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佛山地处岭南中心腹地，位于禅城区市中心的祖庙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其“三月三”北帝诞（真武诞）庙会的设醮、肃拜、北帝巡游、酬神戏和烧大爆等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独特的文化性以及专属的地域性特征。游神、敬神、祈神活动体现了鲜明的仪式性特征，表现形式不仅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记忆。庙会活动与民众崇尚的道教真武信仰共同形成了某种具体的、可感知的物象象征以及主旨意义上的多重呼应。以佛山祖庙北帝诞庙会为案例，从历史的角度切入，通过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及人文地理学围绕关于地方的叙事，揭示庙会如何通过文艺实践来构建在地文化的内生机制，以期为佛山传统民俗活动的艺术文化研究与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根基。
关键词：佛山祖庙；北帝诞庙会；民俗；文艺实践；在地文化
一、生存需要：庙宇的生成及其信仰的起源
庙会作为地方艺术，隐含着地方的历史文脉，携带着历史和文化的隐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来看，生存与繁衍始终是所有生物的本能。生命活动的不断运行，均会对生存环境产生不同的“需要”，而无论如何去划分人类的需求层次，其首要的需求始终是关于生存方面的需求。生存需求首先表现为感官和生理上的直接需求，而生命的存续与繁衍意识则构成人类最为根本的意识，只是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同阶段，这些需求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民俗的生发与人类的生存活动密不可分。
自然地理因素是人类生存最直接的条件。广东临海，岛屿众多，江河纵横，其陆地海岸线总长度为4113.74公里，居全国首位。“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1]395古粤人傍水而居，无日不与“水”打交道，由此可见，水，即是岭南的文化基因。由于尚未形成对自然环境的科学认知，在面对闷雷翻滚、狂风骇浪等自然力量时，先民们难免会将这种自然现象同怪力乱神之间做联想。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六《神语》有载：
溟海吞吐百粤，崩波鼓舞百十丈，状若雪山，尝有海神临海而射，故海浪高者既下，下者乃复高，不为民害。父老云，凡渡海至海安所，闻涛声哮吼，大地震动，则知三四日内有大风雨，不可渡。又每月十八日勿渡，渡则撄海神之怒。[2]203-204
从上述记载来看，其中虽有玄幻、传说色彩，但不难看出先民对水的敬畏之心。自然环境既是具体的民俗文化发生的本源性依托，又是民俗文化的加工对象，同时对于具体的民俗文化的建构与衍化，也具有重要的制约与影响作用[3]。水患对于“生于咸潮，长于淡汐”[2]208的先民们来说是制约当地农耕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加之宋代以来，佛山就是岭南的冶铁重镇，自然免不了引发火灾的风险。宋元丰年间（1078-1085），金兵大军南下入侵，宋军几乎毫无抵抗，一泻千里。南宋李心传记载：“时中原士大夫避乱者，多在岭南。”[4]为避战乱，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分为两路：一路是通过陆路跨越梅关，翻过大庾岭流徙至粤东；另一路则是从江浙、福建走海路进入粤东，后至大庾岭之南。
中原士族的移民过程，不仅是一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也是一种文化迁徙。在面对岭南的自然灾害、匪患山贼等天灾人祸时，由于缺乏朝廷的驰援，多数先民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神灵的庇护之上。屈大均言：
粤人祀赤帝，并祀黑帝，盖以黑帝位居北极而司命南溟，南溟之水生于北极，北极为源而南溟为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吾粤固水国也，民生于咸潮，长于淡汐，所不与鼋鼍蛟蜃同变化，人知为赤帝之功，不知为黑帝之德。家尸而户祝之，礼虽不合，亦粤人之所以报本者也，或曰真武亦称上帝。[2]208
