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苏作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璀璨明珠。本文利用5W分析法围绕苏作家具进行的追问，在逐层溯源性梳理中针对苏作家具的设计制作者、时代背景、地域优势、社会变革以及苏作家具的典型特色进行探讨，使人们在深入了解苏作家具的同时提升江苏文化软实力。同时思考促成优良设计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关键因素，为当前背景下苏作家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启发。
关键词：5W视角；明代；苏作家具；溯源
《说文解字》：“作，起也。从人从乍。”其意为兴起、振兴之意。现代汉语词典中“作”又有从事、做工、创作、举行、做出、作品、从事某种活动等解释。可见“作”即表示创作、做工等的本质所揭示出来的动词，也表示与制作、作品同义的名次。因此“苏作”即强调以苏州为核心的地域性工艺制作活动，又凸显该地域的精妙技艺。对于苏作，清代纳兰常安在《受宜堂宦游笔记》第四卷中有这样的记载：“苏州专诸巷，自琢玉、雕金、镂木、刓竹、与夫髹漆装潢像生针绣、咸类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显微镜烛之，方施刀错。其曰水盘者，以砂水涤滤，泯其痕纹。凡金银琉璃绮彩锦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而苏作家具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制作的家具，其作为中国传统家具的三大地域流派之一，在明代达到巅峰。苏作家具的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优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着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
有关苏作家具的研究不胜枚举，从知网检索来看，期刊论文150余篇，硕博论文20余篇，这些文章对苏作家具的风格成因、特征、造物思想、制作技艺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为苏作家具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当前的研究多聚焦于某一视角，缺乏对苏作家具全面、系统地梳理。本研究从who（人因）、when（时因）、where（地因）、what（事因）、Why（内因）所构成的5W层面进行设问、思考，溯源性挖掘苏作家具的设计过程、创新思路和内在因素，为其在当前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参考。
一、人因（who）——人为物本 文匠互融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造物思想主张“人第一，器第二”的观点。造物设计的目的是以人为中心，物是被人利用、改造和控制的对象[1]。对于苏作家具，人因重在明确“who”作，即家具的设计者与制作者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倾向。
（一）设计者：文人倾情设计
苏州文人汇集，人杰地灵。文人为了实现“古雅、闲适”的生活模式，直接主导、参与到家具设计之中。比如出身江南世族大家的文震亨在《长物志》卷六“几榻”篇对“榻、几、椅、桌、橱、床”等每种家具的设计规范几乎都围绕“古制”和“雅器”的标准展开，彰显出强烈的崇古意识和对雅致的精神向往；“世为吴下簪缨旧族”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对琴桌的样式、尺寸、材质等做了详细的设计描述，尤其是提出桌面采用郭公转（砖心中空，易形成共鸣腔），使琴桌以良好的创意和功能迎合了明代文人的审美意趣。明苏州府常熟书画家戈汕的《蝶几谱》以模块化的构件实现家具组合的多样化，可满足不同场合和不同功能的需求。上述文人参与家具设计提升了明代家具的文化厚度[2]，导致明式苏作家具成为表达文人理想抱负和审美趣味的优良载体，具有特殊的艺术品位和文化价值。
（二）制作者：匠人著书立作
《说文解字》第十二卷匚部：“匠，木工也。从匚从斤。”匠人是指拥有手工制作技艺的体力劳动者，他们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技艺水平完成器物的设计与制造。对于明代苏作家具，巧夺天工的“榫卯结构”、气韵生动的“雕刻工艺”、力求完美的“倒棱工艺”、苏作入门的“掉五门技术”等，都是匠人在日积月累的制作中形成的“独门秘笈”。且为了具有绝对的竞争力，这些秘籍多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式的父子间靠口传心授进行单线相传[3]。然而随着明代文人对家具设计的参与、匠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王阳明提出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观念的影响，四民之间的身份隔阂在逐渐消弭，特别是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的发达与贸易的繁荣使文人和匠人之间频繁互动、合作。受文人思想的熏陶，一些匠人开始著书立说，分享家具制作的独门绝学、工艺细节。比如明代御匠司司正午荣汇编的《鲁班经匠家镜》，以工匠叙述式的语言记录了明万历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34种家具的制作规范[4]，详细讲述家具部件构建、线脚、雕饰及工艺做法，并以图式描绘当时的木工工具及操作方法。该书也是当时工匠们学习交流家具制作的宝典。明代隆庆年间著名漆工黄成编纂《髹饰录》，分十八章186条介绍漆器工艺制作方法、原料、工具、工则等[5]；据统计，明末清初工匠著书资料约175种，其中属于晚明江南地区的有74种[6]。总之，匠人著书立作，突破了传统技不外传的壁垒，使家具制作工艺、技术上升为科学理论和规范，在工匠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成苏作家具之“精湛工艺”，实现传统哲学所强调的“技进乎道”。
