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门古港是温州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存在，是温州“千年港城”的明证，是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是温州走向辉煌与繁荣的根基。朔门古港能够出现并运行千年之久，有着复杂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原因。朔门古港从产生、发展、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折射了温州乃至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朔门古港遗址发掘和研究的意义重大，它是解密温州历史的钥匙，是解读温州文化的介质，是传播温州形象的名片。
温州朔门古港考古发掘不仅是温州的大事，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大事，被评为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迹群规模庞大，内涵丰富，体系完整，再现了朔门古港的宏大场景。人们在惊叹考古发掘成果的同时，不免心生疑问，朔门古港有什么样的辉煌过去？曾经存续千年的古代港口何以消失在历史长河？朔门古港发掘的意义何在？本文拟就相关问题进行探索，以期解开这些谜团。
朔门古港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温州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朔门古港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存在，是成就温州辉煌与繁荣的重要根基，值得高度关注。朔门古港能够在很早以前建成并运行千年之久，绝非偶然，而是基于诸多自然和社会历史原因。
第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朔门古港存在的天然条件。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西部以中低山地为主，中部以低山丘陵盆地为主，东部以平原滩涂和沿海岛屿为主，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呈梯形倾斜，境内有瓯江、飞云江和鳌江等东流入海，发达的水系为温州人提供了通江达海之便利。温州处在东亚季风带，靠近日本暖流所形成的黄金水道，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海上通道。朔门位于瓯江入海口附近，是天然的深水港湾，是水上航运港口选址的极佳位置。
第二，工商为主的产业结构是朔门古港存在的必然要求。“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条件，限制了温州农业的发展，面对不利的生存环境，勤劳智慧的温州人努力思变，通过发展渔业、手工业和商品贸易等，开拓了一片新天地。温州自古便是渔猎捕捞之重地，河塘渔业、近海养殖、远海捕捞等产业源远流长，鱼虾蟹蛤品类繁多，各种水产种类丰富；温州素有“百工之乡”之美称，瓷器生产、漆器技术、蠲纸工艺等巧夺天工，产品质量名扬中外；温州久负“千年商港”之盛名，商贾云集，货物丰赡，贸易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在温州临江沿海地区，不论是进行传统的渔猎捕捞作业，还是发展手工业生产，抑或是开展商贸活动，都离不开航运和港口的支持，朔门古港应运而生。
第三，造船工业的长期发展是朔门古港存在的重要支撑。温州和周边地区为水乡生活环境，以及当地需进行大规模的水上交通运输，因此需要大量船只保障，温州境内森林资源丰富，为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早在汉代，温州已经能制造扁舟、轻舟和楼船等。三国时期，孙权为了发展水师，在温州设置“横屿船屯”，规模宏大，是当时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西晋时期，温州所造舟船可“越腾百川，济江泛海”。隋唐时期，温州造船业取得长足发展，“城区沿郭公山下沿瓯江一带有许多造船工厂”，所造海船“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造船数量在全国占比较大，成为重要的造船基地。到宋元时期，温州造船技术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南宋时期，已经实现了由按模型造船向按图纸造船的转变。当时，温州既能造用于内河的渡船、小渔船，又能造用于远洋的三桅船、四桅船，甚至可以造大型军用船只，所造船只远销各地，“诸郡之官舟实造于此”。造船业与港口历来就是孪生关系，朔门古港的存在是温州造船业发展的前提，温州造船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朔门古港的扩张和发展。
第四，航运枢纽的城市属性是朔门古港存在的深层根源。温州位于我国东部海岸线的中段，北面为宁波、杭州和上海，南面为福州、厦门和广州，是海上南北运输通道上的重要枢纽，也是我国通向世界各地的主要始发地和中转港。从中国古代交通史来看，温州很早就被纳入国家海上航运的整体布局，到唐宋时期已成为与广州、泉州、扬州、福州、明州、杭州、苏州等并列的重要港城，朔门古港正是基于这样的地理条件得以存在并走向繁盛。
朔门古港的兴衰历程
朔门古港的产生（先秦至东晋）
