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与文史材料共同构建履道坊古迹原貌。作为美术材料的《会昌九老图》在为修复工作提供参考的基础上，对履道坊宅院进行了人文思想与社会文化的重构，它不局限于对古迹文物的探讨，更侧重于探索同期历史文化语境，并对中华文化的长期积淀有着不可磨灭的独特作用。
履道坊，洛阳城里坊之一，亦称履道里，始建于隋朝，位于隋唐洛阳城外郭城的东南隅，占地十七亩（1.13公顷）。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寓居于此，并在这里修葺住所，建造园林，甚至与九老友在履道坊饮酒作诗，赏乐对弈，共同举办尚齿雅集。履道坊作为白居易一生营建的四座园林之一，有“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的美名，同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地位。
履道坊宅院复原想象
历经千年，虽然履道坊隋唐古迹已无法以原貌呈现给世人，但原址处存留的部分遗迹与白居易于履道坊园林所作的文学作品能为修复历史记忆提供佐证材料。实物遗存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共同复原履道坊宅院实景。
履道坊宅院考古报告
1992年10月—199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对履道坊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和发掘；1994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在《考古》期刊上发表了《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201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1—4册）》，第一次将隋唐洛阳考古的详细报告结果公之于众。
履道坊原景历经多年考察与推测，现已基本确定其区位、尺度细节、与伊水渠的关系等，这些内容多倾向于履道坊宅院外景与宅院内部大框架的构造，但缺乏对内部细节的判断。张宁、朱育帆的《基于考古发掘报告的履道坊白居易宅园区位、尺度与布局的再探究》中对宅院内部结构划分进行了分析，认为履道坊宅院是由住宅、庭院、园林三部分构成，并判断了住所的具体位置及建筑类型，认为宅院北侧临坊墙，坊墙之外为伊水渠，宅院建筑为三进院。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在宅院与园林的连接处发掘了唐代出土的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具残片，可以推断这一区域包含花园、菜圃、酿酒作坊和养殖园等。至于园林部分，即履道坊宅院南部区域的探索材料则相对不足，此区域发现池址淤土，并发掘出了水道、水闸、灰坑和酿酒遗址，指向这一片区域是作为园林使用，但具体造园信息不明确。
文学材料中对履道坊园林的记述
履道坊园林选址在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的峡谷地，其造景丰富，十分考究建筑与自然的搭配。白居易在组景、理水、借景上颇有心得，改造并巧妙利用奇石、竹林、青草、溪水等自然景观。时至今日，虽然无法通过实地考古完成对履道坊园林景观的完整复刻，但是可以从与之相关的文字材料中寻得线索。
唐大和三年，晚年的白居易回到洛阳定居，他时常流连于履道坊园林中，并留下了许多相关的诗词作品，其中《池上篇》《池上闲咏》《会昌二年春题池西小楼》等提及园林中的部分建筑以及布景，《菩提寺上方晚眺》《池上小宴问程秀才》《池西亭》等反映这一时期白居易的园林思想。利用这些文字材料提供的“池东粟廪”“池北书库”“西琴亭”“西平桥”“中高桥”“三岛”“中岛亭”“华亭鹤”“太湖石”“竹林”“舫船”等物象可推测履道坊宅院南部的整体景观。
自《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1—4册）》出版之后，王铎结合《中国古代苑园与文化》与《洛阳古代城市与园林》，对履道坊宅院整体建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结合白居易诗文绘制了宅院复原图。之后，马前、禄梦洋、鞠培泉等人也对履道坊宅院内部景观进行了复原想象，但不同复原图之间存有差别，无法对宅院南部园林的建筑设施位置进行准确定位。
《会昌九老图》考古参考价值
“九老会”内容
唐武宗时期，包括洛阳在内的北方经济得到了恢复，农业与商业不断复苏，科举制度也在隋朝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完善。受社会生活的影响，市民阶层逐渐兴起，随之而来的是文学艺术朝着市民化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白居易于会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其洛阳履道坊宅邸举办雅集，与会者前后相加共有九人，合称“九老”，因九位文人皆过古稀之年，前七位年岁相加就已有五百八十四岁，时人赞颂这桩美事并称其为“尚齿会”。
