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九旬甘老的亲密香港之旅

□展 江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甘惜分老师是我博士生导师童兵老师的博士生导师，童老师是中国新闻学第一个博士，我又是童老师众多博士生中的开门弟子。 所以《新闻爱好者》杂志的施宇老友向我约稿时， 提出要我写一点如何继承和发扬甘老的学风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在我看来，由甘老的大弟子童兵老师和清华大学刘建明老师撰文最为合适。

如果我也来写，那我多少有几点犯难：其一，我研究的是美国等欧美国家新闻传播事业， 恰恰不擅长研究中国；其二，作为“长孙”，登门甘老家或在人民大学耳提面命的机会较少；其三，甘老1980 年代的两本书《新闻理论基础》和《新闻论争三十年》所探讨的新闻的党性、阶级性、人民性等宏大命题我理解得不深不透，难以诠释与延续此学术理路。

于是我想换一个思路： 写一写我作为人民大学研究生时甘老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以及我与甘老的一次堪称“瞒天过海”的亲密之旅吧，也算是为甘老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添上一点花絮。

我自海军转业再到家乡报社工作多年之后，有幸从34 岁起成为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前身新闻系硕士生和博士生，而那已经是1990 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事情了。1994 年硕士生毕业时，甘老的大弟子之一童兵老师要招第一届博士生， 我在同学的劝说下报了名。 而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华中理工大学的刘燕南老师，则有幸成为甘老的关门女弟子。

我与来自南京大学的陈绚师从童兵老师读博士，与年近八旬、已经半退休的甘老很少见面，只有神交， 而这种神交主要通过童老师这个中介来实现的。 1990 年代，人民大学新闻系有“二老”：甘老与张老。 此前读硕士时，与甘老年龄相仿的新闻传播教育老前辈张隆栋先生 （1917—2009 年） 还教过我们的课，记得课名叫《中外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史》。 张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 任教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精通英文，法文、俄文也略懂。

教会学校出来的张教授，才高八斗。 我们就一个传说向张老师求证：您是怎么半个月学成俄语的？ 他说1957 年他年届不惑，新闻系要求翻译《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学教学大纲》之类的教材，张教授突击两周，就能做笔译了。 可能是因为他的西学和燕京背景，到1986 年年近古稀才当上教授， 只做了硕导而无缘博导。 相比之下，八路军和延安马列学院出身的甘老，则根正苗红得多，1984 年成为国内新闻学第一批博导， 并在1988 年将童老师培养成第一位新闻学博士。 我和研究生同学感到，甘老当博导理所当然，张老不当博导属于时运不济，令人扼腕。

当然，即便甘老根正苗红，“文化大革命”中也未免予被批斗。 我们读硕士时就听说，“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大学武斗较烈， 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人民大学新闻系副主任蒋荫恩（1910—1967 年）就是在研究生楼旁边一栋旧房子里“畏罪”自杀的。 张老师顶着 “司徒雷登的门徒”“桂系三号军阀的女婿”“反动学术权威”“海外敌特关系”等大帽子，受尽了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 据说造反派把张老和甘老的关系说成是 “反动学术权威张隆栋和他的臭老婆甘惜分”，令人哭笑不得。

说了半天，似乎要谈的是张老，而不是甘老。 是的，那时的甘老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一个传说。 等我博士生毕业、 进入高校任教时， 甘老已经年过八旬。 但是我们这些大龄、小龄的学生都知道，甘老和张老身体极佳，以至于我产生了一个印象：新闻系老师普遍长寿，而且与社会上一般情况相反，男性老教授比他们的老伴活得久。

当然，甘老在1980 年代中后期做的两件事情在师生中还是很有影响的。 一是他1986 年秋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二是他1988 年出版的《新闻论争三十年》。 舆论研究所“一出生就风华正茂”，1988 年春节前后组织了聚焦政治体制改革的 “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调查。 我1991 年入学时，或许是有所限制，或许是借阅者众，从人民大学图书馆和新闻系资料室是很难借到《新闻论争三十年》的，加之甘老的“多声一向论”引起过一些来自非专业方面的批评，也受到了其他人的激赏。

如果说以前对甘老是心理上“敬”和客观上“远”的话， 那么在我从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期间，有了一次与甘老零距离接触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我冒了一点险抓住了这个机会， 弥补了我作为徒孙为甘老做点什么的心愿。

2007 年春夏，甘老已满91 岁高龄，而身体依然硬朗。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教授向我建议， 能否代为邀请甘老和人民大学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另一位82 岁的高放教授一同到香港大学做学术访问？ 如果可以，行程安排在“十一”期间。 我说完全可以一试，一来甘老是我师祖，二来我与高放教授熟识。