这一段将粤人祀真武的原因讲得明明白白。真武原称玄武，司水，位属北方，又称北帝，为避讳宋圣祖赵玄朗之名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而改称为真武。从“北极而司命南溟，南溟之水生于北极”这句的描述足以看出古粤人在拜神方面辩证的智慧：单单祈求南溟之水神还不行，其源在北方，治水应治其源。而真武信仰也正是在大规模人口迁徙的过程中被中原的先民携至岭南，信众望其能镇水、除恶、灭火，故供奉真武。民国十五年（1926）冼宝干编纂的《佛山忠义乡志》卷八“祀祠”中有载：“真武帝祠之始建不可考，或云宋元丰时，历元至明，皆称祖堂，又称祖庙，因历岁久远，且为诸庙首也。”[5]至此，佛山于元丰年间始建祖庙。
道教对真武的崇拜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星象学说。古人将二十八星宿划分为四个方位，分别对应东青龙、西白虎、北玄武和南朱雀，合称“四象”[6]。唐朝末年，玄武被纳入道教体系。农历三月三在道教传统中既是北帝的诞辰之日，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古老节日之一的上巳节。因双节合一，每逢三月三，祀典之崇，于斯为盛。善信均带备香烛元宝祭拜，供奉真武，表达他们的虔诚之心，以祈真武庇佑，消灾解难、平平安安，希望神祇能保一方的平安和繁荣。历经宋元，至明初，传说真武大帝曾显灵相助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变”，后朱棣登基称帝，年号永乐，为报神恩，永乐在武当山大修道教宫观，朝廷开始以官方的立场支持北方主神真武的崇拜，以供养真武大帝。作为国家正祀，真武信仰逐渐延伸至地方，在明代达到了鼎盛阶段，主奉庙宇遍布全国，形成以武当山为中心、举国通祀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广东新语》卷六载：“吾粤多真武宫，以南海佛山镇之祠为大，称曰祖庙。”[2]208珠三角一带几乎每个大的城、乡、镇都有北帝庙，现在的佛山祖庙、广州荔湾仁威祖庙、番禺玉虚宫等，都是供奉真武大帝的庙宇，真武信仰衍变为整个珠三角地区民间信仰的主体之一。
随着时间的发展，民间社会在每年三月初三、三月十五和九月初九举行的真武祀典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传统，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礼制、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的融合与交互。宋末大批中原士族的南迁定居、繁衍生息，为佛山城镇、乡村的发展奠定了浓郁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人口基础。以宋为始，历元至明的北帝祀典上升至官方礼制，各城镇乡村在当时不仅建立了供奉北帝的祠庙，百姓家中也普遍设有北帝神位用于供奉。关于真武信仰的相关活动也在岭南逐渐形成了一种有着共同目标和愿望的集体行为，即今日我们所见的祖庙北帝诞庙会。
二、文艺实践：传统民俗仪式的当代演绎
民俗贯穿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又从人们的生活中反映出社会群体的意愿。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干提出：宗教现象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为信仰，二为仪式，信仰是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理解和信念，而仪式则是信仰的表达和实践[7]。信仰的核心是地方民众之间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一旦庙会这一具备传统文化特质、具有程式化特征的活动形成，它便会展现出持久恒固的模式化特点和传统的稳定性。庙会的主要活动包括设醮、肃拜、北帝巡游、酬神戏和烧大爆等，这些仪式通过具体的、可见的、可参与的形式，用多种多样的活动引导了大众的心理认知，塑造了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集体意识。
（一）春祭祈福
春祭祈福大典上的戏剧表演引人注目，其起源与古代的祭祀活动密切相关。从原始社会到历史时代的早期，不论是夏商周时期的神话祭仪、欧洲的古希腊悲剧、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抑或是华夏大地悠久历史长河中的多民族戏剧，鼓乐和歌舞一直是人、神两界之间沟通和交流的重要途径，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祭祀性歌舞[8]。通过这种方式，人们试图与神灵沟通，以表自己虔诚的祈求、景仰之意。这些音乐和舞蹈不仅具有仪式性的作用，还反映了古人对自然力量或神秘力量的崇拜。在传统社会中，神明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人们相信神灵掌管着自然界的一切。