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推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旨在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求我们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 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还要探索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制度， 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 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政策体系。本刊本期集中推出的六篇相关论文， 重点围绕市场与政府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赋能逻辑、现实约束与因应路径、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新基建“三网融合” 对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路径、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进行了深入分析， 希望通过这些研究成果， 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 赋能逻辑 新型举国体制 科技自立自强 新型生产关系 体制机制改革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２４.０９.００１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 ３；Ｆ７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引言
当前，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经济也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迎来了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的历史性交汇期，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１］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日新月异，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不断重组变迁， 产业竞争成为塑造国际权力格局的关键力量［２］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自２０２３年７月起，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赴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于２０２４年１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界定， 指出：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特点是创新， 关键在质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①。为防止“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２０２４年３月５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②，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③。在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８日召开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形成新质生产力再次作出强调，“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 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④。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对“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和“进一步发展什么样的新质生产力” 以及“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出了深刻解答。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也是赢得国际竞争战略主动的现实需要。历史教训和现实趋势都告诉我们， 在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一定要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塑造国家竞争优势［３］ 。据此， 对于如何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问题， 简单地以政府主导或者市场主导这种单一线性关系来理解新质生产力赋能问题可能是不恰当的。同时， 在“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 结合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组合形式， 其中的复杂性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
（１）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在习总书记的思想引领下， 学者们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外延也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①当前学界主要从两条理论路径来阐释新质生产力。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 学者们把新质生产力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关键的理论命题［４－６］ ， 理论框架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 矛盾运动规律［７］ 。新质生产力的“新” 体现在生产力要素、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上［８］ ； 另一种是演化经济学理论角度， 着重研究社会生产力演变的各种形式［９］ ， 并重点突出了科学技术革命、产业组织形式等与生产力之间的理论联系［１０］ ； ②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方面。科学技术的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征［１１］ ， 它涉及到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 包括创新在内的更高质量的生产要素［１２］ ； ③现有文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１３］ 、劳动资料［１４］ 和劳动对象［１５，１６］ ３ 个核心要素及其最优结合上。以此依据， 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也是新质生产力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１７，１８］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一次深刻的生产力革命。
（２） 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市场与政府作用：聚焦产业政策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 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既放得活 又管得住” 是核心问题。但鉴于产业政策是政府发挥作用的主要抓手，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也就被聚焦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上。