二、时因（when）——趋天时 应机变
时，四时也。在中国哲学中“时”是指春夏秋冬这样的自然时间，其不同于西方的年月日时分秒观念，而是自然规律的体现，是农耕社会人们依据天象物候变化规律从事农耕文化的基础。《荀子·王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考工记》也有“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可见“时”即表示基于星球运转的自然时间，又预示着顺应规律的最佳时机。类比于农耕文化，“时”在传统造物活动中可投射为“时代”，而“天时”则指因时代背景、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下某一产品问世、繁荣的最佳时机。比如商周的青铜器、汉代的漆器、宋代的瓷器等。而苏作家具之所以在明代达到繁荣的巅峰，正是基于时代提供的契机。
（一）时势：制度改革 上行下效
《礼记·表记》：“时移势异，偏弊不同，则所尚亦因之而异”。时代是激发设计的土壤，一个行业的繁荣离不开政治环境、制度改革、上层建筑等时代因素的影响与引导。对于家具行业来说，在明代的快速发展态势受以下原因的影响：一是匠官制度的推行。明代科举向匠户开放，匠人可凭借自己的手工技艺入仕做官[7]。据明代谢肇淛的《无杂俎》载：“国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又有蒯祥、蒯义、蒯刚、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左右侍郎”。大司空相当于工部尚书，在明代为正二品，工部侍郎在明代为正三品。甚至一些知识分子为求仕途，弃儒业匠，以匠入仕。总之，匠官制度不仅改善了匠人的社会地位，也极大带动了家具行业的发展。据统计，这些木匠多来自江苏，比如蒯祥为苏州人、徐杲为江苏扬州人，蔡信江苏常州人，也从一定逻辑上反证苏作匠人的技艺水平。二是上层建筑的引导。“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处上位者的行为态势对民众有极大的影响。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熹宗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木匠皇帝”，据明代《先拨志始》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或“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一个皇帝如此痴迷家具制作，无疑会对明代家具行业的繁荣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二）时机：家具需求激增 材料工具丰富
设计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特定的条件下最合理地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求是设计的前提，而合理性则是优秀设计的根本。1871年芝加哥的一场大火，激发了建筑防火的需求，从而诞生了以钢结构为核心的摩天大楼。明代苏州地区，造园之风盛行。明人何良俊在《西园雅会集序》载：“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略市肆居民大半。”魏嘉瓒《苏州历代园林录》中载：“明朝宅第园林累计有二百七十多处，而晚明苏州及下属县邑的新造园林就占了约总数的一半”。简单来说，晚明苏州地区新建园林130余处，如此大数量的园林建筑必然导致与之匹配的更大数量的家具需求。比如《红楼梦》中的园林“大观园”有8个院宇：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缀锦楼、秋爽斋、蓼风轩、栊翠庵。而贾政在第十七回察看大观园时道：“这些院落屋宇，并几案桌椅都算有了。”可见园林建筑的落成不仅指建筑的本体，也意味着里面配套家具的完善，故明代苏州造园的兴盛为苏州家具的诞生提供了强烈的社会需求与最佳时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社会需求是苏作家具诞生的前提，而优质木材和木工工具则是达成苏作家具的途径。明代加强与东南、南海、西域等国家的贸易交流。郑和七下西洋带回了大量优质木材，同时东南亚、南亚等多国多次大批量向中国进贡乌木、花梨木、黄花木、苏木、降香木、紫檀木、白檀木等[8]。从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姑苏人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以及笵濂《云间据目钞》：“隆、万以来，纨绔豪奢，又以榉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来看，明代充裕的紫檀、花梨等高档材质是成就明式家具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这些硬木材质的应用也促进了木工工具的发展，尤其是对平推刨的改良以及线脚刨、坐刨、蜈蚣刨等工具的出现，使刨平后的木材表面光滑、细腻，从而造就了明代家具不再采用髹漆工艺的艺术特色。
三、地因（where）——水运发达 交通便利
