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系统考察了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本文采用熵值法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面板回归模型验证了绿色金融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详细揭示了绿色金融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条路径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提升。结果显示，绿色金融为低碳产业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有效推动了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升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通过拓展绿色金融产品种类、强化技术创新激励和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为我国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绿色金融；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低碳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4（a）--04
1 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调研时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理念。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要加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所谓新质生产力，是指那些能够通过创新驱动前进，打破传统经济增长及生产力提升的旧有模式，促进科技进步、生产要素的高效组合及产业结构向更高级形态转变的生产力。此类生产力彰显出高技术水平、高效能运作及高品质输出的特性，与我国倡导的新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形态。随着我国进一步贯彻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中国人民银行也提出了绿色金融的概念，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的绿色发展。以绿色金融为支撑点，增强金融资源配置的倾向性，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绿色金融事业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助力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低碳绿色产业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展现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地位。然而绿色金融在新质生产力提升方面的作用尚不明确。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发挥金融手段的激励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与发展，进而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共生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2 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研究假设
2.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出发，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革新为核心，通过关键技术的突破实现生产力的质变，这不仅是对传统生产力形式的超越，也要求相应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周文和许凌云，2023）[1]。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彰显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非凡成果和对生产力规律的深入把握，还体现了面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变化时，我国寻求生产力新突破的迫切需求（高帆，2023）[2]。两位学者均指出，要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有效形成，需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推动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前瞻性的规划。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多维内涵及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价值。
2.2 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研究假设
在投资与融资活动中，绿色金融将环境保护和资源效率作为核心评价标准。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关注决策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相较于传统金融，绿色金融的范畴超越了传统的信贷业务和债券发行模式，扩展至绿色保险、碳交易等前沿领域。此类金融服务展现出更为广泛的覆盖性、突出的创新特质及长远的规划视角，能够更有效地契合新兴生产力的金融需求（崔惠玉等，2023）[3]。绿色金融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二者在理念上相互呼应。通过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务等金融手段，绿色金融促进了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利用先进的金融工具和市场机制，助力经济持续发展。另外，新质生产力注重提升生产效率和品质，追求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王杰和王军，2024）[4]，为了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科技创新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迫切需要高效、便利且经济实惠的金融扶持，这种扶持需顺应新质生产力的需求。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形态，仍然履行金融的核心职能，包括资金流转、资源分配和市场定价，从而有效增强基础生产力。同时，绿色金融蕴含着无限的创新发展潜力，通过改善金融市场的运作和研发新颖的金融产品，有助于推动新兴产业的进步（武英涛等，2024）[5]。合理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具有经济生态双重价值的产业，是技术创新的关键所在。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时转变了单一追求利润的目标，更加看重产业的高效生产、资源优化和持久发展，可促进绿色产业良性增长，并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刘华珂和何春，2021）[6]。要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高质量的金融支持必不可少，绿色金融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促进科技、产业与金融的相互作用，能突破资金瓶颈和金融制度的束缚，帮助传统产业与高碳行业实现转型升级，朝着更高效、智能、绿色的方向迈进。此外，绿色金融也有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从而不断巩固新质绿色生产力的基础（赵国庆和李俊廷，2024）[7]。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绿色金融对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3 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研究设计
3.1 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研究样本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对2011—2022年期间中国范围内的30个省、市及自治区的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衡量指标进行了深入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EPS数据库及其他中国研究数据，涵盖了2010—2023年间的相关统计[8]。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较多，未将其纳入样本范围。
3.2 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变量选取及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NP）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参考卢江等（2024）[9]和韩文龙等（2024）[10]的研究成果，从基础生产力、科技驱动力、绿色发展力及数字创新力四个维度，对新质生产力进行量化评估。本文共选取8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从中国省级层面利用熵值法构建我国各省（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3.2.2 核心解释变量：绿色金融（GF）
本文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绿色金融定义，从绿色信贷、证券、保险和投资四个方面进行测算。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共选取8个二级指标对绿色金融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具体指标选取如表2所示。
3.2.3 中介变量
本文从技术革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绿色金融如何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制，对于技术创新影响机理而言，本文采用发明专利授权量进行衡量，同时做专利授权量加1并取对数的处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代理变量，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衡量（王浩，2021）[11]，并取对数处理。
3.2.4 控制变量
①经济发展水平（lngdp），为消除异方差问题，采用省份实际GDP的对数值表示；②能源消耗程度（lnenergy），用省份标准煤消耗量的对数值来表示，省份标准煤消耗量由全社会用电量、人工煤气和天然气供气总量分别乘以标准煤能源折算系数后加总而得；③人力资本水平（edu），采用省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户籍人口数的比率表示；④对外开放水平（fdi），采用省份外商投资总额的对数值衡量。
3.3 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研究模型设定
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究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影响。为了构建更为准确的分析模型，并有效消除异方差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干扰，借鉴了乔梦真（2023）[12]的研究方法，对所有涉及的变量均进行了对数转换处理。本文所采用模型形式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揭示绿色金融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模型如下：
lnNPit=α0+α1lnGFit+α2lncontrolit+εit（1）
其中，新质生产力为核心被解释变量，用NP表示；GF为本文的解释变量绿色金融；controlit为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
4 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影响实证结果
4.1 数据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所涉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4.2 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影响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如表4所示，第（1）至（5）列呈现的是混合最小二乘法的回归分析结果，第（6）列展示了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第（7）列是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在对比混合回归与固定效应回归时，F检验的结果显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更为恰当。另外，通过Hausman检验的进一步验证，确认在固定效应回归与随机效应回归之间，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表现更佳，而且其结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
根据表4可知，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均呈现显著性为1%的正相关关系。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符合本文预期。从控制变量来看，GDP与新质生产力均呈现显著性为1%的正相关关系，即GDP可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源消耗程度与新质生产力均呈现显著性为1%的负相关关系，即能源消耗程度可以抑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新质生产力均呈现显著性为1%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外开放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影响不显著。
4.3 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影响机理检验
本文采用中介检验三步法考察绿色金融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作用机理。其中，技术创新中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表5可知，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中发挥着不完全中介作用。
根据上表可知，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中发挥不完全中介作用。
5 结语
本文通过熵值法构建新质生产力和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并通过回归分析验证绿色金融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随后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影响机理进行检验，本文结论如下：绿色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它通过促进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进一步增强新质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只是绿色金融影响新质生产力的部分中介因素，并未完全决定这一影响过程。同时，GDP、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源消耗程度抑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外开放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影响不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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