“尚齿”意为尊崇年长者，在儒家为主流思想的中国古代传统思维中，“养老敬老”这一内容备受社会关注。作为以老者为与会人员的雅集活动“九老会”本身便是史无前例，加上九老各自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使得“九老会”在当时颇有影响。与此同时，《香山九老会诗》与《九老图》相继传出，社会上与“九老会”相关的艺术创作也逐渐兴起。时至宋朝，“尚齿会”已成为士大夫文化中的一个流行习俗，并且以“九老会”“尚齿会”为题材的文人画创作已成潮流。
《会昌九老图》的物象信息
目前，以九老会为题的艺术创作，记录在册的最早可追溯到故宫博物院藏的《会昌九老图》和辽宁省博物馆藏的《商山四皓九老图》，虽然对于这两幅作品的承接关系和作者仍存有争议，但可以确定两者均为宋朝时期的作品。
《会昌九老图》和《商山四皓九老图》的构图与元素都十分类似，两者的画面构图皆是由一个中岛连接两个半岛；画面物象则都包括水榭、行舟、主厅、平座、方亭、怪石、竹林、老松、燎炉、长流汤瓶；人物活动也极为类似，包括抚琴、听乐、对弈、行舟、赏画、书法、点茶；人物也同戴东坡巾，衣着交领大袖，领、袖、下摆缘以黑边，足蹑笏头履。仅有部分细微处不同，如仅有《商山四皓九老图》中绘有仙鹤与戴花老人。
画面中的四处无座单体建筑上各有纹样。束金奇、盛洁在《略论lt;会昌九老图gt;与lt;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gt;的建筑图像》中将这些纹样与宋朝时期的各种考古实物进行比对，确认这些纹样及建筑结构均再现了宋代建筑样式。在扬之水著的《两宋茶事》中也通过茶具证明主厅中仆从的茶事活动为宋朝多用的点茶方式，而非唐朝多用的煎茶方式。画中文人的衣着也是宋朝文人常见样式，见于北宋《睢阳五老图》、南宋马远《春游赋诗图》、南宋刘松年《松荫鸣琴图》等。
《会昌九老图》对履道坊宅院修复的参考价值
虽然总体看来，《会昌九老图》和《商山四皓九老图》中元素特征多产生于宋朝，但画作的整体框架以及叙事背景是建立在履道坊宅院的基础上，加上唐宋两朝仅间隔53年，《会昌九老图》的作者在作画时，存在实地考察履道坊或者观赏过同题材更早期作品的可能性，所以其中的物象信息，特别是建筑的位置关系与建筑类型，仍能够为履道坊宅院的复原提供参考。
因履道坊宅院南部园林通过考古而得到的材料偏少，园林布局复原多根据《池上篇》等文字材料进行推测。白居易在《池上篇》中明确指出“池东粟廪”“池北书库”“西琴亭”“西平桥”“中高桥”“三岛”“中岛亭”与南池的关系，但没有线索直接指向建筑物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而《会昌九老图》则以绘画的形式呈现以“三岛”为基础点，构筑建筑连接的方式。在《商山四皓九老图》中，“上幅包括三岛西平桥中高桥中岛亭以及引水渠等内容，从图中可以看出，东西两岛不一定是独立的岛，更像是2个半岛。这种情况下的二桥通三岛径方式在游径布置层面上更为合理。图中的中岛亭立于水中，由岛包围，类似一个钓殿。下幅画中的描绘对象更像是池北书库与西琴亭”。
虽然相比起白居易直接描述园林的文字，宋朝图绘不能直接指向园林的原本构造，但也能够带来一些新的思考方向，有助于遗迹的探测与修复工作。
履道坊宅院的文化重构
白居易老年时期的人生态度
白居易一生在官场上沉浮，从年轻时期的“积极入世”到晚年时期的“中隐”姿态，其心境与人生态度有着巨大的变化。829年，屡遭贬谪的白居易选择回到洛阳安度晚年，此时，他已对高官厚禄不再追求，而侧重于关注生命。随着年岁逐渐增加，友人相继离世，白居易晚年时期研究佛教相关思想，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安慰，平衡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他对“老”和“生死”的辨析。
与此同时，政治经济的恢复也为白居易文学创作的转型提供了契机。晚年白居易所创作的诗歌多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所思所感，诗风不同于唐中期的沉郁顿挫，而朝着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其用词质朴浅显，内容平常，这既是白居易晚年“以俗为雅”的文学主张的体现，也表现他远离官场“独善其身”的“中隐”思想。
白居易的思想在履道坊宅院中的体现
履道坊宅院对于晚年白居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履道坊宅院中最具特色的人文思想就是白居易的造园思想。白居易一生对风景园林有颇多感悟，也曾专门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直接记述在《草堂记》《池上篇》《冷泉亭记》《太湖石记》《三游洞序》等文章中。白居易园林思想以“闲适”为中心主旨，追求佛家的“洁身自好”，园中一切景物都围绕“幽”铺展开来，园“主静”“贵幽”。