为了满足祈雨、祈福、镇水、消灾、求子等愿望，人们常常通过向神献戏的方式来表达敬畏和感激，力求神明的庇护，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祭祀性歌舞逐渐演变为戏剧，成为了庙会和娱神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万福台原名“华封台”。传承至现代的万福台戏剧人们更多是通过娱乐神明来表达敬意，并且加入了大量娱人的成分。其剧目均为传统古装戏剧，基本剧目有《八仙贺寿》《六国大封相》《跳加官》《天妃送子》等[9]。其中不仅有传统粤剧，也同样有源自中原文化的传统戏剧，服装、化妆、道具的主题鲜明、色彩艳丽、造型丰富、图案有趣，体现了美与民俗特征的统一。当地的民俗传统通过戏剧这一视觉文化而表现，而这些视觉符号则隐秘地传达出潜藏在戏台背后的文化肌理：戏台上的服、化、道作为象征元素能够唤起居民对故土的依恋，精妙的表演之中裹挟着与大众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各种事物，多层次的内涵使得万福台的表演在重构人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均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教育意义。兼具艺术性与烟火气的表演无不反映出其中的民俗心理，整体观感上呈现出朴素的民俗形象，富有生活情趣和审美价值。
在万福台之外的众多的表演中，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的北帝诞庙会是佛山祖庙首次邀请佛山对口帮扶县——伽师的歌舞剧团，参加佛山祖庙庙会。伽师地处新疆喀什地区，素有西域明珠、瓜果之乡的美誉。伽师歌舞剧团的节目中包含了维吾尔族歌舞、塔吉克族歌舞、哈萨克族弹唱、柯尔克孜族舞蹈、乌孜别克族舞蹈及民乐民歌等表演。佛山作为岭南重镇，以其在当代出色的经济发展水平吸引了众多的外来人口，万福台内外的戏剧表演无疑能够激发人们的乡土情怀。岭南先民因迁徙和流散而带来了根源性的失落感，在这一背景下，对于独具岭南“在地性”艺术特质的北帝诞庙会而言，通过其丰富的文艺实践活动去构建精神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地方艺术作为族群象征的一种形式，成为了凝聚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化载体。这类民俗元素作为文化符号，连接着个体与集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个体通过艺术能够表达和重构集体记忆，同时也反映了个人的独特经历。文艺实践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在这里既是集体的记忆象征，又是个体记忆的象征，从而以跨越千里的文艺实践来唤起整个族群的归属感，建立地方和民族层面的认同感。
（二）北帝巡游
在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活动中，神灵出巡这一仪式广泛存在，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北帝诞醮仪的重中之重便是北帝巡游，据《佛山忠义乡志》卷六记载：“三月三日，北帝神诞，乡人赴灵应祠肃拜。各坊结彩演剧，曰重三会……四日在村尾会真堂更衣，仍列仪仗迎接回銮。”出巡路线长约2.5公里。巡游队伍从祖庙正门出发向北而行，依次进入祖庙路、人民路、福贤路、建新路，再折返回祖庙路，行至祖庙正门结束。近千名巡游演职人员组成了11个巡游方阵，方阵中，既有代表佛山特色的5个传统方阵，如北帝仪仗、众仙贺神、佛山十番、佛山功夫、精武雄风等，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化方阵，如：龙腾盛世——中山醉龙、年年有余——大良鱼灯、竞艺赛色——浮石飘色、丝路乐舞——七彩伽师、乳虎啸谷——少年洪拳、吉庆满城等六个特色方阵。
巡游时，由仪仗队、彩旗队在队伍前方开道，锣鼓喧天。北帝巡游队伍前的黑色白边七星旗是传说中北方水神北帝出巡时的旗帜。“玄”即五行属水，为北方之色，代表冬季的特征，天象谓“玄武”，象征闭藏、隐伏、深邃和幽静。先秦时期，“玄色”是指青色或蓝绿色调的颜色；汉代以后，玄色被重新定义为黑里带微赤，或泛指黑的颜色。北斗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颗星组成，七星旗的整体形状是不等边三角形，旗帜边缘有白色三角形牙沿，七颗星为白色圆点，用白线连成一条。七星旗在岭南地区很流行，如当年著名的黑旗军，就是以七星旗为战旗，其基本成员均为贫苦农民，代表着广大的布衣黔首，因抗击外来侵略、反抗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而深得民众支持。因此，巡游队伍前高举的七星旗不仅代表着真武的庇佑，还是民心所向的象征。