在制度学派看来， 政府只是用来管理暴力、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他们指出产业政策“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无效的，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是有害的”［１９］ ， 很明显， 这种观点源于对市场机制的信仰， 也源于对政府天生的谨慎与怀疑， 具有鲜明的评判“二分法”［２０］ 。但事实上， 在发展中国家解决或克服市场失灵、市场缺失等方面， 政府是一股强有力的社会力量［２１］ 。虽然产业政策在后发国家实现赶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大多数的研究都只是承认产业政策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如在竞争前或者产业化的早期）或者在一定的范围内（新兴产业、幼稚产业等）的效果［２２］ 。学界依照产业政策作用的“强度” 将其划分为功能性产业政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 相较于对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极端讨论， 有学者提出当前中国应由选择性产业政策转为实施以功能性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政策体系， 注重完善市场机制， 维护公平竞争，推动创新， 促进绿色和包容发展［２３］ 。有一些学者以公共选择和政府失败理论为基础， 基于对中国家电、纺织等产业的经验研究， 对政府选择赢家的政策展开批评［２４］ 。针对１９８２ 年《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中提及的“以市场换技术”策略， 学者们强调， 尽管技术本身或许可以通过市场手段获取， 但关键的技术能力——即掌握、应用及创新技术的能力——却难以仅凭市场交换而轻易获得［２５－２７］ 。在赶超阶段后期， 学者普遍认同选择性产业政策应适度减弱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一理论视角未能全面涵盖现实情况， 即无论是处于赶超后期的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都在以不同形式的产业政策推动新兴产业的成长［２８］ 。但是中国政府在高铁［２９］ 、移动通信［３０］ 等多个行业的强势介入并成功实现赶超的事实说明适当的政策介入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与新兴及复杂技术产业的赶超进程形成有效的协同作用。
（３） 研究述评
学界过往研究中缺乏政府和市场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问题的系统讨论。若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那面对全球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激烈角逐， 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浪潮， 为什么产业政策依然稳固占据重要地位， 被各国争相采用呢？ 产业政策的实施是不是存在符合发展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逻辑脉络呢？ 既有研究将政府与市场之间看作单一线性的完全排他性关系，对政府的作用（产业政策）持悲观态度， 将各类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是有局限性的。如果不能据此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角度回答市场与政府如何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问题， 就会使得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实践面临无所适从的尴尬。
１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我国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高水平相结合的体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 要把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因为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因素。
市场经济中，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历史上， 资产阶级社会有效地运用了这一规律， 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⑤。市场既可以高效地配置资源还可以响应创新活动的需求。依据弗里德里希·哈耶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ａｙｅｋ）的市场信息理论， 市场不仅是商品和服务交换的场所， 更是信息交流和发现的过程［３１］ 。在这个过程中， 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有效地向企业传递信息， 引导资源流向最具价值的创新活动， 避免资源浪费。同时， 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通过响应市场需求， 创新活动能够快速调整方向和重点， 从而加速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的研发与应用， 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市场需求是创新活动的重要驱动力。通过强化市场需求对创新的引导作用， 企业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 从而不断调整和优化其技术研发方向。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不断追求技术进步和服务优化， 以获得竞争优势［３２］ 。在探索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务模式的过程中， 市场比政府具有更强的感知能力和处理能力。在市场的推动作用下， 企业不仅能够迅速对新技术的实用性能加以检验， 还能够加快科技成果在经济领域的应用进程， 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 我们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也不应忽视政府的有效调控和引导。国内外经验均表明， 尽管市场具备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 但其作用并非全能， 存在局限。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这些优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力支撑［３３］ 。单纯依赖市场力量并不能充分促进技术革新， 合理的宏观调控和强有力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必要条件。观察全球主要创新国家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 大多数技术革命都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推动［３４］ ， 其不仅通过政策制定和资金支持为创新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还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制定等措施，给创新活动营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依据约瑟夫·熊彼特（Ｊｏｓｅｐｈ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的创新理论， 政府的干预能够创造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创新土壤”，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３２］ 。政府不仅为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 还通过财政投入和政策激励， 降低了企业和研究机构在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 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产出和应用。民营企业面临高风险、长周期的技术创新时， 其溢出效应、专属性、发展滞后等问题需要政府适时干预。