“桔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地理环境、资源、植被等地气因素影响着当地物质材料的发展，是构成地域特色器具的先决条件。投射到苏作家具上，正如上文分析，花梨木、铁力木、紫檀木、红木、榉木、楠木等优质木材是苏作家具的常用木料。然而据陆容《菽园杂记》述及：“苏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构等木。”可见苏州家具用材多靠外地输入，因此优渥的水运条件是实现苏作家具的关键因素。
沈寓《治苏》载：“长江绕于西北，大海环于东南，苏为郡奥区耳。”明代苏州地区辖江临海，是全国的交通枢纽，实现了“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天下财货莫不盛于苏州”。被誉为“天下第一码头”的苏州太仓刘家港，更是扼守长江的咽喉之地。明人张寅在《太仓州志》：“凡海船贸易之市易往来者，经浏家河，泊州之张泾关，过昆山，抵郡城之娄门。”无论是郑和船队还是海外进贡的船只，均要先驶入苏州太仓刘家港，然后再由内河到达南京。这些随船物资包括优质木材，部分会以一定的价格进行售卖，《明宣宗实录》载：“苏木每斤准钞五十贯”，而苏州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域优势获得大量的优质木材，为苏作家具提供材料保障。
四、内因（why）——产业结构变革 崇实黜虚趋向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如前文分析，天时、地利与人和奠定了苏作家具兴起的基础。但从社会层面来看，产业结构变革是驱动其发展的另一关键因素。在明代江南地区，政府利用强制手段实行重赋政策。明人谢肇淛在《无杂俎》中载：“三吴之地，赋役繁重，追呼不绝，衹益内顾之忧耳。”明代江南民谣更有：“一亩田无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洲。”[9]明代程敏政在《皇明文衡》中说：“天下之农民固劳矣，而苏松之民比于天下，其劳又加倍焉；天下之农民固贫矣，而苏松之农民比天下，其贫又加甚焉。”如此种种足以说明在重赋政策影响下明代江南地区农民难以靠务农维持生计，很多人被迫弃农从商，从客观上刺激了苏州工商业发展，导致江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据统计嘉靖四十一年全国工匠数142486，江南各府州应班工匠有73266人，约占总数的52%[10]。如此庞大的工匠群体使苏州的农、工、商结构发生重大转变，苏州手工业得以蓬勃发展。
另外，明末思想家提倡“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在“由虚返实”社会思潮的导向下，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之前被轻视的工商阶层因为精湛技艺开始受到世人尊重，“四民异业而同为道”广为流传，人们更为关注实用技术的发展，明代江南地区呈现出“百工争胜”的局面。在家具行业，据崇祯《吴县志》中载：“鲍匠者，徽人，寓吴，精造小木器，其制度自与庸工不同。板方则袁友竹，车旋则邬四，皆一时之良工。”鲍匠鲍天成精于小木器制作，尤其擅长雕刻；袁友竹精于方件；邬四精于圆件。可见苏州木作工匠们因专攻某一绝活使制作技艺趋于专业化，成为闻名于世的巧匠。而苏州也成为明式家具的发源地，苏作成为家具匠师们争相学习的行业标准。
五、质因（what）——文人气质 巧夺天工
what（何事）在5W模式中代表着对对象的追问，翻译成名词就是本质、实质、本体、要素。对于苏作家具来说，what重在弄清什么是苏作家具，其区别于其他家具的典型特征是什么。首先对于苏作家具来说，最明确的特征就是地域范围的界定，即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制作的家具，这点无需赘述。然而苏作家具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家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其必然在设计上独树一帜，本文总结认为其最核心的本质在于“渗透于设计中的文人气质”以及“制作工艺上呈现出的巧夺天工”。
（一）文心驱动 形神兼备
在苏作家具造物设计活动中文人倾情设计，甚至弃文业匠，匠人著书立作，文意涌动。故苏作家具又称“文人家具”，其从形到神都透露着浓郁的文人气息和审美意趣。1.名显志气。“学而优则仕”是文人的人生志向和终极追求，他们把这种追求也寄托在家具设计中。比如以“官帽”命名的经典椅型“官帽椅”、与“仕出头”谐音的“四出头”设计（椅子搭脑、扶手的设计细节）、意味着“步步高升”的椅子足间横枨设计（踏脚横枨最矮，侧面横枨次高，后腿横枨最高）。2.造型显正气。苏作家具多造型洗练、挺拔方正。圈椅采用“上圆下方”的造型元素，稳健、均衡，圆与方的对比既强化了椅子的视觉美感，又寓意着儒道文化的结合；官帽椅造型多劲瘦、挺拔，构筑出“正襟危坐”的君子之风；玫瑰椅多四平八稳、舒展端庄，给人以安稳、恬静的文人气息。总之，从造型特征来看，王世襄先生的“十六品”“简练、淳朴、厚拙、凝重、雄伟、圆浑、沉穆、秾华、文绮、妍秀、劲挺、柔婉、空灵、玲珑、典雅、清新”，准确描述了明式家具的视觉形象，又无一不彰显出文人的满腔正气[11]。3.能显骨气。明朝皇帝惯用强权政治，使得文人从政受挫，从而转向隐逸的世俗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主流家具形态，文人设计的家具更多倾向于满足出游、闲适、养生等功能需求的家具。比如屠隆在《考槃馀事》中设计的折叠桌、折叠几、衣匣、提盒等都类似现代的户外家具，但与现代不同的是明代的户外家具采用楠木等高档材质，同时通过焚香、插花、酬酢尽享生活的格调，凸显文人的高雅与畅意。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设计的“二宜床、倚床、竹榻、短榻、禅椅、仙椅、藤墩、靠背、滚凳等”等则是以养生、憩心为主，展现了当时文人乐天知命，倏然出尘的身心境界。4.材质显雅气。明代家具设计者深谙道家“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美学思想，在家具表面处理上一改“重漆善描”的方式，采用“上蜡”工艺，强化花梨木、紫檀木、榉木、楠木等优质木材的天然特性，完整保留木材色泽、纹理的本来面貌，彰显木材材质所独有的淡雅、素雅与幽雅，达到“无饰而又重饰”的视觉效果。
