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Tylor）对于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及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或习惯的复合体”。文化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文化构成了个人、民族以及国家的血脉。
当前，在全球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重视。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里，诞生了无数优秀典籍，它们靠着世代相传，使古人的智慧得以传承。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中，从语言的起源至大众媒介的普及，电视节目的出现无疑是文化传播的“增倍器”。
那么，如何利用电视节目使传统文化得到创新性表达，从而最大程度地影响观众，提升观众的参与感，引发社会热议，达到增强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意识的目的，是如今文化类节目创造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了一系列“中国”文化类综艺节目。其中，《典籍里的中国》以其创新的节目形式，宏大的舞台效果，以及对典籍沉浸式的演绎，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根据CSM数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首期节目观众规模达到2744万；在互联网平台，《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首期节目《永乐大典》斩获全网近50个热搜，相关话题的阅读量突破5亿。本文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从以下几方面对节目的内容与结构进行深入分析，从中管窥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
融合创新，塑造观感记忆
记忆是维系文化连续性最根本的载体，文化记忆包含了对历史的回忆。只有成功塑造了文化记忆，才能保障文化传播的连续性。所以，塑造文化记忆是文化类电视节目传播最根本的目的。
传播的本质是思想感情
我们用符号进行交流，但交流的本质是向对方传达思想感情。文字、声音、图像甚至人物都属于符号。在我们用符号进行信息传递或情感交流时，交流者总是要揣测符号背后的含义，或是符号使用者的意思。总而言之，就是从符号的含义去推测对方想要表达的意义。《典籍里的中国》将文字符号转换为语音和动作，使文字的传播摆脱识字水平和读解能力的制约，拉近了中国传统典籍与现代观众的距离。《典籍里的中国》将传统文化与戏剧影视相结合，采用“演绎+解说”的方式，使典籍传播不再只限于历史书中，打破了知识水平的限制，让不同文化程度的观众都可以清楚地了解典籍文化，从而提升传统文化在受众中的传播效率。
一致论模型认为，在受传者接触新的信息时，需要和旧的信息调和，减少冲突和矛盾，以求内心和谐一致。为适应新的传播情景，传播者要做一些调整以便于受传者更好地接受新信息。《典籍里的中国》以“现代读书人”的身份，穿越古今，与古人平等对话，用现代语言讲述历史故事、描绘历史事件、解析典籍内容，使观众与古人“面对面”，打破时空的限制，营造出身临其境之感，以便观众更好地理解其意。
沉浸式体验有助于记忆的塑造
1904年，德国生物学家理查德·西蒙（Richard Semon）提出“记忆印记（engram）”一词。而如今我们知道，当一段新的经历在脑海中形成记忆，印记细胞（engram cell）则负责编码细节，当他们被重新激活时，我们便回忆起了相关内容。
记忆是多种不同事物的集合，可以是影像、声音、文字，或者是某种微妙的感觉，甚至是一段连贯或不连贯的事件过程。《科学》杂志发表过一项对记忆的研究，其表明多次激活同样的神经连接方式能将事物印在记忆里。而多种不同的环境或背景能激活大脑的不同功能区。记忆在传播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信息的接受者将信息进行编码储存，然后再传播出去，对信息进行编码储存这一过程，就是记忆形成的过程。所以，能否成功塑造文化记忆，对文化传播至关重要。
当我们接收到新信息时，形成的通常是短暂记忆。而短暂记忆只能保留几分钟，长期记忆可以保留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要想使文化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就要使观众形成长期记忆。研究表明，通过不断刺激短暂记忆，可以使短暂记忆变为长期记忆。
《典籍里的中国》由戏剧演绎、专家解读和人物角色分析三部分构成。利用不同的符号向观众传播同一典籍，利用不同的方式对相同记忆点进行反复刺激，使观众的短期记忆形成长期记忆，从而达到文化记忆成功塑造的目的。节目将抽象的文本符号转化为具象的图像符号和声音符号，以话剧形式展现给观众。节目以360度舞台为观者打造沉浸式体验，加以旁白推进剧情发展，将历史事件在短时间内重现至观众眼前，旁白的加入，不仅有推进剧情的作用，还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典籍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使不同文化水平的观众都可以看懂并理解节目想要讲述的内容。专业演员演绎历史人物，并将自己对人物的理解讲述给观众，通过演员对角色的剖析，使历史人物好像活了过来，加深观众印象。再配以专家解说，全方位地为观众还原典籍故事。在第二期节目《汉书》中，通过不同情境和不同方式对观众的感官进行刺激，为观众塑造了更加深刻的记忆，从而提高了文化的传播效率，达到“让历史文化重生”的目的。
创新传播视角，提升文化认同
传播（communcation）亦译为交流，指信息的传播者运用传播媒介向其受传者进行信息传递或交流的行为。传播学理论中，奥斯古德与施拉姆认为，在传播活动中，信息的发送者和信息的接受者其关系是对等的，传播双方互为主体，双方行使着相同的功能。
传统讲述故事、传播文化的方式往往是通过主角或客观视角对故事或文化进行叙述。这种传播方式往往是单向的，虽有受众反馈，但反馈多是间接的，传受双方地位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传播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所以，维持平等的传播地位对提高传播效率有很大帮助。
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主角视角意识形态较强，很难使观众产生共情，传播效果往往不尽人意。而过于客观的视角则参与感不强，给人一种距离感。所以，人物视角的选择，对故事的讲述至关重要。