具体而言， 政府通过制定促进科技创新的国家级政策和计划， 如《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等， 明确了国家科技创新的发展目标和重点领域，这不仅引导了社会资源向高新技术产业集中， 也提升了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在探索新兴科技领域和开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过程中， 由于这些领域本身蕴含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巨额研发投入， 往往使企业望而却步。此时， 政府的资金注入和税收优惠政策犹如及时雨， 有效降低了企业涉足高风险研发项目的门槛， 激发了企业的创新热情和潜力。政府还积极发挥其在市场创造和方向引领方面的战略作用， 通过深入理解技术变革的深层次规律以及精准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 运用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 来推动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这种转型升级不仅注重市场导向， 也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作用， 实现了市场与政府力量的有机融合。政府通过制度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保障。制度创新是创新活动的关键动力因素，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体系要适配技术创新的客观发展规律。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当扮演创新引领者角色， 以制度创新破除制约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 为创新活动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３５］ ，让创新要素充分涌流。
我国政府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而非外部力量的事实表明， 在通过产业政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把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两种力量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考虑是一种理论误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统一的立足点， 是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 既要防止市场失灵， 又要避免政府因缺位、越位、错位而违背价值规律。
２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历史逻辑
新质生产力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两个历史逻辑［３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每个特定时代， 生产力都有新质与旧质的区别， 每一个时期的更迭都建立在生产力的飞跃之上， 就像马克思说的，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３７］ 。相较于农业社会的“手推磨”， 工业社会初期的“蒸汽磨” 就是生产力的新样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蒸汽磨逐渐丧失了其“新” 的时代性， 逐渐为更高形态的“电气磨” 所代替。“生产力使生产关系并且通过生产关系使整个社会革命化”［３８］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 历次科技革命均引领了生产力的显着质变与飞跃。
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有五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发生在１５４０～１６４０ 年间。在这次革命中， 人类作为生产力要素， 从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中解脱，投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这一时期， 能源的转变尤为关键， 从自然木柴转向煤炭， 深刻影响了矿业与工场手工业， 促使生产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接着， 迎来了第二次生产力飞跃的浪潮，即广为人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１７６０ ～ １８６０年）。这一阶段， 蒸汽机技术的突破与新的工具和机器的涌现， 彻底改造了工场手工业， 催生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进而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极大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回顾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初期， 不难发现，它们并非单纯依赖市场力量自然成长， 而是巧妙地运用了关税保护、出口退税政策、财政补贴以及政府直接投资等多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手段， 为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稚嫩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庇护， 确保了工业化的顺利进行。曼库尔·奥尔森曾说过： “一个稳定的覆盖全国的政府建立起来的数十年后， 如１６８８ 年之后， 英国的工业革命走上正轨”［３９］ 。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则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它在１５４０～１６４０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性质相一致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的就是当时的新质生产力， 而掌控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国家就是英国。１６ 世纪初， 英国致力于促进国内工业与商业的繁荣，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优化社会环境以激发经济活力， 整合国内市场实现资源高效配置， 同时出台政策激励对外贸易， 并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以拓宽经济版图等。英国政府通过对本土工业的积极介入和支持， 使其实力持续增长， 并逐渐建立起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从１７４０年开始， 英国首先在棉纺织业方面获得重大发展， 飞梭、珍妮纺纱机、动力织布机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等纺织技术的发明和蒸汽机提供的先进动力， 使得棉纺织业成为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英国是在本国兴起的资产阶级的推动下， 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放宽了贸易与生产的限制， 英国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的飞跃， 从而确立了其作为“日不落帝国” 的辉煌地位。
