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研究深入剖析了建筑师如何通过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实践活动，为城市文化的繁荣作出积极且实质性的贡献。以URBANUS都市实践在深圳的众多活动为具体案例，旨在揭示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收集URBANUS的都市实践案例、分析其设计理念与策略，以及归纳其在深圳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具体作用。研究结果显示，URBANUS通过其前瞻性的建筑设计和精心打造的公共空间，显著提升了深圳的城市文化品质。建筑师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建筑师与其他城市建设者、市民的协作机制，以共同推动城市文化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都市实践；深圳；城市文化；城市空间；城市问题
一、建筑师参与城市文化塑造的趋势
（一）后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文化
当下职业建筑师过度的商业化和建筑的产品化，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设计前期研究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当代建筑在全球范围内的同质化现象。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正悄然促使城市景观趋于一致，这一趋势正逐步侵蚀着中国每一寸城市的土地。建筑作品渐渐失去了对城市、地域独特语境及文化特质的响应，其社会目标与文化使命亦变得模糊不清。此般境况，无疑构成了当代建筑学领域所面临的一场深刻危机。
在对今天的中国城市的讨论中，人文和空间开始联系在一起，对于城市的身份认同，成为亟待讨论的问题。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让建筑师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输出设计理念，实现设计理想。而从古至今，有一些建筑师，他们专注于一座城市，深刻而长远地改造、影响着一座城市的物质与精神面貌，例如米开朗基罗之于意大利罗马、帕拉迪奥之于意大利维琴察；近现代的，例如西扎之于葡萄牙的波尔图，刘家琨之于成都。这些建筑师为后全球化时代对地域文化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参考。建筑师，由于其工作特有的社会学属性，可以从空间这一实体的维度影响到城市的人文环境，从而参与城市文化的塑造。
（二）深圳的城市文化
深圳的独特性，源于其边缘地缘政治地位、移民社会的集体性格，以及文化传统所处的弱势地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深圳难以孕育出大一统的集体式社会力量。然而，也正是这种独特性，为企业力量的蓬勃发展、专业精神的深耕细作，以及城市包容开放的性格，提供了得以保存与彰显的土壤。一种不问出处、注重实干、兼顾了实用主义做派和理想主义情结的深圳精神在这座城市的血脉中流淌。深圳特区从来都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多种力量博弈与平衡的产物[1]。一方面，在短短40年由小渔村快速扩张为现代化大城市的道路上，深圳选择了以高层塔楼为实用建筑类型这一高效的建筑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区的地域文化在城市的夹缝中倔强生长，民间的建造力量创造出了另类的城市景观——城中村。城中村与城市整体设计的密切联系所带来的复杂性正是深圳城市文化丰富而包容、矛盾而具有多面性的一个体现。
二、URBANUS都市实践之于深圳城市文化
URBANUS都市实践1999年成立于纽约，如其名字所示，“都市”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宣言，是他们对“都市性”本身的理解、热爱与价值肯定[2]。URBANUS都市实践从建立伊始就致力于从城市视角出发，以建筑为着力点来解决城市问题。URBANUS都市实践从成立之初便选择了一条关注社会学的道路，他们期望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关注城市“人性化”的一面，始终关注着建筑的社会文化属性[3]。URBANUS都市实践认为，建筑学之所以到今天仍有力量，是因为其通过空间与城市介入的手段，影响到了人、社会与文化[4]。