北帝的行宫被安置在朱漆贴金的龙纹神舆内，巡游队伍执106件清代大型仪仗出场，尽显肃穆威仪。神舆位于巡游队伍头部，光绪年间制。关于北帝在传说中的形象，《广东新语》有载：“其像被发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剑䝂前，一龟一蛇，蟠结左右，盖天官书所称。”[2]208可见这一北方掌水神灵在神话故事中的形象为龟和蛇，顶罩圆光，威风凛凛。神舆中的北帝像高0.8米，身披金铠，右手持剑、屈臂，斜横于胸前，左手呈剑指置于胸前朝天，神情严肃，造型威武。在中国古代，冠帽是非常重要的饰物，而大多真武造像的特征则是披头散发、跣足而行，展现出真武大帝不拘小节的性格特点。与武当山的真武大帝神像有所不同的是，神龛内未见明显的龟蛇二将造像，祖庙的龟蛇石雕造像位于由灵应祠、崇正学社和忠义流芳祠这三座建筑正门联建在一起的三门坊内的锦香池中。
（三）庙会仪式的情感寄托与文化展演
北帝诞庙会通过仪式叙事的形式展现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单纯以娱乐为目的的展演活动有所不同，仪式通常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进行，伴随固定的程序及特定的氛围。“美的形式是表现一定的内容，能唤起人美感的事物的感性形式，是人类求真向善爱美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形态。”[10]如上文所述，仪式所用到的服装、道具等物件作为不同元素和符号系统融入到仪式中，以其丰富深刻的象征意义及文化内涵生成了一种“可阅读的文本”，转化为直接性、生动性、具体性的“在场”精神，成为了承载民俗艺术与文化的载体。观者在参与过程中，依据不同的个体经验，从中得出仪式不同版本的“译本”，情感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化。这种情感的表达不仅体现在虔诚的进香、科仪和酬神等仪式化的操作中，还通过戏剧表演、神明巡游等形式将民间信仰与艺术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感性而又深刻的审美体验。
地方艺术在唤起个体归属感的同时，深深扎根于地方记忆，从而激发群众的身份认同。这种艺术形式不仅是人们回归本土历史语境的重要媒介，也在回归的过程程中构建了人们与地方之间的身份认同。通过庙会这一地方艺术的文艺实践，佛山居民作为独立个体能够感受到与自身经验和历史文化的紧密联系，进一步强化对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整体来看，地方艺术在塑造身份认同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个人与其文化根源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民众的信仰活动通过仪式的艺术表现来装点和呈现，赋予了信仰活动更多的审美意义，真武的形象也因民间艺术的点缀而更具象化。在近千年敬神的演变中，民众由原本关心神灵对个人命运的影响，逐渐通过这些丰富的民俗艺术体验与渗透，淡化了他们心中宗教的神秘色彩，信仰逐渐从单纯的敬神过渡到娱乐神灵甚至是娱乐人的过程。与此同时，敬神与娱神的融合则使得这些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信仰本身，许多传统的民间信仰活动逐渐变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审美装饰，成为情感寄托、情感表达与情感认同的重要载体。
三、在地文化：地方文脉的记忆与象征
集体记忆为岭南的社会发展奠定了文化根基，而庙会的文艺实践作为地方历史记忆的表现形式，将本民族的在地文化传统薪火相传。这类传统民俗文艺实践活动与民众崇尚的道教真武信仰共同形成了某种具体的、可感知的物象象征以及主旨意义上的多重呼应，体现出鲜明的仪式性特征，表现形式不仅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记忆。由此，祖庙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以集体感、归属感为的情感依托，让人们摆脱因不同身份、不同背景、不同文化属性所造成的桎梏，从而超越日常，齐聚祖庙见证庙会的世俗与神圣。
（一）多元文化叙事策略
作为佛山地区的主神庙，祖庙对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北帝而举行的庙会祀典，在维系乡民情感、加强族群团结、提供精神支柱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祖庙内藏有丰富的古迹、石碑、造像、牌坊等民间艺术元素，通过这些细微的事物构建起丰富的社会记忆，不仅形成了个体的经验，也成为民族认同的核心元素，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为祖庙本身乃至庙会活动营造了一个崇高、神圣的场域；各种民间口口相传的传说以其自身独特的方式叙说着历史，这种历史化的表达杂糅着地方居民的集体记忆，经过时间的洗礼逐渐沉淀并转变为一种文化记忆。在这个场域内，民众根据这些传说将北帝崇拜与岭南历史、先民的生存现实、道教传说、族权神权政权等相结合，并依托于此发挥想象，建构起非遗“活态化”的叙事性关联，为北帝信仰及崇拜的存在提供了情感依托，从而构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勾起了观者对佛山先民生存环境的想象、对地方经验的重新构建、以及对内心与外在世界之间关系的思考。