第三次生产力革命出现在１９世纪末期， 即电技术革命。以电气化为生产力标志， 驾驭这种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国家是美国。在这个阶段上， 电动机取代了蒸汽引擎， 打破了机械系统的限制， 建立起了企业间的联系， 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内战使美国拥有了庞大的技术人力资源和消费市场。为了发展本国的制造业， 摆脱对英国工业产品的依赖， 美国在独立战争后开始尝试发展自己的制造业。美国政府在工业化初期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对美国工业发挥了保护和促进作用。１９２９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开启了美国政府的干预政策， 也使美国走向了一个超级大国的道路。在同一时期， 德国也几乎同步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德国政府的深度介入、科技进步、教育发展以及普法战争后的巨额赔款， 为德国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坚实基础。这次工业革命以大规模生产为核心， 电力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成为推动力。在微观层面， 股份制公司成为主要的企业形式； 从中观上看， 以电力、钢铁、化工、汽车工业和电话电报等通信行业为代表形成新的技术体系； 从宏观经济结构上看， 工业迅速发展代替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与此同时， 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人类迎来了第四次生产力革命浪潮， 即信息化革命， 以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为驱动力， 以机械化和自动化为生产力标志。由于美国有着丰富的物质基础、杰出的科技人才、全民的创新精神、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国家对此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大力推进， 从而使美国率先兴起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日本在２０ 世纪初恢复了对自己国家的关税自主权， 并迅速地提高税率来保护本国产业。在１９２０年代， 日本的金融系统已经非常完善， 有足够的资本来支持其产业的发展。而且， 日本仍然坚持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历史证明， 多种政策手段的结合能很好地推动日本的重型工业发展［４０］ 。美国政府在促进工业技术研究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１９９４ 年， 克林顿政府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报告， 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由总统亲自宣示的科学政策蓝图， 明确列出了推动美国科学发展的五项核心目标。该报告开创性地说明了政府在促进科技进步中的关键角色。
第五次生产力革命， 即智能化技术革命，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太空技术、生物技术、量子科技等为代表。五次生产力革命的推动力量都是科技创新， 核心力量是生产力质的飞跃。新质生产力革命是涉及所有学科、所有领域、所有行业的全方位的爆发， 是一场席卷世界的社会大变革。它将以智能化技术为主要标志不断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为中国经济塑造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机制， 为世界经济复苏与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尽管美国没有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 这一概念， 但其行动正积极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美国通过投资研发和对新兴产业的补贴来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并实施政策吸引ＳＴＥＭ领域的人才以支持新兴产业的成长。同时， 美国也在采取战略限制潜在对手， 以确保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随着中国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意图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步伐。当前， 我们正置身于一场科技革新与产业升级的浪潮之巅， 众多突破性技术和尖端科技正处于密集涌现的临界点。在此背景下， 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也是关键策略所在， 旨在加速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开辟新的增长路径。面对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阶段， 把握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爆发机遇，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 与政府密切相关的各种产业政策在其中应该而且能够扮演何种角色， 可以在世界范围及我国的工业革命历史中寻找答案。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我国基本上扮演的是“看客” 的角色，工业和制度基础异常薄弱。不仅受制于市场不发育和企业的弱小， 而且资本积累和技术壁垒也无法逾越， 所以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主要是借助于政府干预， 辅之以计划手段和国有经济制度展开。历史证明， 这种赋能工业化的逻辑是成功的， 我国籍此建立起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通过赶超战略、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一贯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视为其革命、建设及改革进程中的核心使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党成功清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枷锁； 随后，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又为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改革开放开启了新局面，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为生产力的现代化转型注入了新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通过渐进式的市场化策略， 逐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的自主决策和市场的自发调节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而政府的干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布局政策以及利用外资政策， 并辅以发展规划、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等。虽然对于产业政策等政府干预措施存在诸多诟病， 但其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 也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新技术和新要素的出现使得生产力的性质不断演变。“新质生产力”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 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是对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４１］ 。我国正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 并探索建立配套的新型生产关系， 以促进两者间的良性互动， 为生产力的现代化转型创造有利条件。在此过程中，我们高度重视科技的引领作用， 深挖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潜力， 加强国家科技竞争力， 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步伐， 以此推动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 进而催生更多新质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 政府因其多重身份与多样功能， 需灵活适应公共管理、投资引导等规律， 并严格遵循与经济主导者、市场监管者及市场主体身份相匹配的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关键支柱， 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尤为重要， 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建设需得到特别加强。企业必须主动实施转型升级， 以抓住这一重要的发展机遇。
