国现代图书馆诞生以来，图书馆人以学术研究著称于世的不乏其人。曾任松坡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长的梁启超可谓著作等身，其作品涉及史学、图书馆学、目录学、佛学等学科，直至现在仍有《西学书目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作品不断再版印刷。1929年，出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在考古学、金石学、史学、图书馆学方面也有很深造诣，民国时期即有《公孙龙子悬解》《临淄封泥文字叙目》等著作刊印。1979年，齐鲁书社又组织专家出版《王献唐遗书》，共出版《山东古国考》《顾黄书寮杂录》《炎黄氏族文化考》《那罗延室稽古文字》等12本著作。进入21世纪，青岛出版社出版又出版其著作《海岳楼金石丛拓》《国史金石志稿》《双行精舍书跋辑存》《五镫精舍印话》等十余本。著名“蒲学家”路大荒先生毕生精力倾注于对山东籍名人蒲松龄的研究，其著述《聊斋全集》《蒲松龄集》《蒲松龄年谱》等，先后有世界书局、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为其出版。上述作品之所以能够刊印出版甚至多次再版，与作品蕴含的学术价值有很大关系。然而，如今的图书馆人虽学历较高，但缺乏前辈学者严谨治学的风范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以致申报的部分选题内涵肤浅且学术性较低，难以打动出版社。
选题缺乏资料性
选题要有资料支撑，特别是文献整理方面的选题，首选有完备而稀见之资料。然而，部分馆藏文献开发项目往往忽视了这些特性。其所申报的选题或仅局限于本馆收藏；或由于文献协调难度大，致使整理文献残缺不全；或调查文献未能周到细致；或所整理文献缺乏稀见性、权威性，仅是资料的堆砌；或文献开发人员对选题资料性缺乏应有的重视。资料的缺乏势必造成图书产品的先天不足，因此这样的选题往往很难通过出版社的评审。
解决的路径
做好图书选题调研工作
申报图书选题要有市场意识，只有了解社会需求、读者需要、出版社要求，才能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因此，在策划选题之前，针对选题市场前景，做好调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密切关注图书市场动态。加强与北京人天、武汉三新等大型馆配商之间的联系，因为图书馆人开发的图书选题多为古籍或民国文献的整理及学术类著作，这类图书一般通过上述销售商完成销售，掌握这些图书的销量及最终流向，对制订选题意义重大。另外，对大型图书销售网站也要密切关注，特别是要了解图书售后评论，通过评论可以获取购书者对图书的点评和了解其购买心理。yiUVjXAXxieDPKVkXqPGUQ==二是做好图书馆读者的选题需求调查。可以通过图书馆网站和问卷调查了解读者对欲申报选题的态度，也可以组织重点读者以座谈会的形式就选题展开交流讨论，并对各项反馈进行分析归纳，以决定下一步选题工作走向。三是做好出版动态研究。图书馆人应与出版人加强联系，通过联系提高对各出版社出版特点、出版动态、出版任务的了解。同时，让出版人了解图书馆的馆藏特点、读者需求动向、选题意向，旨在找到能够让双方产生共鸣的选题。
要有精兵强将以保证选题质量
做任何工作都离不开人才，策划选题、出版图书也是一样，没有精兵强将，就难以高质量地完成。如何选拔精兵强将，以下几方面可以作为必要条件。一是要熟悉藏书。不仅要熟悉本馆藏书，还应对本地区各图书馆的馆藏了如指掌，甚至是对某一领域图书在全国各地的收藏情况也要了解。例如，晚清民国时期反映山东黄河治理的文献资料，不仅山东省图书馆有该类收藏，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等均有收藏。若对晚清民国时期山东黄河治理这一选题进行整理开发，必须对上述各馆藏了然于胸，才能保证选题有材料支撑。二是要熟悉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包括该领域已有的研究，还有哪些空白和不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选题重复，保证选题的创新性。三是要有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文献开发非轻松之事，需要参与人员具备恒心、耐心、细心，才能在研究工作中发现空白，找出不足，以此制订切合实际的选题。即使选题通过也仅是成功的开始，只有真正用心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出版任务，否则必会影响之后的工作。四是要有发现高水平选题的敏感性。所谓选题敏感性是指出版选题从产生到形成的快速度，即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发现市场热点，并迅速转化成选题的反应速度。选题出版的成功离不开市场需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然而如何发现能够满足以上三点的选题，需要文献开发人员多观察、多积累、多思考和多交流，才能厚积薄发，从而及时发现选题，做好做透选题。
《山东通志艺文志订补》（以下简称《订补》）一书的出版过程反映了人才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清宣统版《山东通志·艺文志》（以下简称《艺文志》）收录先秦至近代山东人著述12300余种[5]。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该书仍存诸多遗憾，或存佚不分，或图书分类不清，或书名、卷数、流传版本和体例多有不符等，为后世的利用带来诸多不便。因此，王绍曾先生又据材料撰成《山东文献书目》，收录著述5208部[6]，但该书仍漏收不少著述。为弥补遗憾，长期致力于山东文献研究的徐泳先生以《艺文志》为本，证其讹误，补其脱漏，标注存佚，焚膏继晷，历十数个寒暑撰成《订补》。全书收录著述的数量远高于上述两书之和。尤可称许的是《订补》在继承《艺文志》优点的基础上“先列《艺文志》原文，次列订补。如此，则既可整理《艺文志》，不没孙葆田诸人之贡献，又可补其未备，兼匡其不逮。订补者，订原书之未备，补当日之缺遗。若人物行历，典故之出处，史料之来源，版本之分合、藏所，卷帙之多寡等，皆加以搜辑。《山东通志艺文志》原收之书，则补充序跋及后世之评论，纠补原文错误，并标注版本馆藏。未著录之书，仿原书之体例，首列书名、卷数，次考作者行历及著述之大旨。末有书名、著者索引。体例完备，以是地方艺文之整理，《山东通志艺文志订补》为体既善，搜罗亦富，示范于当世，垂宪于后来也”[7]。该书完稿后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山东省第32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该项目的成功取决于以下五点。一是撰者长期致力于山东文献的整理研究，具有极高的文献素养，对文献的藏所了如指掌；二是撰者对以往山东文献研究成果的得失优劣了解得一清二楚；三是对《艺文志》的订补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四是撰者具备吃苦耐劳、刻苦钻研、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与毅力；五是填补了学术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性和创新性。