基于本土语境的创新性叙事策略在庙会中屡见不鲜，通过流行文化与日常生活来解释地方，民众得以去理解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文化的复杂叙事。“拜北帝”这一传统习俗已经深深融入了佛山居民的日常生活，即使在当今社会，庙会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保留了前文中提及的部分传统文化活动，还巧妙且恰当地融入了颇多现代元素。例如，2024年4月11日北帝诞庙会当天的“赛博木鱼”、少年洪拳武术表演、国潮文创、旗袍秀和鱼灯秀等活动为传统庙会提供了具备佛山“在地性”特质的新鲜血液，使得庙会活动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地焕发出新的活力。因此，当下的祖庙北帝诞庙会不仅仅是一个供人们祈求福祉、娱神遗老的祀典活动，更重要的是，它对凝聚社群力量、维系民间情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如此，祖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构佛山民众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关键。
（二）“地方”与“记忆”
社会空间由多元文化构成，在人文地理学中，“地方”一词可以被用来指代物理意义上存在的某个地方，也可以指精神空间、心归之地与宁静之处。祖庙涉及许多复杂的议题，如城镇、市场、祭祀、信仰、社会网络、基层组织、区域经济发展和族群历史记忆等。佛山的城镇空间便是一种典型的多元文化构成体系，祖庙在这其中显然是民众精神信仰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由庙会这一形式，增强了人们对“地方”的情感依恋。系统化和仪式化的庙会传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深深融入佛山的乡土生活；庙会的多元叙事与这些元素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这部民众文化史，从而使佛山居民形成一个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共同体。在参与庙会当天活动的同时，无论是作为主办方，还是作为演职人员，抑或是作为观众都能够在此刻进入到经验与记忆密切缠绕的审美的状态，也正因如此，对于庙会这一神圣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民俗活动才得以传承、延续。
作为地方文化体系的庙会艺术，成为佛山当地集体记忆的文化表征。通过祖庙这一历史遗迹或是信仰空间，可以窥见佛山社会的基本面貌：在庙会中，民众的经济、休闲和生活得到了充分展现，岭南人民自古以来的生存智慧和经验得以集中映射。人类的记忆、想象和身份认同会依赖于某个具体的地方，而这些记忆、想象和认同又反过来塑造了“地方”的精神内涵。庙会作为地方艺术文化实践活动，由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构成了空间叙事形式，它携带着个人、国家、社会的集体记忆，承载着人与地方之间的历史经验，帮助人们重新构建身份认同、民族认同、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成为人们重温地方记忆的重要媒介。艺术在庙会的文艺实践中作为“记忆”的一种表现形式，将人、地方和时间相互联结。
在当代的全球化背景下，地方经验以及具备在地性的艺术形式共同在建设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也因地方文化而获得了新的文学内涵，其意义在群众获得身份认同的同时得到了重构，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个体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庙会为群众提供了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也帮助他们重新审视和理解与佛山之间的关系。因此，以非遗传承为纽带，以民俗文化为外延的庙会文化成为了这个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人们得以以此为基石去回溯历史经验，重新连接与故乡的情感纽带，进而重拾精神上的归属感。
