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文物行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我国的文物职业教育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师资配置、教学资源以及教学与职业衔接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博物馆与职业院校的合作成效亦十分有限。广大博物馆应以《关于推动新时代文物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为引领，助力优化文物职业教育结构布局，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推进“三教”改革，从多维度入手，助推文物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障学生成长成才，为文物事业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文物工作是赓续中华民族历史血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事业，是树立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物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对文物工作提出了更为细致、明确的要求。作为文物工作的中坚力量，我国的博物馆始终呈现蓬勃发展态势。2012年到2023年，全国博物馆总数从3866座增加到6833座，年均新增博物馆269座[1]。在2024年8月结束的第五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中，共有684座博物馆完成首次定级或重新定级，国家一级博物馆数量也由原先的204座增加至327座[2]。然而，我国的文物工作专业人才数量始终存在较大缺口，人才队伍建设长期滞后，难以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发展需求相适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23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末，全国文物机构共有藏品5017.2万件/套，而文物机构从业人员仅有18.1万人，其中取得高级职称的仅1.3万人，取得中级职称的仅2.4万人，具备文物修复资质的工作人员更是少之又少，“文物修复师比文物还稀缺”绝非笑谈。因此，各大博物馆馆藏的大量待修复文物长期被“雪藏”于库房中，无法得到合理修复及充分展示。
2024年5月，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新时代文物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深化文物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文物领域技能人才培养等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以《意见》为引领，博物馆应当持续深化与职业院校的联动合作，共同探索和构建结构布局合理、培养质量过硬、产教深度融合、保障机制健全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新机制、新格局，在助力职业院校提升文物相关专业办学水平和培养质量的同时，有效扩充应用型文物工作技能人才储备，为推动我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博物馆与职业院校合作人才培养的背景与现状
博物馆馆校合作工作提速发展
馆校合作模式最早出现于20世纪早期的欧美发达国家，至今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合作模式建构及日趋成熟的理论体系。我国的博物馆事业起步较晚，到20世纪末，国内各大博物馆汲取发达国家经验，在博物馆教育领域展开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3]，并出现了一批探讨馆校合作的论著。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教育功能确定为博物馆的首要功能；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博物馆条例》首次将教育功能确定为我国博物馆的首要功能；同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博物馆是一所大学校”的重要指示；2021年，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广大博物馆重视自身教育职能的发挥，普遍开始推进和深化馆校合作实践，如依托“双减”政策与中小学合作共建“第二课堂”，共创研学课程、研学基地；与高校围绕展览设计、文创研发、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博物馆馆校合作工作现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职业院校在馆校合作语境中长期缺位
职业院校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阵地。然而，受社会传统观念、教育选拔制度设置、办学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当前，国内的职业教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职业院校在诸多社会议题的讨论和实践中被忽视乃至缺位，这种现象在博物馆馆校合作方面亦普遍存在。国内博物馆历年公布的年度报告及各级媒体对博物馆的报道中，涉及馆校合作的内容多为与地方中小学或高校开展合作的实践案例，鲜少有关于博物馆与职业院校开展馆校合作的记述。从学界研究现状分析，在中国知网检索“博物馆教育”“博物馆馆校教育”两组主题词，截至2023年末，共收录关于博物馆教育相关的学术论文有6000多篇[4]。但若将主题词换为“博物馆+职业教育”“博物馆+职业院校”“博物馆+职业学校”，仅能检索到242篇论文，针对博物馆与职业院校开展馆校合作的研究成果明显较少。
文物职业教育规模质量仍难适配业界需求