URBANUS都市实践成立于世纪之交的纽约，深受纽约这座超大城市的影响。基于对20世纪末世界城市文化的思考，URBANUS都市实践坚定地认为高密度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合理模式与可持续策略，聚焦新世纪中国城市不断产生的问题，并致力于研究新的城市和建筑学的应对策略。 URBANUS都市实践于千禧之年来到深圳，以全球化的视野，结合本地经验，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塑造都市空间与城市文化。在一个个具体项目中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作为结果，一种独属于深圳的城市精神逐渐显现[5]。
URBANUS都市实践自身打出了“为深圳而设计”的口号。创始人之一的孟岩提到：“经历40年中国城市化的狂飙突进，当下的深圳早已是高楼林立的垂直城市。然而高度和天际线并不是摩天楼能给予城市的唯一价值，如果不再拥有建构当代城市空间和重塑城市文化的更大理想，摩天楼仅有的垂直属性就会变得十分脆弱和缺乏想象力。”[6]
（一）深圳建筑宣言——市民的与共生的城市
URBANUS都市实践是一个擅于用文字表达理念的建筑事务所，在成立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们在各大建筑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同时多次参与策展，以传达其设计理念。通过这些设计理念，他们一遍遍为自己“为深圳而设计”这一出发点进行宣传，期望改善深圳的城市环境这一行动可以得到大众和更多领域的关注。总地来说，他们认为深圳是一座具有市民精神的包容共生的城市。
1.宏观上市民城市的理念
在福田公共空间活力焕新与城市设计之旅中，URBANUS都市实践匠心独运，推出独具匠心的“福[+]计划”（如图1）。“福[+]计划”在现有的几何性的城市中心广场上叠加新的节点，在福田中心区，我们精心构筑了一个多层次的集体城市场景，构筑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社会聚合体。我们诚挚邀请公众、社会各方与政府力量携手并进，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共同塑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与共建的开放平台。这里不仅是城市的脉搏，更是未来共创美好生活的交汇点。在“福[+]计划”中，URBANUS都市实践在极具象征意义和政治意涵的深圳市民广场的中心植入充满活力的市民活动空间。市民广场周围具有象征意味的既有建筑的纪念性受到了威胁。这个设计体现着URBANUS都市实践对这个城市的理解——这是一个属于市民的城市。为市民的生活提供便利就是这座城市的主旨。
2.微观上混杂与共生的城市
虽然深圳有很多特别的机构和特殊的制度设计，但归根结底，城市精神的载体实际上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URBANUS都市实践认为深圳这座城市的力量与文化根源来源于一个个具体的市民，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却在同一座城市进行生产与生活的合作，整个城市体现出对“差异性”的文化认同，演化出一种混杂共生的城市力量与城市精神。
“世界工厂”的历史与农业人口向城市迁徙的洪流构成了深圳这座城市的移民本色，这些移民包含各个阶层，每个阶层都有着特有的生活轨迹与生活画像。在这个年轻的城市中，并不存在先来后到，每个阶层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混杂而和谐共生。从每个人、每个社区出发来解决其具体面临的城市问题，是URBANUS都市实践的一贯策略。他们通过一个个微观的实践，形成自身力量的辐射点，在整座城市中宣扬一种“共生”的包容精神。
“共生”的提出最广为人知的是在URBANUS都市实践孟岩策展的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中（如图2），主题为“城市共生”。与国际双年展日益广泛、中立和政治正确的主题范式相反，策展人孟岩回应了当今世界的文化状况和中国城市化的严酷现实。孟岩鲜明地引入了“城市共生”的主题，这既是一个城市理念，也是一个行动宣言[7]。这植根于深圳的城市DNA中。与其他城市不同，深圳政府对城中村的态度是积极友好的。孟岩提炼了“城市共生”的主题，反映了他对深圳城市文化的敏锐洞察——城市对个体的关注，对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具体参与者的关注。因此，设计强调对真实复杂性的保存。在设计和策展中对个人的关注和尊重也不断强化着深圳的城市[8]。