３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逻辑
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深刻改变了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动格局， 构建出一种更加灵活高效的合作模式。企业不仅是政策执行者， 还成为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和社会责任的担当者。政府不仅是资金与政策的供给者，还承担着市场规则制定与公平竞争维护的角色。这种新型合作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加速了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步伐。
３.１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赋能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３.１.１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 涵盖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多个层次。在传统行业方面， 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传统产业去产能比例增大， 逐步实现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显着提升。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 ２０２３年， 我国制造业持续展现强劲实力， 其增加值突破３３万亿元大关， 约占全球总量的三成。高技术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 自２０１２年的９.４％稳步提升至２０２３年的１５.７％， 而装备制造业的占比也从２８％增长至３３. ６％， 如图１ 所示， 显示出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积极进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已从２０１４年的７.６％增加至２０２１年的１３.４％， 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 如图２所示。
同时， 我国在产业集群建设方面步伐加快， 现已形成第一批共６６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此外，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规模持续扩张， 截至２０２３年９月，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总数已突破２００万家， 其中生物产业、相关服务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企业分别以２５％、１９％和１７％的占比排名企业总数前三［４２］ 。我国未来产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但得益于国家政策的鼎力支持， 各地对未来产业的探索热情高涨， 纷纷携手高校设立研究中心， 部分省（区、市）已明确未来产业的战略方向。如北京聚焦于量子信息、新材料、人工智能及卫星互联网等前沿领域； 安徽则致力于生物制造、类脑科学及质子医疗装备等创新产业。此外，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市场规模不断壮大。相关数据表明， 我国数字供应链市场规模从２０１８年的８.２５万亿元增加到２０２２年的２７.２万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２６.９４％， 如图３ 所示。
３.１.２产业能力逐步提升
我国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加大了科技创新研发投入， 科技创新能力和企业生产能力逐步提升， 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商业化应用有所增加， 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推广使用， 一些创新型企业和科技企业崛起， 加速了产业的创新升级。尤其是在大数据领域， 正涌现出一批以独角兽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为代表的新晋力量。独角兽企业是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的主力军， 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独角兽企业涉及金融科技、软件服务、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等多个产业领域。根据２０２４全球独角兽榜， 截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底， 全球共有５３个国家的２９１ 座城市设有独角兽企业， 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达到１４５３家，其中我国以３４０家独角兽企业排名第二， 占全球独角兽企业总数的２３.４％。我国独角兽企业科技属性强， 前沿科技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占比较多， 涉及的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
３.１.３产业保障稳步强化
现代化产业保障体系的基石在于强化产业保障能力， 其构建深受新型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新型基础设施方面， 涵盖了以５Ｇ、物联网、云计算、ＡＩ 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远程医疗、智能养老等融合创新的基础设施。据工信部最新数据，２０２３年上半年， 新型基建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特别是融合类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高达３４.１％， 远超信息类基础设施的１３.１％增长率。同时， 市场研究也显示， 中国云计算市场与人工智能产业均实现稳健增长， 进一步巩固了数字经济的基础。在制度环境上， 我国政府积极作为， 通过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研发资助等多项政策措施， 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针对制造业， 政府发布了《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等一系列战略规划与指导意见， 不仅为智能制造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还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 催生了一批行业领军企业。此外， ２０２３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的开展， 更是为智能制造产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 有力推动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４２］ 。
３.２破解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短板亟待政府与市场进一步有机结合
中国在前沿科技突破与新产业培育方面面临两大挑战： （１） 原创性创新能力不足； （２） 创新环境的构建尚待完善。这两大短板共同制约了中国在科技前沿与新产业领域的快速发展。
３.２.１基础研究发展水平不高
