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县域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强”，探索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有利于加快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本文测度了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深入剖析时空演化特征，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索影响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提升的内部与外部因素。结果显示：（1）2001—2022年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和经济发展力、产业结构力、人民生活力、社会发展力这几个子系统得分呈波动上升态势。其中，经济发展力子系统的发展快于产业结构力、人民生活力和社会发展力子系统。尽管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但区域之间的发展仍不均衡。（2）综合实力强县和较强县由河西走廊中部地区逐渐向西北方向转移，综合实力弱县和较弱县逐渐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河西走廊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高-高”和“低-低”聚集的空间二元结构特征。（3）产业结构优化、教育水平、粮食生产能力成为阻碍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城镇化水平、教育投入、投资水平等因素都显著正向影响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障碍度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城镇化水平；投资水平
中图分类号：F207；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4（b）--07
1 引言
“县域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强”。发展县域经济，不仅是紧扣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1]。县域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2022年，我国共有1886个县和县级市，地域覆盖了我国近90%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超50%的常住人口，创造了近40%的经济总量，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仍存在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同质化竞争、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以及东、中、西部县域之间发展基础与水平差异大等诸多问题。因此，对不同地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进行测度评价，并探究制约因素，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区域综合经济实力，促进区域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
国内专家学者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概念界定、定量评价、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了诸多尝试与探索，在概念界定方面，众多学者对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展开了诸多探讨[2-3]，但尚无形成统一的定义。在定量评价方面，专家对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展开了诸多探索[4-5]，并揭示了不同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时空演化规律[6-7]，但研究区域多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较少。在影响因素方面，学者多运用障碍度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开展研究[8-10]。基于此，本文以河西走廊为例，构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并探索影响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提升的内外部因素，旨在助力全面、高效地提升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并为其他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和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研究区概况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因形似走廊又地处甘肃黄河以西而得名。既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交通、能源、电信、物流战略大通道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路段。总面积27.72万km2，占甘肃省总面积的60.39%，包括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五个地级市的20个县（市）级行政单元，其中包括2个县级市，4个民族自治县，9个县，4个市辖区。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1—2022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甘肃省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通过计算所得。
2.3 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的县域经济是以县或县级市以及市辖区为地域单元的经济体。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包括经济、生活、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目前，国内尚无公认且统一的区域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成果[4，11-13]，在数据可获得性、指标科学性和全面性基础上，从经济发展力、产业结构力、人民生活力、社会发展力四个维度出发，构建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3 研究方法
3.1 多元线性加权法
第一，使用熵权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赋权操作。熵权法是通过计算指标熵值来确定指标权重，通常熵值越小，指标所提供的有效信息越多，指标的权重越大[14]。第二，使用多元线性加权法，对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得分进行计算。
计算第l个一级指标得分的计算公式：
（1）
式（1）中：Xij为原始数据标准化后的值，wj为指标权重，Gl为第l个一级指标的得分，k为该一级指标所含的指标个数。
计算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得分（F）计算公式：
（2）
3.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主要研究某个相邻空间同一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包括全局和局部自相关。全局自相关运用全局莫兰指数（GMI）来测度全局空间分布的相似性，局部自相关通过局部莫兰指数（LMI）测算局部自相关程度，并借助Moran散点图和LISA分析进一步揭示局部空间的聚集状态。全局莫兰指数（GMI）的计算公式为：
（3）
式（3）中：S2为方差，为均值，Xi和Xj为单位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n为空间单元总数。GMI为正、负分别代表全局空间分布呈现正、负相关性，GMI为0说明无规律分布。局部莫兰指数（LMI）的计算公式为：
（4）
3.3 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运用“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障碍度”来探究影响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提升的内部因素，因子贡献度代表指标对总目标的影响程度，即各指标权重wj。
指标偏离度Iij的计算公式：
Iij=1-Xij（5）
障碍度Oij的计算公式：
（6）
3.4 空间计量模型
本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影响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提升的外部因素及效应分解，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的公式为：
Y=ρWY+Xβ+ε（7）
式（7）中：Y表示因变量向量，W是空间权重矩阵，ρ是空间自回归系数，X是自变量向量，ε是误差项。
空间误差模型（SEM）认为空间相关性存在于误差项中，其公式为：
Y=Xβ+ε，ε=γWε+μ（8）
式（8）中：误差项ε受到相邻区域误差项的影响，γ是空间误差系数，μ是误差项。