自2004年起，URBANUS都市实践开始了对深圳城中村的研究，由此开始保护这一特殊的城市聚落。URBANUS都市实践在2016年介入了南头古城（南头村）的保护更新，进而助推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主展场选址于此，以“城市策展”的方式介入城市更新，正在成为渐进改善城市空间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项长期计划。事实上，从深圳延伸至珠三角，每一座城市本身都化身为深双最宏大、最生动的展场。历届深双都试图紧扣城市化进程中最为迫切的城市问题，因而展览主题也往往更具问题导向且立场鲜明，可以说历届深双主题的演变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深圳城市和文化转型的历史[9]。
URBANUS都市实践认为城中村是中国当代都市的一种基本“户型”，是城市淘金时代解决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成为租户的一种空间方案，城中村包容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方式。深圳是从“蓝领”城市发展起来的，世界工厂的经历给深圳带来了与生俱来的生产性，这是城市活力不断保持、再生的保障。因此URBANUS都市实践认为城中村应该保留而不是被推倒重建，改善城中村的居住条件成为他们的目标。
这次展览并不止于展览结束之时，URBANUS都市实践对于南头古城的环境改造对古城本身有着长远的影响（如图3）[10]。“杂交楼”坐落于南头古城的核心地带——报德广场，是由五栋建造于不同时期、采用不同材料、结构和风格的独立楼房所组成的建筑组团。在改造设计中，建筑师巧妙地保留了现有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冲突，通过内部空间的精细雕镂和外部形态的重塑，记录了多年来加建改造和材料更替的历史痕迹。顶部设计独特，并置了新体量，同时隐藏了一个屋顶小园，为建筑增添了神秘感。
在改造过程中，建筑师保留了建筑的外墙原貌，拆除了内部隔墙，并对结构问题严重的部分进行了置换。原本五栋楼房的流线各自独立，首层密布着商铺和摊位，为公共场所赋予了丰富的功能和高度的活动密度，形成了充满活力的城中村特色风貌。改造后的首层保留了原有小尺度店面的独特魅力，并增设了半室外空间，四个方向均设有独立入口，提升了空间的可达性和使用体验。同时，临报德广场的室外楼梯经过改造后，可直接通往建筑的二层室内，为访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行体验。二至四层原本被分割为29个狭小逼仄的居住单元，改造后建筑师通过精心梳理内部空间流线，利用原有的洞口、局部打开通廊以及新增连廊等方式，将空间巧妙地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条闭合的“环形动线”。这一设计不仅使楼体内部的高差得以贯通，还进一步触发了公共交往活动的发生。原本四个孤立的屋顶也被融合成为一个置身喧哗城中村的静谧花园，为城市中的喧嚣带来了一片宁静的绿洲。从首层的店铺、室内空间到屋顶露台，每一处转折都充满了张力与巧思，最终呈现出一个开阔的“垂直桃花源”。这座“杂交楼”不仅是一个记录了深圳城中村生长历史的重要物证，更是建筑师化混沌为秩序的一次成功尝试。它为高密度的南头古城带来了一个开放的、回应社会文化需求的微型综合体，也为未来的城中村提供了一个兼具公共性和可达性的垂直公共空间新类型。
“杂交楼”是URBANUS都市实践在南头“城市共生”理念下的一次具有原型意义的实验性项目。它并非建造技术上的革新，而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和观念上的探索与尝试，为城市更新和公共空间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URBANUS都市实践对混杂共生的关注还体现在大芬油画村的研究设计中。2009年9月27日，《深圳大芬——再生的故事》展览方案获得了世界博览会国际评选委员会的批准（如图4、图5）。2009年9月29日，深圳政府签署了展会协议。首席策展人之一， URBANUS都市实践的孟岩解释说：“在国际范围内，深圳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一个只有30年历史的快速发展的城市，他在快速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借鉴。国际问题之一就是城中村，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城中村，有人称之为城市的伤疤。大芬村的案例之所以得到认可，正是因为它以深圳的经验为治愈城市伤痕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而深圳馆所要展示的正是治愈城市伤痕的历史。”
在这样的命题下，策展人抛弃了许多展馆采用的宏大叙事手段，只以大芬村画家的梦想来诠释城中村的再生和城市发展的成就。孟岩认为，关注普通人的价值是城市成熟的标志。孟岩提到深圳最大的特点，就是探索城市的特色，或者说一种城市认同。我们可以看到提案提交过程中主题的变化：从宏观叙事到微观叙事，从宏大的集体到微观的个体。在这种变化中，对人文主义的关注得到加强，最终打动了观众，体现了评选委员会对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思考和对个体叙事的关注，这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