积极做好大型文献整理出版资助项目的申报工作
要出版图书，出版经费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图书的出版涉及制版费、底本费、纸张费、印刷费、编辑费等，缺乏出版经费是造成文献开发难的重要因素之一。
1.申报大型文献整理项目
为了保护典籍，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出台了很多文献保护政策，旨在依据文献濒危状况、珍稀程度和社会需求，按专题、有计划、分步骤、成规模地整理文献。这些整理项目一般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等，从而为文献整理出版提供了重要保障。例如，2013年始，国家图书馆策划的“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面向全国组织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项目的申报，并对审批合格的整理选题提供经费资助等支持，因此受到全国各收藏单位的欢迎。截至2024年5月30日，已累计立项335项，完成199项，出版该类文献11205册[8]。
2.申请国家出版基金
设立于2007年的国家出版基金前身为“重大出版工程专项资金”，是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之后的第三个以国家名义设立的专项基金，也是目前国家出版行业影响、规模最大的重要专项基金。截至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5600余个优秀出版项目，资金投入达50多亿元[9]。出版单位若能成功申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不但可以获得出版资金，还可以体现出版单位的荣誉与实力，因此出版单位对年度出版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非常重视。这是因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宗旨为“体现国家意志、传承优秀文化、推动繁荣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10]，并且《办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对象是坚持党的出版方针、政策，对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重要作用的，涉及古今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门类和多种媒体形态的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从出版基金的宗旨定位来看，达到基金支持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满足国家需要、社会需要、读者需要；二是不能通过市场解决的公益出版项目。这与图书馆申报选题的目的和特点可以说完全一致。因此，图书馆以馆藏文献为依托，发挥资料丰富的优势，主动与出版社合作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获得出版经费支持、进行文献开发的又一重要举措。
开发出版馆藏文献，满足公众的文献信息需求，是图书馆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虽然申报出版选题的难度加大，但只要在选题的学术性、创新性、资料性及市场性等方面深钻细研，多下功夫，定会在申报中脱颖而出。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图书馆）
[1]人民网.回归价值本质，促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EB/OL].（2019-04-10）[2024-08-25].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410/c14677-31022685.html.
[2][3][4]姜小青.专业古籍出版的“地方军”[J].出版人，2019（10）：60-63.
[5]徐泳.山东通志艺文志订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
[6]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山东省人事厅.山东省有重要贡献专家名录[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7]李振聚.山东文献整理之历史略述——兼评《山东通志艺文志订补》[J].海岱学刊，2018（01）：258-265.
[8]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召开2024年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项目评审活动[EB/OL].（2024-06-12）[2024-08-12].http：//mgwxbh.nlc.cn/xwdt/202406/t20240612_202358.html.
[9][10]范庆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选题策划与申报浅谈[J].出版广角，2020（10）：2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