文物工作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因涉及文物修复、田野考古等实操作业，业内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巨大。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的文物工作专业人才主要依靠在职培训或传统的师徒相授等方式进行培养，未能构建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21世纪以来，随着文博事业的发展，部分职业院校逐步开设文物修复等专业，为我国的文物行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专业人才[5]。但直至今日，我国的文物职业教育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仅有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山东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等数十所职业院校开设了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等数所职业院校开设了文物考古技术专业，另有一些职业院校零星地开设了其他文物相关专业。各职业院校的文物专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其规模增长缓慢，专业体系建设滞后，师资力量、学员数量明显不足，专业教学质量、人才培养效果不甚理想，难以适配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当前文物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
从专业性、系统性、多样性、持续性等角度审视，当前我国的文物职业教育普遍存在诸多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专业设置较为单一，课程设置针对性差
一方面，目前，国内职业院校开设的文物职业教育相关专业主要集中在文物修复与保护及田野考古技术方向，而对于文物工作中同样重要、人才缺口同样明显的保管、展示、利用等领域涉猎不多，其专业设置广度不足，覆盖面不够，难以形成体系。另一方面，已开设文物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大多并未对专业进行进一步细化，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课程设置亦缺乏合理性、科学性和针对性，教学内容常常无法与文物、文博行业的当前发展态势相匹配，呈现课程笼统而设、教学泛泛而谈的特点，难以达到提升学生历史文化通识素养、有效训练学生文物工作职业技能的效果。
师资力量配置不足，教学资源相对匮乏
文物职业教育相关专业课程跨度大、难度深、培养周期长，对专业教师的历史人文知识、科学素养、专业技能等均有着较高要求。但目前职业院校中具备相关学科背景及良好资质、能够胜任相关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数量普遍较少，学校在培养和聘任“双师型”教师方面亦存在较大困难。近年来，部分职业院校大力推进“双师制”改革，试图通过聘用校外导师等途径缓解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然而，由于文博单位对此的关注度和支持程度有限，加之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多受《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制度约束，或无法从事兼职工作，或在兼职方面存在顾虑，因此，校方的相关尝试收效始终有限。同时，职业院校在文物职业教育教学资源配置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我国的文物、文博从业者及教育界专家至今未能编写出针对文物职业教育且获得业界普遍认可的专业教材，导致各大职业院校在选择教材时普遍存在不专业、不科学、不统一的现象；部分院校使用自编教材，其质量更是良莠不齐。二是教学实践资源匮乏，目前鲜少有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等向职业院校提供可用于现场教学的场所及实习机会，导致本应注重实操的职业院校学生绝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学校内照本宣科，或在学校自建的实验室内进行模拟操作，其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馆校合作流于形式，长效机制尚不健全
当前，博物馆与职业院校的合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文物、文博单位或职业院校的个别领导、专家个人的社会关系、求学履历乃至单纯对文物、文博事业的喜好而起步构建的。其中不乏馆校双方短期内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重点项目等方面达成较好成果的案例。但从长远来看，相关合作普遍缺乏组织架构、制度建设、运行机制等方面的长效保障机制。在合作进展到一定阶段后，基本会陷入发展瓶颈，出现馆校共建的实践教育基地、专家工作室等因个别人员的人事变更而直接陷入瘫痪、沦为空壳的状况。甚至部分博物馆与职业院校间的合作仅流于形式，滋生出合作项目仅存在于协议及年度报告中而并无实体支撑的乱象。
职业资格认定困难，加剧学生就业压力
双证书制度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种理想培养模式，旨在通过改革消除或减弱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的差异，增强两者的一致性和兼容性。当前，距离国家公布文博职业技术人才实行学历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双证书制度已过去多年，但由于缺乏职业评价体系和职业技能标准支撑，该制度在执行中始终困难重重[6]。此外，职业院校毕业生必须参与工作1年后方可申报文物、文博专业技术人员的文物博物馆员职称体系中的初级职称；若希望从事考古勘探、考古发掘等工勤类岗位工作，在取得毕业证而没有工作经历的前提下，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较难的职业资格认定体系及较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对职业院校相关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职业发展规划造成了较大影响。
