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的优良助推器， 为增强产业链韧性提供了新路径。本文基于产业链网络的一般特性视角对产业链韧性的内涵进行了分析， 认为产业链韧性可分解为产业链网络节点韧性与产业链网络结构韧性两个维度， 并利用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 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显着增强了产业链韧性； 该强化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代理与生产成本以强健产业链网络节点以及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以优化产业链网络结构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 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存在会放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产业链韧性的强化作用，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则会抑制其强化作用。本文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产业链韧性的内在微观机制， 为推动产业链数字化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产业链韧性 产业链网络 代理成本 生产成本 交易成本 企业所有制 要素集聚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２４．１０．００７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２ ３； Ｆ４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引 言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纵深演变， 国际国内新发展环境对我国产业链发展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由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着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产业链韧性也因此成为了学界炙手可热的新议题， 学界目前有关产业链韧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１） 产业链韧性的概念辨析。不少既往文献对于产业链韧性的分析大多带有经济韧性的影子，主要从抵抗、恢复、转型与更新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１－３］ ， 未能充分凸显产业链的特征， 因此有部分学者对产业链韧性给出了新的理解。因产业链实质上是一种复杂分工网络［４］ ， 李萌等［５］ 以地区产业链在产业链网络中的嵌入概率对产业链韧性作出诠释， 何茜茜等［６］ 则以嵌入程度来解释； 同时产业链还具有上下游的特性， 陶峰等［７］ 从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供需层面对产业链韧性作出了解释。这些新的解释凸显了产业链的特性， 为深入理解产业链韧性内涵与机理作出了有益探索。
（２） 产业链韧性的提升路径。影响产业链韧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现有研究证实了其会受到诸如产权制度［８］ 、自由贸易区［３］ 、“一带一路” 倡议［９］ 等的影响。然而相较于一些传统政策路径，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下， 数字技术推动了整个经济形态发生全方位重塑， 这为我国产业链韧性增强创造了新路径［４］ 。宏观层面上， 由数字技术驱动所催生的数字经济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陈晓东等［１］ 从理论逻辑上肯定了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产业链韧性； 潘雨晨等［９］ 则证实了地区数字化对产业链韧性具有良性作用。微观层面上，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底层逻辑实现了颠覆性变革， 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而企业不仅是国家经济的基本组成单位之一， 也是产业链的基本组成单位之一， 因此在直觉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全有可能影响产业链韧性。然而目前学界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寥寥无几， 仅有陶锋等［７］ 肯定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强化作用， 但其并未对其中的因果关系作深入考察。
综上， 现有研究关于产业链韧性的分析多沿用经济韧性的概念， 缺乏产业链特点的凸显； 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因素分析也多基于中宏观视角， 缺少微观视角的分析与经验证据； 此外， 虽已有研究证实了数字化与产业链韧性之间存在正向联系，但对于其中的内在机制则不甚明了。基于此， 本文基于产业链作为一种复杂网络具有网络一般特性的特点， 将产业链韧性分解为产业链网络节点韧性和产业链网络结构韧性两个维度， 并将产业链韧性定义为产业链在遭遇外部干扰冲击时， 能够依靠内部节点承受消化干扰冲击或依靠调整网络结构分散化解干扰冲击， 以修复产业链并维持产业链正常运转的能力。同时， 在此基础上利用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Ａ 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 从微观视角深入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韧性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内在路径， 以及不同异质性条件的影响， 对现有研究作出了拓展与补充， 并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强化产业链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１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１. １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学界目前有关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企业内部的影响， 然而这些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数字技术与生俱来的渗透性特征， 其赋予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外部性影响的可能。王应欢和郭永祯［１０］ 研究发现， 企业数字化可以显着影响到企业ＥＳＧ 表现， 这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能够改变企业的外部溢出效应。
由于产业链的网链结构将导致其中某一家企业发生变化时可能会产生外溢的关联效应， 如范合君等［１１］ 就发现了企业数字化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存在联动效应。这种影响在产业链中通过企业间的耦合关系扩散时甚至能够深刻改变产业链和供应链状态， 如袁淳等［１２］ 、巫强和姚雨秀［１３］ 研究发现，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使供应链的多元化程度得到提高； 李万利等［１４］ 研究表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宽了供应链的地理分布。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可能影响到“韧性” 呢？ 陶锋等［７］ 研究发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路径对企业的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 尽管其更多关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但确实肯定了企业数字化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对既往文献的梳理，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１：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强化产业链韧性。