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面临两大困难。（１） 基础研究投入资金相对较少， 具体表现为经费占比与发达国家存在显着差距。尽管近年来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长， ２０２３年达到２２１２亿元， 占研发总经费的６.６５％， 但相较于发达国家普遍超过１５％的比例， 仍有待提升。这一差距限制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进而影响了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基础研究不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属领域， 企业在其中亦扮演关键角色。然而， 目前中国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投入比例较低， ２０２０年企业执行基础研究经费仅占６.５％， 远低于美国（３２.４％）和日本（４７.０７％）的水平。这不仅限制了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也影响了整体科技生态的活力与效率［４３］ 。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市场导向性投入偏低， 是当前制约颠覆性技术与前沿技术涌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进而影响了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使得我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步伐相对滞后。其次是顶尖基础研究人才稀缺。具体而言， 从数量层面分析， 尽管我国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的数量已从２０１２年的４３人／ 年增长至２０２１年的７７ 人／ 年⑨， 这一增幅体现了我国在科研人力投入上的积极努力， 但与韩国（２１５人／ 年）和日本（１３６ 人／ 年）等发达国家相比， 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在质量方面， 据２０２３年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排名显示， 中国位列第４０位， 较上一年度的第３６位有所下滑， 而前三甲则被瑞士、新加坡和美国占据， 这凸显了我国在高层次科研人才方面的竞争力有待提升；（２） 在国际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我国在国际人才引进方面显得渠道相对单一， 成效不显着， 未能充分利用专业猎头机构、国际公司合作交流及海外专场招聘等多元化手段。同时， 国内科研环境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科研项目审批流程繁琐、项目经费下拨效率低下以及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不够完善等， 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影响高端科研人才留任与引进的不利因素。
３.２.２ 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
当前， 我国在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亟待突破的瓶颈。以航空发动机为例， 其核心零部件的供应仍高度依赖欧美企业； 在生物医药装备领域， 国内市场对大分子药生产设备及原料培养基的占有率（２０％）远低于国际水平［４４］ ；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 核心架构如ＡＲＭ、开源系统如Ｌｉｎｕｘ， 以及安全算法如ＲＳＡ， 仍受国际巨头把控。同时， 芯片制造中的高端设备， 特别是先进光刻机， 高度依赖欧美供应。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 使这一依赖问题更显突出。近年来， 一些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封锁和供应链中断策略， 对我国的领军企业造成了显着冲击， 对科技自立和经济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此外， 即便我国在某些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如芯片设计与高端制造装备， 要实现其商业化应用仍需克服技术成熟度验证、市场接纳度提升、成本控制优化及规模化生产周期缩短等一系列难题。更进一步， 西方国家在市场上的排斥态度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为我国技术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国际技术规则制定权的争取增添了难度， 尤其是在新能源、５Ｇ等前沿科技领域， 这些挑战尤为显着。
３.２.３企业创新动力不足
在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背景下， 开辟新兴领域与赛道成为实现科技自主与突破国际技术封锁的关键策略。观察全球， 美国凭借如Ａｐｐｌｅ 智能手机、Ｔｅｓｌａ 电动汽车、ＳｐａｃｅＸ 卫星网络、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元宇宙构想及ＯｐｅｎＡＩ 的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前沿技术， 引领了创新潮流。相比之下， 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路径上展现出特定偏好， 倾向于“１－１００”的迭代式创新， 而非“０－１”的原始创新。这一倾向源自多方面因素。（１） 市场化改革激励企业通过技术模仿、应用拓展及规模化生产迅速获利，增强了市场竞争力。相比之下， 基础研究的投入大、风险高， 且成果商业化过程中常遇转化难题与市场需求不确定性， 导致企业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 倾向于选择较为稳妥的技术发展路径； （２）中国企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 往往优先考虑短期经济效益与市场份额扩张， 对于高风险、高投入的突破性创新持谨慎态度。这种策略虽能短期内提升业绩， 但长期来看， 缺乏核心技术的掌控， 使得企业在国际政治经济波动中易受影响， 产业发展陷入被动。总之，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 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 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④， 中国企业需增强对原始创新的重视， 勇于挑战未知领域， 以构建长期竞争优势，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同时， 政府与社会应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激励， 降低创新风险，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共同推动国家科技实力的提升［４５］ 。
４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
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高效资源配置特性的深度融合， 它实现了“有为政府” 与“有效市场” 的有机统一。相较于单一的计划经济或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 这种结合展现出了更为卓越的引领、整合、培育及融合能力， 体现了制度与市场双重优势的互补与增强。
４.１加快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在全球化竞争加剧与我国经济步入“三期叠加” 及“三重压力” 背景下， 一般性技术创新对生产力的提升趋于平稳， 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则能显着激发生产力的飞跃式增长。新质生产力的孕育虽面临高投入、低初期回报、长周期及高风险等挑战， 但其作为生产力前沿阵地， 蕴含着巨大潜力、广泛应用前景及高附加值优势。若我国能抢占先机， 将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 反之， 错失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期， 或将加剧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新质生产力追求的是生产力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转型， 其核心在于把握科技创新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所孕育的生产力飞跃点， 以此作为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瓶颈、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抓手。新型举国体制正是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而构建的经济体制， 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高度契合， 旨在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加速推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 为新质生产力开辟了发展与改革的新篇章， 同时也对生产关系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往往根植于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后的科技创新浪潮之中。