王铎在《白居易的造园活动及其园林思想——兼论洛阳履道坊白氏故里园》中分别对营修园林是美化环境和社会文化建设的治政之道、游赏园林是陶情怡性和培养高尚情操的社会活动等观点进行分析论证，并结合白居易一生所建造的四座园林，论述其如何选址、塑造风景建筑、与环境有机结合；如何顺应自然进行组景；如何理水；如何借景，并且强调了“不可居无竹”、草的美学作用的重要性。
履道坊宅院位于龙门香山，白居易与香山寺僧人如满僧为好友，常做道场，这种清净的环境与他对园林景观的追求相辅相成。他的造园活动和品园观点不仅来自其长期的实践活动，更包含其对儒、释、道思想的理解与表达。
《会昌九老图》对履道坊宅院的文化重构
“九老会”作为白居易晚年时期的一个雅集，它代表着晚年白居易的思想，并包含着履道坊宅院的文化符号。首先，“九老会”奉行“序齿不序官”的原则，再次体现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并表达他对“老”与“死”的辩证态度。在平衡“老”与“生死”的过程中，白居易的洛阳园林宅邸不仅为九老提供了一个聚会乐园，更提供了一个精神乐园。它不仅拥有和外界纷扰世俗截然不同的恬静空间，也拥有富饶的生活保障与自然的精神食粮，包括在此处举办的九老会在内，处处体现着其晚年对于“闲适”的追求。其次，“会昌九老”令人称奇的高寿与他们进退有据的智慧也令世人传颂，以九老为代表的老年生活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们的理想追求，履道坊宅院与“九老会”也因此成为晚唐的一种文化符号。
抛开《会昌九老图》对“老”的侧重，转而关注“雅集”这一题材。画中老者赏画品茗、游船博弈、抚琴听曲，以“琴、棋、书、画、茶”凸显雅集中的文人身份，在后朝的书画作品中，以琴棋书画暗指文人身份的作品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一条公认的规则，而此处仅以之代雅事，为履道坊宅院的质朴生活气息中增添文人的风韵。
九老图题材自唐成形，宋已是潮流，自《会昌九老图》《商山四皓九老图》之后将作画背景移至香山，由私人宅院移至公共自然场所。例如，相传为南宋马兴祖所作的《香山九老图》（现藏于弗利尔美术馆）、明朝谢环所作的《香山九老图》（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明朝周臣所作的《香山九老图》（藏于天津博物馆），这些作品已经偏离了尚齿会一开始举办的地点，不属于纪实性创作，比起对于九老会的追捧，此类作品更具其他意义。在《宋明时期老年人会社述论》中，李修松、王华娣对老年群体的雅集变迁进行分析，认为以尚齿会为代表的老年人集会已成体系，并对此有着正面的评价，认可其对老年群体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查屏球在《流行文化对经典文本变异的影响——论白居易“七老会诗”与“九老图”lt;九老图诗gt;的源流关系》中指出，“九老会”背景的转移是受到了当朝执政者的影响。九老图样式转变时间为宋孝宗时期，南渡安定已有三四十年，中原洛阳已成思念之乡，洛阳尚齿会作为一种中原的文化符号，在这一时期被注入了对中原的思念的新文化内涵，并将原本的内涵覆盖，而香山作为比履道坊更具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也逐渐将后者取代，这一时期之前流行的“会昌九老图”“洛阳九老图”逐渐变成了“香山九老图”。相比起香山，履道坊宅院包含的则是更具有私密性的文化内涵，具备更个性化的表达，更能体现白居易个人的思想风格。
《会昌九老图》将以白居易为首的中国古代老年文人思想放置于私人空间中，不仅使作为文化符号的履道坊宅院具备白居易的园林思想，更包含了随社会沉浮的文人个体心境，以及用以辨析生死关系的儒释道思想。这些思想文化对后世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并对中华文化的长期积淀有着其不可磨灭的独特作用。
综上所述，虽然考古发掘无法呈现履道坊宅院遗址的完整形态，但相关文字与绘画材料却能与之互补，使后世的想象更接近宅院原景。美术材料不仅能够为古迹修复提供参考，还能为复原当时文化环境提供帮助，使相关人文思想更为丰富立体。
从《会昌九老图》的内容背景、表现场景、物象元素入手，思考图式变迁背后的文化逻辑，捕捉白居易的晚年思想。在以九老会为背景的《九老图》中，他的“中隐”入仕态度、对生命的辨析、“以俗为雅”的文学理念、对闲适的追求都一览无余，这些也都浓缩在作为文化符号的履道坊宅院中。且白居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老年文人的一个缩影，除其独特性思维之外，也包含文人集体的思维共性，可以以此探索同时期的社会相关问题，使考古不再局限于对实物的考察，而加入了对文化的思考。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