9 月初，我到位于旧称铁狮子胡同一号、今名平安大街张自忠路三号的人大旧址老宿舍区， 登门拜访甘老师和高老师。 经我一番劝说，二老表示可以考虑。 我就询问他们有没有港澳通行证，二老近年都没有去过港澳，自然没有。 我事先打听到，办理这个通行证虽然没有年龄限制， 但是申请人必须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去当面申请和办理签注。

要我带领二位老者去办理，还是有困难的。 二老走路都有点颤颤巍巍。 甘老老伴不在了，好在平日里甘老的儿子儿媳们照顾周详， 甘老的小儿子甘北林给予了很多帮助，我打车先领甘老顺利办成，再回来领着高放老师和师母前去办理。 一切顺利，总算过了第一关。 我再与二老的家人商量好，甘北林工作忙抽不开身，北林夫人席春芬全程陪同。 高老师由长他一岁、身体不错的师母陪同。 我的任务主要就是当向导和做后勤。

香港大学特事特办， 为我们所有人买了9 月30日的头等舱机票。 等一路打车到机场顺利通过安检和出境手续，我心里踏实多了。 登机以后，空姐也特别照顾老人，起飞后不久甘老就睡着了。 我想，对于九旬长者而言，担着心思上路，再过几道关口登上飞机，这对于老人的精神和身体本就是不小折腾。

途中我看到，甘老醒来就谈笑风生，还自己注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 他说， 上一次来香港还是在1949 年前（其实甘老可能记忆有误，根据童兵老师等人的记载，1991 年甘老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争论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的报告。 不过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去香港不使用通行证，而是要特事特办特批）。

香港大学在机场准备了一辆面包车， 接我们一行五人直奔港岛上的港大而去。 最后一段路程，车子盘山而上，停在即将下榻的柏立基学院的山坡上。 这是一个小小的难题， 二老下车走进柏立基学院要下多个台阶。 好在大家搀扶着帮他们进入了入住的房间。 一下车甘老就说，好几十年没来香港了。

“十一”这一天安排了休息。 甘老也不闲着，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在柏立基学院找了一间房子， 为甘老在里面摆开笔墨纸砚， 那时的甘老，一口气能写多张书法，遒劲而独树一帜的行书龙飞凤舞，令观者赞叹不已。 估计甘老前后写了几十幅字。

10 月2 日是甘老和高老此行的重点，这天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办了名为 《中国传媒：回顾与前瞻（2002—2012 年）》的学术会议。 这次会议回顾了前五年的中国新闻界，并对未来五年做了展望。 甘老的发言自然以中国的新闻改革为主题。而高老的发言则结合国际共运史尤其是第二国际史分析和展望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

从2007 年上溯五年，中国新闻界还是很有作为的，特别是在标志性的2003 年，无论是调查性报道还是时事评论，均构成了舆论监督的壮阔风景线。 甘老在主旨报告中侃侃而谈， 然而他在放谈之余也不无忧心：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从1949 年以后并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假大空”盛行危害整个社会，1978 年新闻改革肇始，首先针对的就是被归咎于“四人帮”的“假大空”，提出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的口号。 时至今日，互联网的发展如火如荼，虚假新闻和新闻“不闻”却依然不时作祟。

甘老说：“现在的那些新闻我很少看了，太假。 ”他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充满谎言，为什么要求新闻真实？ 在高放老师作主旨报告后，接下来作会议发言的是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先生， 他对甘老的问题作出如下回应：甘老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且富有智慧”的问题。 杨先生试着对甘老的问题作以回答：正因为世界充满谎言，所以新闻必须真实。 新闻真实是新闻的社会使命， 也是我们新闻同仁的骄傲所在。

台下的听众以年轻人为主， 未见得知晓多少苏联宣传模式、 延安新闻传统和 “反右派”“文化大革命”这些历史脉络和陈年旧事，未见得习惯于老人使用的半革命半改革开放的话语， 但是老人的率真诚恳和现实关怀还是感染了整个会场。 他的未来展望也令我们认同。

此次香港之行还有一个花絮。 研讨会结束后，主人请甘老和我们去看新片《色戒》，甘老以年事已高为由婉言谢绝。 我和甘老的儿媳席春芬等前往盈科集团新近投资的数码港，进入一家新电影院。 与内地不同的是，早已实行电影分级制度的香港将《色戒》列入三级片即成人片，年满18 岁才可以观赏。 我们这些中年人存好包以后进入影院入座。 突然全场灭灯，接着一阵噪声响起，原来是反盗版偷拍设备启动了。 经过几道检测，影片才上映。 我们看到的是不同于内地后来经过剪辑的“洁本”，而是“脏本”。