因此， 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关键在于确立能够加速核心技术攻关并促进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经济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应运而生， 它聚焦于国家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与重大任务， 通过整合全国之力， 针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技术及前沿基础技术展开重点攻关， 成为与新质生产力紧密呼应的经济体制。新型举国体制不仅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的优势， 还通过高效整合创新资源， 满足了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同时， 该体制强调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 以突破性科技创新为动力， 推动现实生产力的飞跃， 并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成长。在此过程中， 政府应发挥战略引领作用，确保创新资源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倾斜； 同时， 市场需发挥其决定性作用， 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 特别是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汇聚。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的中坚力量，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肩负着重要使命， 需成为原创技术的“策源地”， 打破关键技术壁垒，保障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自主性。此外， 国有企业还应担当现代产业链的“链长”， 构建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竞争力， 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４.２加大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 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④。发展新质生产力， 同样必须把握好科技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路径， 积极学习并改造国际先进技术， 同时强化本土自主创新能力， 显着缩短了产业技术与国际前沿的差距。面对当前国际科技环境的复杂变化， 包括“脱钩断链” 等挑战， 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确保国家与民族发展的自主性， 从而在全球格局中稳固提升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及持续力。需明确的是， 科技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 前者并非孤立主义， 而是旨在更加开放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促进国际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为加速科技自立自强， 我国需深化对内开放， 尤其是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个人主体的开放力度， 消除市场壁垒，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促进国内外经济循环畅通，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同时，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 面对国际挑战， 采取“单边自我开放” 策略， 积极应对并防范“内置化” 倾向， 同时高质量推进“走出去” 战略， 有效整合全球高端创新资源。我国经济发展成就离不开开放合作， 未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同样需要全球知识与技术的交流与共享。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 我们可以优化产业环境， 吸引国际创新要素与高端人才， 为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坚实的制度和人才基础。此外， 开放合作还能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如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和新能源领域的贡献，就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升人类福祉作出了积极贡献。因此， 我们应在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 不断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既要坚定自主创新的信心， 又要保持开放包容的胸襟，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在自主中谋求发展、在开放中坚持自主［４６］ 。通过内外结合的双轮驱动， 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提供更广阔的舞台［４７］ 。
４.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由政府主导型发展体制、赶超型经济体系下形成的对产量、产能及投资的高度关注， 常忽视了地域实际与市场需求， 这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易引发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当前， 国内新质生产力领域要实现盈利十分艰难， 以大语言模型为例， 市场已涌现多家产品， 竞争激烈， 可能阻碍该领域的健康发展。历经４０余年市场化进程与新时代的伟大变革， 中国各地方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 广泛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与供应链， 展现了中国产业的强大竞争力。这些产业基础， 涵盖地域特色、技术能力、市场需求、营商环境及政策经验， 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 政府应依据地区特性，结合《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２０１２～２０３５ 年）》、《主体功能区优化完善技术指南》等政策文件，科学规划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路径。在农产品主产区， 应优先保障粮食安全， 同时探索高端农业与智能农机等新质生产力领域； 在生态功能区，则需强化生态安全， 推动绿色低耗高效的生产模式； 对于能源富集区， 应聚焦于绿色智能化升级；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 如城市化地区则需提升科技研发水平， 积极布局未来产业， 发展数字经济等。此外， 中国工业发展地域特色鲜明， 为更好发展新质生产力， 各地应因地制宜发展高科技军工或特色民用高精尖制造业。如东北工业区可强化研究发展高科技军工； 辽中南发展高端钢铁、造船及机械工业； 京津冀与沪宁杭地区则聚焦于新能源汽车、大飞机、高铁等前沿领域； 珠三角则继续深化轻工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鉴于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应赋予企业更多决策权， 促进市场多元化布局，分散投资风险， 避免盲目跟风与重复投资。同时，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打破地区贸易壁垒， 提升国内贸易效率， 避免“小而全” 的本地产业链思维， 以更开放的姿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