空间杜宾模型（SDM）同时考虑了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空间滞后效应，其公式为：
Y=ρWY+Xβ+WXθ+ε（9）
式（9）中：θ表示外生交互效应的空间矩阵估计系数。
4 结果及分析
4.1 综合实力时间维度演化特征
由图1可知，2001—2022年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表现呈波动上升趋势，经济发展力、产业结构力、人民生活力、社会发展力子系统的水平也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经济发展力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产业结构力子系统、人民生活力子系统和社会发展力子系统，这说明近22年来河西走廊地区经济发展成就卓著，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未来河西走廊各县域进一步提升经济综合实力亟待关注的问题。
图1 2001—2022年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得分及
子系统水平得分
如图2所示，2001—2022年河西走廊各地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得分集中在0.104～0.846，各地区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大体表现为上升趋势。其中，民勤县、天祝藏族自治县、玉门市、敦煌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高台县的经济综合实力得分波动幅度较大且变化趋势不太稳定。2022年，河西走廊各县域的综合实力得分均在0.6以上，综合实力得分位于前3名的分别是瓜州县、肃州区、民乐县，位于后3名的依次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永昌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为了进一步说明河西走廊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本文将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平均排名，作为区域发展平均实力的参考，将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的均方差，作为区域内部发展均衡性的参考。图3展示了2001—2022年各地区平均排名和均方差的变化，平均排名和均方差数值越大，表明各地区间排名差距越大，即地区发展越不平衡。2001—2022年，金昌市综合实力平均排名从第11位下滑到第13位，均方差先变大后缩小再变大，表明该地区综合实力整体有落后趋势，地区发展从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转变。武威市的综合实力平均排名由最初的14.5上升至9左右，均方差同样先变大后缩小，表明该地区整体经济实力在稳步提升，且由不均衡向均衡状态转变。酒泉市的综合实力平均排名由11.3上升至10.4，均方差由7增长至8，说明该地区县域整体实力有所增强，但地区发展不平衡性也在加剧。张掖市的综合实力平均排名由4.8下降至9左右，均方差也由3.6增至5.3，表明该地区的综合实力在倒退的同时，地区发展差异也逐步扩大。
4.2 综合实力空间维度演化特征
为探索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空间分布，本文借鉴卜洁文（2021）[13]的做法，使用ArcGis10.8，运用自然间断裂点分级法（Jenks），将河西走廊各县域按综合实力得分划分为综合实力弱县、较弱县、较强县和强县四类。
如图4所示，2001—2022年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整体来看，经济综合实力弱县和较弱县由河西走廊西北部地区逐渐扩张至西南部地区；经济综合实力强县和较强县由河西走廊中部地区逐渐向西北方向转移。综合实力强县和较强县多为市辖区，由于政治地位的原因，其发展资源相对充沛，具有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产业基础相对较好，能够给周边县域提供就业、技术等，对周边县域产生经济辐射和产业带动作用。综合实力弱县和较弱县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河西走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其内部各地区也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基础不牢固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所以经济综合实力弱县和较弱县多集中在民族地区。
图3 河西走廊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平均排名与均方差的变化
图4 2001年、2008年、2015年、2022年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
实力水平空间分布
为进一步证实2001—2022年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空间布局的关联性，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并采用莫兰散点图和LISA分析法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性。
由表2可知，2001—2022年全局莫兰指数均大于零，但2001—2003年的全局莫兰指数的P值大于0.1，说明2001—2003年的计算结果未通过检验，表明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分布尚未出现聚集特征。2004—2022年的全局莫兰指数都通过了检验，且数值大体呈现出逐步上升态势，说明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空间分布存在集聚效应。
从全局莫兰指数无法判断是高-高集聚还是低-低集聚，进一步采用局部自相关分析中的Moran散点图进行分析，由于2000—2003年的计算结果未通过检验，本文选取2004、2013、2022年三个年份的莫兰散点图进行局部自相关分析。如图5所示，从2004年开始，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的城市数量开始逐渐增加，到2022年，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的城市数量多于其他两个象限的城市数量，说明河西走廊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高-高”和“低-低”聚集的空间二元结构。
为了进一步分析局部空间集聚的类型和非平稳性，本文选择LISA分析法对2004、2013、2022年结果进行分析。据图6可知，高-高组空间集聚是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发展的核心区域，逐渐由中部向东部和西部地区转移，且高-高型数量有所下降，说明强县和较强县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弱，这与区域自身经济发展较弱有关。低-低组空间集聚的分布范围逐渐缩小至少数民族地区，表明随着政府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效用的逐步显现，各县政策和保障机制也逐步完善，地区差异有所缓解，因此低-低型分布的范围有所缩小。低-高组空间集聚是指自身综合实力水平较低但却被高水平包围；高-低组空间集聚是指自身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高但被低水平包围；出现这两种空间异常集聚类型的原因可能是：强县和较强县辐射带动作用不强，无法拉动周边地区发展；弱县和较弱县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城镇化进程缓慢，无法受到强县的带动。
4.3 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影响因素
4.3.1 内部影响因素
运用障碍度模型来研究影响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提升的内部因素，按照障碍度由大到小排列，并将前三名定义为主要障碍因素。限于篇幅，本文只计算2022年河西走廊19区县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障碍度，并找出主要障碍因素（表3）。
产业结构优化、教育水平、粮食生产能力是阻碍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提升的主要因素，2022年产业结构优化作为主要障碍因素制约了15个区县的经济综合实力提升，教育水平作为金川区、永昌县、凉州区等14个区县经济综合实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而粮食生产能力作为主要障碍因素制约了12个区县提升经济实力。
4.3.2 外部影响因素及效应分解
（1）变量的选取。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借鉴相关研究成果，选择城镇化水平（x1）、政府支持水平（x2）、教育投入（x3）、投资水平（x4）四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城镇化推动了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借鉴孙昌盛（2023）[15]方法，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代表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是直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财政支出方式等措施来刺激县域经济发展。因此，借鉴郭艳晴（2023）[16]的研究，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代表政府支出水平。教育投入多少是决定人力资本优劣的关键因素，而县域人力资本优劣则是制约县域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代表教育投入。投资水平决定县域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借鉴孙昌盛（2023）[15]做法，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表投资水平。