从香港回来后，甘老师带出的10 个功成名就的博士生无人知晓甘老此行。 在我向童兵、喻国明、刘燕南等老师嘚瑟后， 他们都说我胆大包天、 瞒天过海，竟敢冒险领着两位耄耋老人出境，这令我颇为得意。 我相信，虽然我的记忆不能做到完全准确和细致周全，但这是我第一次写甘老的2007 年远足，如果能加上香港大学的记录和席春芬女士的回忆， 可以写出一篇长文。

通过这次近距离接触， 我对甘老的性格和人品有了了解。首先是甘老的话语方式。甘老在抗日战争初期投奔延安，我父亲在日本投降之前参加新四军，虽然甘老长我父亲11 岁， 但是他们的话语是接近的。 甘老见我总称呼我为“展江同志”，放在别人那里可能有点别扭，而我对此则欣然。

其次我发现， 甘老和我父亲都属于杨继绳老师所发明的词汇“两头真”描述的老干部：参加革命时一腔热血，真诚地为国为民奔赴沙场。1949 年前对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文韬武略非常崇拜，而经过那么多年的“坐江山”，发现1949 年后的极左年代问题多多，晚年回归理性，开始真诚反思。 甘老和我父亲都对毛泽东有两面评价， 对周恩来则至今推崇备至。

所不同的是，党内资历更深、常年身处京城的甘老在1960 年就发现了极左问题，并据理反驳，“文化大革命” 中被打倒十年失去话语权更加体认到极左之祸；而身处地方的父亲则迟至1978 年“思想解放运动”以后才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另一面。

甘老永远的好脾气让我无拘无束。 甘老的亲切、和蔼、 儒雅也与我父亲的严肃形成对比。 与甘老交谈，你不必战战兢兢，尽可以放松心情。 听他说话，如沐春风。 此外，甘老娓娓道来的说话风格，其实是可以专门研究的。 如果说老龄社会已经来临，那么甘老的脾性、 处世之道和永远学习思考的生活方式值得其他知识老人学习参鉴。

甘老的另一个特点是气度恢弘， 突出表现为自嘲和自我怀疑，乃至自我批判。 他说，他的四个儿子都忙于工作而没有生儿育女，令他失望和孤独。 当我们说他身体硬朗的时候， 他总是摆摆手说他这个器官不好， 那个身体零件不灵，“你们看到我身体好是假象”。他在香港大学挥毫泼墨，却总是不满意。其实那多数都是可以拿去拍卖的艺术品。

甘老的洒脱风度和有如川剧演员的表情， 不禁令我推想他年轻时的模样。 好在笔者找到杨玉坤先生的一段回忆， 记述了1962 年46 岁的甘老师在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讲课时给学生留下的印象：“甘老师头戴鸭舌帽，身穿风衣，脸似刀雕，举手投足之中显得精锐非常。 他讲通讯，半年讲了6 个字：高、深、新、细、动、情，我的课堂笔记一直保存到退休，结果被借者丢失了，痛哉。 ”

用杨继绳先生“两头真”的概念来分析，甘老和我父亲一定都在极左时代自认为站在 “毛主席革命真理”一边而做过错事。 如果甘老当年是在“激情燃烧岁月”的迷信状态下不失真诚地“左”，那么晚年回到第二真时，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甘老多次坦陈自己在那个年代的错谬。 试举两例：

我们早就听说过一段新闻学界公案：甘老在1957年“反右派”期间对复旦大学新闻系老主任王中先生的抨击，写有《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一文，而王中教授晚年仍耿耿于怀， 曾当面让甘老下不来台。那么甘老如何应对呢？ 他在会后找到王中先生，对当年无限上纲上线诚恳道歉。 听闻王中先生去世后，仍感愧疚的甘老又撰文怀念这位“南派”新闻教育名家。

甘老还谈及自己的一段历史误判：甘老出自“红区”，可能长期以革命正统自居，曾经小瞧了张季鸾的《大公报》，一度把被贬为“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看成是国民党的半官方报纸，被愤愤不平的《大公报》报人指为“左”倾观点，他后来写文章向他们道了歉。

我想， 这样一位流淌着20 世纪革命年代血液，老年仍孜孜不倦地反思求真的老者、仁者、智者、思想者，是一座知识分子人格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