（二）深圳建筑类型
除了在建筑理念上为深圳喊出“共生”的宣言，URBANUS都市实践还在深圳这个特定的场域里研究并实践了一批属于深圳的建筑新类型。
1.空中园林——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 B10馆
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B10（简称OCAT-B10）的改造设计始于2007年，十五年后的2022年才得到施工（如图6、图7）。OCAT-B10的前身是深圳华侨城东部工业区的一座家具库房，这个工业区已经被改造成为国内知名的先锋艺术机构——OCT当代艺术中心（OCT Contemporary Art Terminal，简称“OCAT”）。OCAT-B10不同于美术馆的一点是通过一系列路径将观众引到了三层的屋面露天美术馆。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的三层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很大一部分没有屋顶，立面却并不破坏原来厂房的包围形态，但通过金属网实现了与外部园区空间的渗透性。这样对于屋顶的解放将天空纳入都市美术馆的空间体验中，有一种庭院感，通过立面窗户的设计，又将远山纳入景观，颇有中式造园的借景意味[11]。URBANUS都市实践将一个空中园林植入城市屋顶，为这个公园遍布的山海之城提出了一个平衡人造与自然的解答。
2.微缩城市——深业上城
在URBANUS都市实践2018年的作品深业上城中（如图8、图9），设计任务要求他们在两大城市中心公园之间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顶部设计10万㎡的居住办公Loft。URBANUS都市实践认为封闭的商业综合体这样的建筑类型并不能满足城市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他们认为城市的公共性想要被公众体会到必须通过更加原初的“市场”形态。于是URBANUS都市实践赋予单体建筑的屋顶以微型城市般的空间模式，服务居住、商业和文化等混合功能，来回应珠三角地区原有的稠密与混杂的特征。在这个人为设计的屋顶商业街道中，到访者回忆起深圳在高楼林立之前那种以街道为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共生活。全球化对高效与理性的追求让城市失去了亲人的尺度感，URBANUS都市实践从传统“村落”中寻找建筑原型，结合现代的功能与具体场地的条件，给出了一个“微缩城市”的答案，成为深圳这座珠三角超级城市的商住空间新类型。
3.叠合城市——粤海文体中心
在粤海文体中心设计中（如图10、图11），URBANUS都市实践认为传统的文体中心常常成为各个封闭单元的拼合，其所提供给市民的文化体育交往的公共空间仅限于封闭的内部。而文体中心这个整体建筑往往成为城市里的一个封闭孤岛。因此在粤海文体中心的设计中，在保证各场馆独立运行的需求后，URBANUS都市实践尽量多地在场馆的缝隙和周围植入开放式的公共文体交流活动空间。并且，受限于有限的用地范围，URBANUS都市实践将原本多见于地面广场的室外公共活动空间布置在垂直的维度，在整个建筑的各个高度上都可以实现交往。
在这些具体项目中，URBANUS都市实践积极回应着场地周边区域的多种具体问题，且始终将构建深圳整体城市空间的地域特色纳入建筑设计上的全流程，为这座已经达到某种程度上的成熟的城市不断提出新的可能性。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给出新的答案的过程中，深圳这座城市的活力才得以长期保持，由建筑出发带动各个维度的城市文化上的自主建构。
（三）深圳图像表达
建筑图像近来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图像自20世纪初期就已经成为最能被建筑师接受的语言。建筑图像随着图像本身的发展不断地演进，早已超越了仅仅辅助建筑专业人员交流这一单一功能，更成为了帮助建筑师向公众传达自身理念的有力工具。
URBANUS都市实践从其开业的早期就具有独特的图像表达风格，其图像表达擅长使用波普与拼贴手段。波普艺术对建筑的深刻介入，其源头可追溯到1956年，英国艺术家汉密尔顿（Riichard Hamilton）创作了一幅拼贴杰作——《到底是什么使今日的家庭如此别致，如此有魅力》（What is it That Makes Todays Homes So Different， So Appealing？）（如图12）。此作品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波普艺术与建筑跨界融合的涟漪。波普艺术是为大众而设计的那些批量化生产，低廉而容易被遗忘的大众艺术的总和。