（三）美学表达与文化感知
人对于地方具有浓厚的依恋情结，此种依恋体现在美学意义、感觉层面或情感层面[11]。当代学者也从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研究视角出发，认为佛山传统庙会根植于地方民俗传统，通过其独有的艺术语言，展现了民俗信仰、岁时习俗、社区情感等多彩的文化元素。庙会包含了歌舞、戏曲、巡游、彩灯、剪纸、书法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每一种形式都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美学价值，通过这种肉眼可见的视觉艺术形式，历史经验在不断的熏陶与感知中得以回归。这种精妙的艺术表现形式不仅充盈着地方的精神气息，也促使人们重新获得对故土的身份认同，最终使个体能够通过地方艺术重回心灵所栖息的故乡，也正是这些叙事元素指向了祖庙神圣性与艺术性的特质。
“仪式及其包含的符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个人成其为个人、社会成其为社会、国家成其为国家并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通过文化、心理的认同而构成的，这种认同又是通过符号和仪式的运作所造就的。”[12]就艺术学的领域而言，当地庙会仪式所表达的意象或象征意义，必须通过一定的可视化、可操作的物质媒介而得以叙事，即：一系列象征符号群的优化组合后，方得以构建传统文化“年轻态”的发展逻辑和文化逻辑。目前，富有时代气息的传统非遗文化和技艺，正悄然发生着变革，进而引发了庙会等一众仪式表演方式的调整与适应。非遗物化形态的创新，基于岭南地区各类祈福活动的传统习俗，激发了粤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结语
首先，庙会的现场通过一众仪式构成了基本的民俗叙事文本；游神、敬神、祈神仪式共同塑造了庙宇的神圣性与艺术性，表达了人们祈福纳祥的朴素愿望；异域歌舞、佛山舞狮、武术表演等活动以热烈的叙事方式，彰显出朴素而纯真的美学特征，寄托了黎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
其次，民俗传说经由数百年的口口相传，塑造了地方民众的文化感知；对于历史现实的叙述具备地域性的特征，而整个庙会的叙事基础则是真武大帝的传说，可见非遗在“活态化”传承中的“在地性”特征，从而构建了地方民众的文化想象；庙会上所展现的城镇、神灵、食俗、舞狮舞乐等精彩的民间艺术形式，在为庙会的娱乐性添砖加瓦的同时，也无不为整个庙会赋予了独特的岭南艺术视觉审美性，由此而雕琢出了地方民众的文化认同。整个庙会由多元叙事构建出了“美”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不仅蕴含着民众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探索和认知，更凝聚了地方民众的慧心与巧思，艺术学领域“有意味的形式”正是如此。
最后，祖庙内的一草一木无不反映出佛山的历史变迁，一系列象征符号群则凸显出庙宇的神圣性，为庙会提供了叙事场景与叙事情境，反映出深刻的政治美学，通过历史经验与在地文化共同构建了庙会的精神空间，完成了当地居民对自我的身份认同。祖庙本身就承载着先民的地方记忆，通过庙会这一民俗活动则激活了民众深藏在心底的文化归属感，使得庙会在当下的各项展演中超越日常；其所蕴含的历史、传说、仪式、信仰等叙事元素不仅沉淀着民众的记忆，同时也内含着民众的生命体验，通过庙会一系列民间艺术文艺实践的形式将其转化成了一种丰富的文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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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阳，硕士，广州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助教。
尚华，广州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陈玲安，硕士，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服装学院助教。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广东省佛山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佛山传统庙会的艺术表现形式研究——以佛山祖庙北帝诞庙会为例”（2024-QN12）；2022年广州理工学院教学优秀奖培育项目“文化传承背景下岭南民间艺术研学创用贯通教学模式探索与创新实践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