１. 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韧性影响的作用机理
产业链究其根本而言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分工协作网络［４］ 。之所以特殊， 在于产业链内部“片段化” 的各环节需要链式集成后才能输出完整的产品。但产业链作为一种网络， 仍然具有网络的一般特性， 即由主体（节点）与结构两类要素组成， 其中主体一般是企业， 结构则为主体间的关系。而理解产业链“韧性” 之关键就在于产业链的网络一般特性上。产业链网络容易受到风险冲击而中断， 不仅因为这些风险冲击的直接影响，还因为其在网络中散播而产生的连锁效应［１５］ 。根据复杂网络的级联失效理论， 如果产业链中某企业因为风险冲击而导致节点中断， 那么该企业所提供的功能与负载等就会通过网络关系分散给其他相邻企业［１６］ ， 一旦超过相邻企业的承担范围，就会引发新的中断产生， 最终导致整条产业链的瘫痪。由此， 改善产业链网络的韧性就需要从网络节点和网络结构两方面着手［１７］ 。
１. ２. １ 产业链网络节点： 企业内部代理与生产成本
（１） 企业内部代理成本
企业治理是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一环， 而解决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滋生的委托代理问题， 降低代理成本， 则是企业治理亘古不变的核心。数字化时代， 高竞争强度的环境下企业竞争从“大鱼吃小鱼” 转变为了“快鱼吃慢鱼” 的模式［１８］ 。过去垂直化的组织结构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使企业容易因为反应迟钝和调整困难而遭受市场淘汰。这引起了企业治理范式的系统性转变， 催生了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扁平网格组织结构［１９］ 。这种变革不仅加速了组织内部信息的流通， 还有效遏制了管理者的非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 有力缓解了委托代理问题［２０］ 。依托各类数字化系统，信息将更加不易扭曲且难以丢失， 同时融合了数字技术的管理思想和内部控制方法的逐渐渗透， 也使得企业的财务和内部控制管理更加透明化［２１］ 。这不仅降低了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成本， 还减少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代理成本。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内部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降低组织代理成本。
（２） 企业内部生产成本
在工业经济时代， 企业受限于边际成本先降后升的特点， 规模经济效应有限。但是通过数字化， 企业成本将呈现出低边际成本特征， 产品能够以极低成本无限复制［２２］ ， 这扩大了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平台企业依靠数字技术有能力低成本实现“跨领域” 的多样化业务， 同时由于平台能够聚集无数个卖家和买家， 使得每个消费者的需求被精确识别成为可能， 因此企业不仅能够通过平台实现充分的范围经济， 还能最有效地形成“长尾效应”［２３］ ， 由此推动了企业向柔性生产模式的转变。传统的标准化生产线因冗余的需要具有严重的长鞭效应， 使企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数字化的柔性生产方式， 则能够高效实现供需匹配，缓解长鞭效应， 降低生产成本。通过生产大数据的应用和智能化改造， 企业能够高效地重新配置内部资源， 灵活、迅速、低成本地实现生产流程、工艺和产品种类调整， 完成供需精准匹配并缩短交货周期。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优化企业生产， 降低企业内部生产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 （１） 代理成本的降低使得企业的管理质量与效率得到提高， 减少了企业决策失误而导致的生产中断或错误， 从而降低了产业链网络节点的初始负载； （２） 生产成本的降低意味着企业生产能力将得到提升， 提高了产业链网络节点的负载容量。而较低的初始负载和较高的负载容量， 配合企业内部高效的管理与生产体系，将使企业在接收其他过载企业的负荷时仍能保持其稳定接收或释放负载， 从而提高了产业链网络节点的节点平衡度。此外， 成本降低所带来的管理与生产的灵活性使得企业在面临风险冲击时， 能够及时调整企业的各方面经营活动来有效化解风险冲击， 从而达到较高的风险水平， 最终实现了从网络节点层面加强产业链韧性。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２：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和内部生产成本以增强产业链网络节点的路径作用于产业链韧性。
１. ２. ２ 产业链网络结构： 企业外部交易成本
网络结构的优化对于企业而言主要意味着在产业链网络中添加、删除或重构链接等行为， 而交易成本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影响企业在产业链这一网络组织中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就是其所面临的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理论， 企业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大致有三类： 搜寻与信息成本、谈判与决策成本、监督与执行成本。相应地， 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以下３ 个角度降低了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 （１） 借助数字化系统， 企业可更为轻易的接触到大量上下游其他企业， 快速深入地获取分析这些潜在交易对象的各类信息， 从而能够实现高效搜寻交易所需信息以及精准定位目标交易对象［２１］ ， 大幅降低企业交易所面临的信息与搜寻成本； （２） 信息的高效搜寻也使得交易变得更加透明， 这导致了企业若试图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或违约行为将面临着更高可能的商誉损失和客户流失成本， 对双方均形成了自我约束［２４］ ， 从而降低了双方签订交易契约的谈判与决策成本； （３） 借助数字技术， 企业可实现交易双方的实时联系与交易进度的实时跟踪， 确保能及时干预交易以及动态指导和监督另一方行为， 减少契约的不完全性， 抑制道德风险问题［１２］ ， 这就削减了企业对契约的监督与执行成本。
较低的交易成本使得交易双方的匹配难度下降， 匹配质量提高［２４］ ， 使网络节点间的连边数量得到了提高， 从而使企业间的协作更紧密， 信息交流更为高效。这不仅能提高节点间负载的流通量， 以帮助节点更好接收或释放负载， 同时将提高产业链网络负载在节点间的重分配能力， 改善节点的欠载与过载情况； 也为各企业识别产业链网络关键节点提供有力帮助， 通过识别和重点关注这些关键企业以采取针对性措施来降低产业链网络关键节点失效的可能性。同时较低的交易成本鼓励企业为更好适应外部环境或满足自身内部需求而采取优化性调整行为， 从而使网络结构更为灵活， 最终实现网络结构的优化， 提高产业链韧性。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３：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以优化产业链网络结构的路径作用于产业链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