（二）凭智创物 巧夺天工
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在古代造物活动中，巧既是匠心的体现，更是创造者在认知万物的过程中经年累积的设计智慧和精湛技艺。王祯在《王祯农书》中说：“创物须凭智巧先”，《考工记》中也有：“知（同智）者创物，巧者述之”的论述，可见在古代造物者是“哲匠”，是“智者”，是“盗天巧”的“创造者”。苏作家具是智创与工巧的产物，其智与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敬天惜木的包镶工艺。“寸檀寸金”“极其贵巧，动费万钱”的家具材质使苏作匠人惜料如金。在家具制作中，为了节约高档木材，他们钻研出高技术、高难度的包镶工艺（表面用上乘好料，而背板或顶底板用普通杂木）。同时在开料中贯彻“宽材做面、顺直材做腿、弯材挖弧，就缺而巧”[12]，锱铢必较的用材理念使苏作匠人善凿磨、重技艺，工巧一筹。2.浑然天成的榫卯工艺。榫卯结构是苏作家具的灵魂与重要标签，苏作匠人基于木材的“物性”，建立了一套“不用钉子不用胶”“一拍即合，间不容发”的榫卯结构工艺体系。以苏作座椅为例，常见的榫卯有用于固定“面与面”的槽口榫、企口榫、燕尾榫、穿带榫、扎榫等；固定“点”的大小格肩榫、双肩直榫、抱肩榫、双榫、楔钉榫、勾挂榫、半榫、通榫等；固定三个构件的粽角榫、抱肩榫、托角榫、长短榫等[13]。匠师会基于家具形态、构造的不同灵活选择榫卯的类型，在“凹凸相扣”中传达苏作家具精妙的结构与制作技艺。
六、结语
《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构筑文化高地，提升江苏文化软实力”。苏作家具形成于十五世纪中叶，发展至19世纪，其作为明式家具的代表，以苏州为中心，辐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明代苏作家具作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一无二的瑰宝，其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优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在文化强省背景下从人因（who）、时因（when）、地因（where）、内因（why）、质因（what）5个层面全方位分析苏作家具的影响因素，加强苏作家具吸引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提升江苏文化软实力，并为未来的优秀设计带来有益启迪。
参考文献：
[1]柳冠中.事理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18.
[2]李亦文.论明代苏作家具的文人属性[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5（8）：11-12.
[3]刘森林.明代江南造物设计中士匠互动的再估计——兼述工匠精神[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02-114.
[4]高峰.《鲁班经》为明代家具研究提供的重要信息[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2（6）：36-39.
[5]张小燕，杨先艺.明代《髹饰录》传统造物思想研究[J].艺术市场，2020（9）：112-113.
[6]刘玥珣，袁进东，梅子吟.社会学视角下明代社会环境对家具工匠制造行为的影响[J].湖南包装，2023（2）：9-12.
[7]丁钢，吴旻瑜.匠人入仕：明代匠官制度论述[J].史林，2020（5）：95-101.
[8]赵新图.郑和下西洋对明式家具的影响[J].科教文汇，2009（11）：245-246.
[9]方兴.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1）：141-147.
[10]汪俊霞.苏式手工艺群体审美积累对明式家具影响研究[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22.
[11]罗璐，刘文佳，吕九芳.探析江南文人与匠人对苏作家具装饰美学的双重引导[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0（6）：24-25.
[12]董博文.苏作明式家具的传承与创新设计研究[D].广州：广东工业大学，2021.
[13]袁进东.明式家具体系研究[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8.
作者简介：
申明倩，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米兰理工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家具文化与设计。
滕佳华，硕士，江苏理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绿色可持续设计。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项目（22SYC-056）；江苏理工学院社科基金项目（KYY22529）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