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追随效应分析——来自中国出口企业的经验证据

王瀚林

(天津社会科学院 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 天津 300191)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新兴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同于以往，通过多年的贸易谈判，各国的总体关税率大幅下降，使得传统关税的作用逐渐下降，非关税措施逐渐成为主要的贸易保护工具，继而出现关税措施减少与非关税措施增加之间“此升彼降”的“跷跷板效应”。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不同技术法规中的贸易问题频频被标记为“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并上报WTO，通报数量从2001年的533条增加到2021年的3559条，增幅接近600%。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调查报告，2018—2019年底，共计约有20%的中国出口企业遭受过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冲击。同时，为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不良影响，满足国外进口技术标准，我国企业不得不增加其生产成本，据统计，额外增加的总成本可达160余亿元。此外，退货、销毁、产品降级或丧失订单等也对中国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估计，一年内各项经济损失总额接近700亿元。

最先开拓市场的企业一般被称为先行者，是指第一个从一国出口新产品到另一国家的企业。在先行者之后开始出口的企业被称为追随者。本文试图了解先行者与追随者的出口行为是否不同，尤其是出口产品质量方面。此外，本文还对以下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第一，技术性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如何？第二，技术性壁垒对两类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否不同？第三，追随者是否会因先行者最先开拓的市场类型、先行者数量及生产率等方面的不同而获得差异化的产品质量优势？上述微观层面问题的解决可能对我国实现其产品质量升级和探索其动态比较优势产生重要影响(Grossman & Rossi-Hansberg, 2010；Hausmann & Rodrik, 2003)。

本文选取2000—2021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TCAD)提供的贸易分析与信息系统(TRAINS)数据库的微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企业出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每一个出口企业产品层面(8位HS编码)的出口信息，包括出口价格、数量、总金额、出口目的国、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等。企业特征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上的所有数据均来自TRAINS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了各国采取的会影响其他国家商业利益的措施概况，其内容包括各项措施的实施国家、类型、涉及的HS6位产品、被影响的国家、实施时间等信息。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2.1 实证模型

首先，本文利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确定对照组样本的权重，进而对贸易政策效果进行估计：

其中，yijk,S表示企业i出口到目的国j的产品k的产品质量；S代表企业i出口到目的国j的产品k是否受到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受到影响为1，未受到影响则为0)；Xijk是一组刻画企业i出口到目的国j的产品k自身特征的控制变量；vi和vk分别表示控制了企业和产品的固定效应；εijk,S表示随机扰动项；β刻画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

其次，通过添加企业遭受到的技术性壁垒冲击变量，考察先行者与追随者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别来源，新的估计方程可表示为：

其中，下标i、j、k分别表示企业、出口目的国、产品HS4位码；T则是企业类型的识别变量，当T=T0时，企业属于先行者；当T=T1时，企业属于追随者。TBTijk,T表示企业i出口到目的国j的产品k遭受到的技术性壁垒冲击强度，具体由该企业当年受到的技术性壁垒冲击次数决定。Xijk,T是企业的特征变量，具体包括资本劳动比(KL)、信贷约束(CC)、中间品贸易比例(IT)、政府补贴(SR)、库存储备(Stock)、企业类型(Identity)。

2.2.2 变量定义

(1)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借鉴了Khandelwal等(2013)的方法，采用需求端的推测法对出口产品的质量进行测算，即根据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与数量推算质量。然而，由价格引发的内生性问题常会在估计需求价格弹性时产生偏误，难以对产品质量进行准确估计(Piveteau & Smagghue，2019)。本文通过参考现有文献测算的价格替代弹性值可以更好地避免回归过程中的价格内生性问题(余淼杰和张睿，2016)。

通过构建CES效用函数，可得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的某类产品出口数量：

其中，xfthc、qfthc、pfthc分别表示企业f在t年出口到c国的产品h的数量、质量与价格；Pct为进口国c在t年的总体价格指数；Ect表示进口国c在t年总的消费支出；σ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且σ＞1。对等式两边取对数并进行移项可得：

其中，φh和φct分别表示产品、国家—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以控制与出口产品和进口国相关的各类特征变量，如产品类型和GDP等；νfthc= (σ-1)lnqfthc表示残差项，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的信息，即当消费者只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购买决策时，消费产品的数量差异只来源于产品质量。通过对式(4)进行 OLS 估计，可得到残差估计值v^fthc，即所求的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使用 Broda and Weinstein(2006)的 HS2 位码上的产品替代弹性数据估计出口产品质量，使质量估计结果更加准确。

(2)技术性贸易壁垒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根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国际分类标准，技术性措施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SPS)与装运前检验和其他手续(PSI)三种类型。其中，技术性贸易壁垒通常被视为出口贸易的抑制因素(张小蒂和李晓钟，2004)，遵守进口国的监管标准，产生了固定的市场准入成本，且可能成为企业每次出口到TBT征收市场时产生的可变成本(如使用质量更高的中间品)。

(3)控制变量

①资本劳动比(KL)，采用企业应付工资与应付福利费之和除以企业雇佣人数衡量；②信贷约束(CC)，借鉴李志远和余淼杰(2013)的方法，采用当期利息支出占资产总额比例表示；③中间品贸易比例(IT)，采用中间品投入与工业总产值之比表示；④政府补贴(SR)，采用政府补贴收入与企业销售额之比表示；⑤库存储备(Stock)，采用库存(产成品和原料品)占销售额比例表示；⑥企业类型(Identity)，foreign=1表示外资企业，否则为其他企业。