非“主角”视角，拉近观者距离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选择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设计首期节目，以“布衣都总裁”陈济的视角，讲述了《永乐大典》修纂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以及传承之路上的艰难险阻。节目先以讲述陈济的生平说起，围绕陈济立志、悟道、修书的过程精心演绎，让观众从不同于历史书的角度，更深层次地了解《永乐大典》成书的过程。节目说“大典”但不从“大典”讲起，以沉浸式演绎将观众自然而然地带入其中，使观众仿佛从头到尾亲自经历了《永乐大典》的编纂过程。拉近了观众与典籍的距离，使观众产生共情，从而留下深刻记忆，在提升文化认同感的同时，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第二期节目《汉书》不同于以往文史类节目，以完全客观的第三人称对故事进行讲述，而是选取了参与并最终完成《汉书》编撰的班昭作为讲述人。不仅讲述了《汉书》的编撰过程，还讲述了班家三兄妹的人生历程。以参与者的口吻对观众进行讲述，让观众直接跟古人对话，实现了讲述者与观众的精神串联。
与观者并肩，增强认同感
文化认同根据其认同程度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对文化形式的认同，对文化规范的认同以及对文化价值的认同。文化认同也是社会心理学家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也被看作研究文化认同问题的重要基础理论。社会认同来源于群体成员的身份，个体往往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在群体中的成员身份产生认同。
在《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对《礼记》的讲述中，节目直接由戏剧开场，从学生和老师讨论中华之礼，回溯了起源于夏、商、周的中华之礼的形成过程。在这里，学生和老师代表了中华之礼的传承者，其身份和观众相同，使观众迅速进入角色，引发身份认同。节目之所以选择“后人”角度对《礼记》进行演绎，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儒学对传承的重视。《礼记》成书于汉代，相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纂，节目选取为其作注的郑玄为讲述视角，也是这个原因。
现代人视角，实现与古人直接对话
电视媒介传播的本质是对存储记忆进行功能转化，追求更加新颖的记忆建构方式是如今电视媒体的共同追求。与传统的单一时空构建的电视节目不同，《典籍里的中国》将跨时空对话的叙事方式带到了观众面前，这种新颖的节目形式对成功进行记忆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跨时空对话的节目形式采用了电影中平行蒙太奇的叙事方式，将电影与电视相结合，引领电视节目打破单一时空限制，转向多时空对话的新趋势。
社会科学学派强调，传播者应根据其受众的情况或要求调节传播内容。主持人撒贝宁以“现代读书人”身份，与古人直接对话，讲述故事发展，代替了传统的旁白，与典籍中的人物进行直接交流与反馈，将观众直接带入典籍的创作年代和环境，让观众在典籍创作的时代背景下，更深刻地体会典籍创作的文本意义和其社会意义。
现代人与古人进行一问一答的对话，将传者与其受传者单一的独白性动作转变为对话性动作，使传播内容随受众要求而变，此时的现代人不再仅是一个接受者，而是与古人有着平等身份的对话双方。主持人与古人进行平等交流，用现代人说话的方式与古人进行探讨，这就是对话理论所提出的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即文本中所拥有的作者话语，与读者“他人话语”展开的平等交流，使观众在无形中强化了所赋身份的代入感，从而实现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提高文化传播的效率，完成文化传播的目的。
巴赫金指出，对话双方唯有互不混淆、互不同化，彼此在一个平面上不停地演说着、倾听着，才能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典籍里的中国》赋予撒贝宁“一个来自现代的读书人”的角色，与古代先贤进行对话，甚至还会赠予先贤来自现代的礼物。这种时空割裂感，带给观众新奇的感觉，引发观众的好奇心。这种互动式的时空对话，将仅存在于小说及电影中的桥段搬上了电视节目，使观众眼前一亮，将现代观众切实地与古人联系起来，实现了古代经典文献与当代读者精神的串联。
此外，节目还设置了专家讲解部分。不只限于戏剧开始和结束，在戏剧进行中也会穿插讲解部分，从而使观众更好、更准确地理解典籍想要表达的意思。传播学认为，传播者想要传播的信息如果完全为受众所熟悉的东西，虽然能唤起受众的情感，但因其并不能提供新的内容，而会导致传播效率较低；而信息若为完全陌生的东西，虽然能达到刺激受众引起受众兴趣的目的，但因其难以获得准确理论，所以，仍会导致传播效果不佳。典籍所承载的文化和人物事件是演绎的核心，为重现古人形象，还原典籍所处的时代背景，剧中台词沿用了历史典籍的原句，但不利于观众理解。专家为这些晦涩难懂的部分进行及时解释，用观众熟悉的语言方式，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其意，使观众加强文化认同，塑造文化记忆，从而达到传播目的。
打破传统电视节目风格
碎片化叙事
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往往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对事件进行一一解说。而《典籍里的中国》采用了更加偏向于电影的叙事结构将历史事件片段化进行演绎。节目往往开头先展现人物结局，而后通过时空甬道回溯到故事的开端，再根据历史时间线选取故事片段进行一一演绎。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将完整又冗长的故事拆分成几个部分，而后根据时间线有选择的排列在一起，将故事以拼图形式展现给观众。这种不连续的时间线，不断刺激着观众的感官。
扩展舞台空间
每个舞台由甬道进行连接，且甬道皆为互通，演员在舞台和甬道上，根据剧情发展进行演绎，舞台空间的扩展有利于演员的发挥，降低了演员表演的局限性，舞台与甬道相连接使戏剧时空的转换相比于传统舞台剧更加流畅。观众区域位于甬道两边，充分营造临场感，超近距离的观赏使观众仿佛置身于事情发生的现场，带入当时的时代背景，使观众更好地沉浸在典籍中所记述的文化记忆中，引发共情，加深印象，从而达到成功构建记忆的传播目的。
《典籍里的中国》讲述典籍但不止于典籍，探索典籍背后的故事，让沉睡的典籍真正的“活”起来，充分发挥了其作为文化类节目对传统文化传播的作用，达到了使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目的。在现在这个媒体盛行的时代，主流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主力军，肩负着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