（2）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进一步采用SDM模型来实证检验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首先，基于邻接规则和地理距离两种方式构建空间权重矩阵，用来判断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其次，运用VIF检验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Mean VIF的值为3.02，排除了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最后，通过Wald和LR检验验证模型选择的合理性。计算结果显示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SDM模型不会退化为SAR模型或SEM模型。因此，使用SDM模型开展研究，Hausman检验结果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选择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4可知，在邻接权重和地理距离权重下，各变量对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结果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模型的估计系数可知，城镇化水平（x1）、教育投入（x3）、投资水平（x4）都显著正向影响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政府支持水平（x2）不能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产生显著影响。从空间矩阵的估计系数可知，教育投入（x3）的外生交互效应表现出较高的显著性。
表4 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空间杜宾模型（SDM）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邻接权重 地理距离权重
模型估计系数 空间矩阵估计系数 模型估计系数 空间矩阵估计系数
X1 0.498***
（0.000） 0.122
（0.173） 0.462***
（0.000） 0.324
（0.256）
X2 0.221
（0.623） 0.065
（0.260） 0.102
（0.378） 0.215***
（0.000）
X3 0.045***
（0.003） 0.039***
（0.008） 0.037**
（0.012） 0.325***
（0.006）
X4 0.361***
（0.001） 0.001
（0.264） 0.126**
（0.022） 0.243
（0.403）
Loglikehood 322.532 345.580
R2 0.325 0.267
注：*、**、***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上显著。
如表5所示，本文将空间交互效应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城镇化水平在1%的显著性下正向影响本地区的经济综合实力水平，城镇化带来了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得对消费、公共基础设施、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障的需求不断增加，地区经济不断发展。但其间接效应并不显著，说明邻近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还不足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政府支持水平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提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大、基建投资占比高和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的存在，导致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教育投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会正向促进本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水平，说明劳动力接受良好的教育，能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本，邻近地区的教育投入也会产生如此效应。投资水平对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直接效应和系数显著为正，但是间接效应并不显著，较高的投资水平有利于促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邻近地区的该种效应并不显著。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2001—2022年，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得分也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其中经济发展力得分高于产业结构力、人民生活力和社会发展力。各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但区域发展不均衡。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强县和较强县由河西走廊中部地区逐渐向西北方向转移，综合实力弱县和较弱县由河西走廊西北部地区逐渐扩张至西南部地区。河西走廊区域的经济发展已呈现出“高-高”和“低-低”聚集的空间二元结构。产业结构优化、教育水平、粮食生产能力是阻碍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城镇化水平、教育投入、投资水平都显著正向影响县域经济综合实力。
表5 各变量对河西走廊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
变量 邻接权重 地理距离权重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X1 0.497***
（0.001） 0.002
（0.427） 0.459***
（0.000） 0.029
（0.531）
X2 0.056
（0.618） 0.068
（0.265） 0.002
（0.638） 0.215***
（0.000）
X3 0.127***
（0.002） 0.042***
（0.006） 0.025**
（0.032） 0.253**
（0.016）
X4 0.359***
（0.005） 0.321
（0.257） 0.103**
（0.018） 0.102
（0.227）
注：*、**、***分别代表在10%、5%、1%水平上显著。
5.2 建议
（1）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各县域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避免同质化竞争。工业主导型县域应找准主导产业，引导产业集中集聚链式发展，推动主导产业强链、延链、补链，力促工业经济扩量、增质。文旅赋能型县域可以扎实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化、高端化、精品化，推动“科技”+“旅游”的深度融合，以及县域文旅产业的数智化发展。农业优先型县域应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生产底线，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培育壮大特色富民产业，提升辐射带动乡村振兴的能力。生态功能型县域还可以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径，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2）减少内部因素影响，强化外部因素影响。一方面，推动县域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相结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通过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实施专项计划和政策倾斜来引导优质教学资源向县域流动等来提升县域教育水平；通过实现粮食生产设施的智能化转型，构建全覆盖的智能粮食生产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现代农用机具的普及等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培育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集群和强化产业发展人才支撑等举措，来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通过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积极筹措资金等措施增加教育投入；通过完善县域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拓宽融资渠道、提升民企实力等举措来提升县域投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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