如表1所示，总体来看，相较受冲击组，未受冲击组获得了出口产品质量优势(即产品质量相对更高)。从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差异的贡献组成来看，企业是受冲击组与未受冲击组产品质量差异的解释因素集中在资本劳动比(KL)、信贷约束(CC)、库存占销售的比例(Stock)和企业类型(Identity)。其余企业禀赋特征变量并未对其产生显著的影响。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产品质量贡献分解来看，两种市场地位样本均显示出受冲击与未受冲击组之间的产品质量差异，系数均为负，体现出技术性冲击给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带来的负外部性；在产品质量差异的来源中，不合理部分的贡献额(即技术性冲击效应差的贡献)为主体，贡献高达97.54%。然而，在先行者和追随者分样本中，不合理部分(即技术性冲击效应差的贡献)具有较大差异，分别为91.21%和98.37%。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在全样本Blinder-Oaxaca分解估计中，对照组和实验组的产品质量差异取决于两组样本企业是否遭受技术性冲击的影响。相比遭受冲击的企业，未遭受技术性冲击的企业产品出口质量相对更高。说明遵守进口国的监管标准产生了固定的市场准入成本，且可能成为企业每次出口到TBT征收市场时所产生的可变成本(如使用质量更高的中间品)，冲击效应的基本构成为部分，即技术性壁垒的冲击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不良影响(见表1)。

本文通过将TBT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考察TBT强度的不同是否会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差异，利用Blinder-Oaxaca分解将不同市场地位(先行者与追随者)企业间的出口产品质量差异分解为企业禀赋不同导致的合理性差异与企业禀赋外因素(先行-追随效应)导致的歧视性差异两部分，进一步测量出口产品质量差异中合理与不合理部分的比重，以考察企业出口市场地位差异产生的优劣势。如表2、3和4所示，在全样本分析中，追随效应贡献的因素总和为0.0138，并在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相较先行者组企业，追随者组企业获得了明显的产品质量优势，即存在先行者企业的情况下，追随者企业更可能获得正向的产品质量提高。

3.2.1 异质性分析

(1)区分先行者开拓市场类型估计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目的国对先行者与追随者产品质量的差异化影响，将企业出口产品的目的国类型划分为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两组进行对比估计。如表2所示，在OECD样本组先行者和追随者的差分分解中，先行者的相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优势，且先行者与追随者的产品质量差异出现了禀赋差异和追随效应为负的情况。这说明在OECD样本组中，先行者的产品质量优势更为明显，存在先行者的先动优势，可能的解释是OECD国家具有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相对追随者而言，在更高水平TBT的影响下，最先打开新市场的先行者有着明显的出口优势，最先进入新市场的先行者更容易建立市场优势，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进而拥有更高的产品质量优势。在non-OECD组中，追随者的产品质量优势却很明显。一个合理的逻辑解释是非OECD国家的社会文化、研发转移、中介服务和制度支持等创业服务环境相对滞后，在非OECD国家提高TBT的情况下，追随者更容易通过模仿创新对产品性能进行改进，从而实现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

(2)区分先行者数量高低估计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结果发现，先行者的数量多少可能影响先行-追随效应。鉴于此，本文选择先行者高数量组和先行者低数量组作为两大样本组，进一步检验先行-追随效应。如表3所示，在两大组间，企业禀赋差异贡献所占比重在对应实验组(或控制组)中的表现无显著差异。但追随效应贡献的符号相反。这说明在高数量组中，先行者具有较高的质量优势，而在低数量组中，追随者则具有更高的出口产品质量，即追随者在所处行业-目的国先行者数量较多时具有产品质量劣势，而所在行业-目的国先行者数量较少时具有产品质量优势。可能的解释是先行者持续出口会吸引大量追随者进入市场，而较多数量的先行者会对后进入市场的追随者产生较大的竞争压力，从而形成较强的先行者产品质量优势，同时较少数量的先行者更有利于追随者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在低数量组中，追随效应的贡献显著为正。

表3 先行者数量异质性检验结果

(3)区分先行者生产率水平估计

先行者的生产率同样会影响追随者的出口产品质量。根据表4可知，追随效应的贡献份额在高生产率组和低生产率组间并未产生较大差异，但追随效应符号完全相反。一般来说，高生产率的先行者会对目标市场的开发更加深入，提高了市场上的产品需求，有利于追随者进入市场，追随者通过企业研发与模仿更容易建立出口产品质量优势。而对于生产率较低的先行者来说，开拓市场更加困难，本身处于产品质量劣势的追随者更难融入新市场，因此无法建立追随者优势，最终使先行者拥有了更多的产品质量优势，即追随者在所处行业-目的国先行者生产率较高时，追随者产品质量能够获得提高，而所在行业-目的国先行者生产率较低时，追随者产品质量很难获得提高。

表4 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结果

针对国外“技术性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本文以2000—2021年中国出口企业为研究样本，首次采用Blinder-Oaxaca回归分解法对出口产品质量差异进行回归分解。基于不同的先行者特征与不同的金融时期，检验了“技术性壁垒”对先行者与追随者两类企业影响的差异性。主要结论如下：(1)“技术性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作用；(2)通过区分出口企业的市场地位发现，“技术性壁垒”对先行者与追随者两类企业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3)通过异质性分析先行者开拓市场类型、先行者数量及先行者平均生产率，可以得出在受到外部“技术性壁垒”的冲击后，向非OECD国家出口、高数量和高生产率的先行者更有利于追随者的产品质量提高。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我国政府应持续追踪和深入研究技术性贸易保护措施的发展动向及应对方法。在当前市场信息收集和预测的基础上，积极鼓励国内行业协会、大型出口企业与国外相关行业组织和进口商建立信息沟通和协作机制，强化动态监测和预警机制，及时为国内企业提供政策预警和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