在后现代浪潮的涌动中，波普艺术的概念如涟漪般扩散开，自20世纪80年代起，城市中的各个片段——巨型广告画、发光材料、行人等新元素被波普艺术吸收，成为波普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现代都市中的发展。拼贴是波普艺术的常用手法，艺术家将大量生活不同末梢的场景与事物在图面上进行并置，达成新奇的视觉效果。建筑师利用这种波普与拼贴的手法，以唤起大众的认同和集体想象。具有影响力的是2004年，库哈斯力作《content》问世，伴随柏林新国家美术馆同名展览，震撼人心（如图13）。此书厚600页，如五彩杂志，将建筑轮廓与其他艺术图像独特拼贴，成视觉诗篇，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书页满载创意与想象，每页皆是对未知的探索，引领读者跨越领域，体验全新美学之旅。
URBANUS都市实践将波普艺术大量应用于他们的建筑图像表达中。在其2002年的深圳城中村研究—厦岗村中（如图14、图15），在其实体模型和电脑绘图的结果中，都可以看到波普艺术的呈现。波普艺术在这里和他们的城中村研究相辅相成。缤纷的色彩、碎片化的功能盒子体现出建筑师从细微处回应着场地中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成功地表达了项目的复杂性。城中村的复杂状态本就无法用某种统一的操作理想化地解决，波普艺术包容的拼贴手法在这里恰如其分地让这种复杂得以清晰地传达给公众。另一方面，波普艺术这种世俗的、平民的审美基因本就带有一种社会学的思考，与URBANUS都市实践在城中村实践中的社会层面的研究和实践相吻合。鲜活的图面色彩暗示设计者并不将城中村这片土地视为城市的难看伤疤，而是看到城中村中的活力和蓬勃的生命力。
又如在2013年的白石洲五村城市更新中（如图16），URBANUS都市实践不仅用波普和拼贴的手段来表达场地内的混杂、多元与活力，还将这种对多元共生的思想延伸到场地以外的更广阔的城市范围中。在其图像中可以看到，每一个功能组团有着各自的拼贴模式与波普风格，以表达每个具体功能片区的具体设计。这些片区有的在城中村上空，从水平方向上形成环装联系；有的在垂直方向上形成一种体量叠加与空中城市花园；有的在城市道路交通联系的一侧织补起一道景观界面。这些不同的新片区又与城市现状有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都市范围的设想图景。URBANUS都市实践借此项目探讨城市片区中异质元素再次城市化的新模式，他们用这种波普与拼贴的表现手法来表达他们设计理念中对城市现状的关怀、对城市发展的关切和对城市文化的挖掘。
URBANUS都市实践使用的波普与拼贴的艺术效果之所以如此契合他们在深圳的实践，是深圳这个年轻的超级都市的魅力之处本来就在于其包容着各个时期的时代样本，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盛大的拼贴的波普世界。在URBANUS都市实践2007年的作品大芬美术馆中（如图17、图18），拼贴延伸到了建筑的立面之上，整体的建筑被拆分，形成分散的体量和单元组合般的立面，这种处理打破了美术馆建筑的高雅属性，而植入大众性和日常感，得以包容各个阶层的市民。在建成图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拼贴设计和大芬村的现状融洽地组织在了一起，仿佛这个美术馆是从大芬村自发生长出来。URBANUS都市实践使用的这种波普与拼贴的图像表达方式，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深圳这座城市的空间与文化特征。
三、结语
凭借对空间、行为和城市历史的敏锐洞察和分析，全球化时期的建筑师不再只是建筑本体设计的参与者，而似乎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观察者，城市精神的挖掘者和捍卫者。转变角色才能避免被时代淘汰。URBANUS都市实践以当代的建筑形式，解决深圳的具体城市问题，拥抱并构建着深圳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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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轶伟.艺术“工厂”的渐进式更新解读OCAT深圳馆B10新馆[J].时代建筑，2022（6）：112-121.
作者简介：雷萌，广东理工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河南省沿黄地区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的信息可视化设计研究”（2024-ZDJH-900）研究成果；肇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岳山造林光荣传统启迪下肇庆沙浦镇交互式景观规划设计研究”（24GJ-168）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