持续深化馆校合作，助力文物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文物事业追求高质量发展、“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的当下，如何深化馆校合作，打破文物职业教育发展不充分的现状，是广大博物馆与职业院校必须深入思考和实践的现实课题。《意见》的出台，明确了优化文物职业教育结构布局、重点强化产教融合、积极推进“三教”改革、助力学生成长成才的总体工作要求，并从政策层面打破了职业院校与博物馆、文物业界间的壁垒。基于我国文博职业教育的现状及痛点，广大博物馆可采取以下对策，推动馆校合作持续走实，构建文物技能人才培养与文物事业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
合作开发课程教材，助推专业布局优化
目前，国内职业院校普遍缺乏针对文物技能人才培养的专门教材，相关实践课程亦极为匮乏。同时，针对我国文物行业现状及人才需求情况，《意见》提出了优化专业布局的指导意见，即“重点发展古建筑工程技术文物考古技术文物展示利用技术专业，优化文物修复与保护石窟寺保护技术专业，增设文物数字技术土遗址保护技术壁画彩塑保护技术专业”。职业院校对于专业课程、专业教材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扩大。基于此，广大博物馆应当进一步加强与职业学校的合作，共同推进与相关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相适配的专业教材编写，着力开发专业课程、实践课程、特色校本课程等，并在课程中引入业内典型项目、案例、任务，及时更新和推介文物工作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等，有序构建和完善能够精准培养文物工作各领域技能人才的专业体系和课程体系。
畅通人才交流渠道，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物行业从业人员，尤其是事业性质国有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兼职方面的顾虑，为馆校深化师资队伍共建提供了政策支持。博物馆应进一步加强与职业院校的人才交流，一是在文物、教育主管部门支持及地方政策许可的前提下，委派文物各领域业务骨干、技术能手等赴职业学校兼职任教，同时吸纳职业学校文物相关专业教师到馆进行挂职锻炼；二是拓展合作路径，通过共同举办面向职业院校文物相关专业教师的岗前培训、专业培训，邀请相关骨干教师深度参与博物馆的文物保护项目及科研项目，吸收相关学科带头人加入博物馆理事会并深度参与博物馆决策管理及重点工作推进等方式，对职业院校文物专业教师队伍实行馆校共培，丰富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及对文物、文博行业的理解，不断提升职业院校文物相关专业“双师型”教师的规模和比重。
拓展研学实践路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博物馆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拓展与职业院校合作育才的方式方法。一是依托馆藏文物、展览陈列开展深度研学，加强对学生的历史文化通识教育；二是通过志愿者服务等活动，使学生形成对文物、文博行业的整体认知；三是依托馆校共建的文物修复与保护实训基地、文物鉴定人员实习实训基地等，针对学生开展专业技能教学与训练，并灵活运用虚拟仿真、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为学生创造模拟实训条件，确保学生实训时长不低于专业课教学时长的50%，有效提升其技能掌握度和熟练度；四是依托文物保护项目等，带领学生实地参与文物修复、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利用等业内工作，以实习实训强化其职业能力及素养。通过持续推进以上措施，着力构建循序渐进、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新路径。同时，各地博物馆、职业院校应在文物、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据自身特色及地方实际情况，逐步推进委托培养、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培养等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工作。
立足馆校企三方合作，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
为彻底扭转博物馆与职业院校长久以来“合而不融”的现象，推动馆校合作向系统化、长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博物馆应积极吸引文物行业企业或社会机构参与馆校共建工作，并由这些行业企业（机构）居中协调，进一步拓展和打通博物馆与职业院校间的沟通渠道，集中馆校企三方力量，构建培养方案共商、教学团队共建、教学资源共享、考核评价共通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从实操层面分析，行业企业（机构）的加入，一方面可有效规避博物馆与职业院校合作中产生的部分风险，另一方面也可直接吸收一部分毕业生进入文物相关行业，一定程度上缓解以事业性质国有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博单位入职门槛高、职业院校文物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状，从而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与价值链的有机衔接。
（作者单位：淮安市博物馆）
[1]刘曙光.从第五批新晋国家一级博物馆看中国博物馆的发展质量[J].中国博物馆，2024（03）：3-9.
[2]第五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办公室.第五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简报[J].中国博物馆，2024（05）：3-9.
[3]王文藜.博物馆与职业院校合作机制下的文化创意人才培养研究[J].美术文献，2022（08）：96-99.
[4]焦丽丹， 李泰衡.从馆校牵手到深度融合：我国博物馆服务中小学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初探[J].文物季刊，2024（03）：164-172.
[5] 吕正则，刘晓璇，蒋卓余.基于职业教育推动文物修复行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06）：22-25.
[6] 张昱.我国文博职业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J].中国博物馆，2017，（04）：4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