在古代，瓯越先民就与江海结下不解之缘，过着“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生活，开启了早期航运历史。据考证，生活在距今约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好川先民就使用舟楫出行，“多水的环境，先民可捕捞鱼虾。靠近江河，使舟楫出行更便捷通畅”。到夏商时期，居住在温州的瓯越人以渔猎为生，“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舟楫是他们维系生活以及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工具。温州早期航运的兴起带动了港口的产生，据《温州港史》记载，温州港在战国时期就初具规模，是当时见诸史籍的沿海九个港口之一。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析临海郡南部地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四县设永嘉郡，治所瓯江南岸（今温州市鹿城区），温州通往外界的水上交通港口地址迁移到城北江岸边，这便是朔门古港的起源。此后的一千余年，朔门古港的位置基本未变。朔门古港为商贸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到南朝齐梁时期，永嘉郡已发展成商贸重镇，诚如时任永嘉太守的丘迟所言，“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
朔门古港的发展（隋唐至五代）
隋唐时期，温州“百工之城”的地位逐渐形成，商贸活动进一步发展。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析括州之永嘉、安固二县置温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温州由此正式得名，其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当时，温州承担着对外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许多海外僧人、使者和商人纷纷进入温州；包括瓯窑制品在内的大量中国产品经朔门古港出口日本、东南亚、巴勒斯坦等国家。
五代时期，吴越国在温州等地设置博易务，通过官办机构开展海外贸易，以绢帛、锦绮、瓷器、漆器等本地产品换取包括日本的砂金、硫黄、黄金、白银、水银以及阿拉伯地区的乳香、玛瑙、琉璃簪等异域物品。2022年，在朔门古港的发掘中发现了一组断成数截的琉璃簪，带有明显的中亚风格，这是当年海外贸易活动的有力证明。为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朔门古港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开通的海外航线更多更远，成为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等国家商贸交往的重要港口。
朔门古港的鼎盛（北宋至元朝）
北宋时期，温州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商业名城，“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城市一片繁华景象。时任温州知州的杨蟠盛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南宋初年，为促进对外贸易，宋朝廷在温州等地设立市舶务，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为避金人南侵之患，宋高宗在建炎四年（1130）乘御舟抵达温州，在暂泊温州的两个月里，他目睹了设立市舶务带来的贸易繁荣和经济收入，很是感叹：“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务的设立，标志着温州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被官方认可。元朝时在温州设立了市舶司，海外贸易更加活跃，“百货所萃，廛氓贾竖，咸附趋之”，温州成为“番人荟萃”之地。
随着温州商贸城市的发展，朔门古港在宋元时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港口规模扩大。朔门古港“和温州古城、古航道共同构成完整体系”。江岸码头群是港口的核心功能区，2022—2023年，在朔门古港的考古发掘中，共发现9座码头，年代以宋元时期为主。元朝黄溍的《永嘉县重修海堤记》中记载，朔门古港“大石堤延袤数千尺”，有“以俟官舸”的官用码头和“以达商舟”的商用码头，官船与商船各归其位，客船与货船停泊有序。在码头附近还有官用栈道、水井、浴室等，足见朔门古港构成的复杂和配套设施的齐全。
二是航运地位重要。从国内航运来说，朔门古港不仅是温州走向外地的出发港，也是中原地区与东南沿海诸省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百粤三吴一苇通”。从跨国航运来说，朔门古港可通往日本、朝鲜、东南亚、西亚诸国，承载着对外商贸的重要职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尤其因承担中华名瓷——龙泉瓷的海外运销而使朔门古港声名大增。朔门古港不只承担本地商品的海外运销，还承担其他地区商品出口转运任务。2022年，朔门古港考古发现了大量的瓷器碎片，除产于本地龙泉窑、瓯窑的产品外，还有来自福建建窑和河北磁州窑的产品，可见朔门古港外销货源涉及地域之广远。
三是营运业务繁忙。朔门古港航运发达，温州及周边地区所产的木材、茶叶、瓷器、蠲纸、漆器、鱼产品等货物，源源不断地由此运往全国各地，东南沿海地区每年朝贡的贡品也多由此转运京城。朔门古港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往来各国的船只穿梭不断，进出港口的外国使者、商人络绎不绝，“长吏迎劳无虚日”。北宋赵抃对朔门古港的繁盛有这样的描写：“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元代画家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生动地描绘了朔门古港舟楫云集、桅樯林立的壮观场景，展现了温州港城一体的忙碌、喧闹与繁华。
朔门古港的衰落（明朝至清朝）
明清时期，因政策影响，温州海外贸易中断，朔门古港开始走向萧条。隆庆开关后，温州对外贸易有所恢复，朔门古港得以整修扩建。朔门古港考古发现，明清时期码头比宋元时期码头更接近江心位置，这是朔门古港扩展的明证。
康熙二十四年（1685），政策有所放开，温州外贸再现短暂的繁盛。诸定远在《温州府志序》中记载：“联闽跨粤，航海而至者，风帆云集焉。”从康熙中后期到近代之前，温州对外贸易再度受阻，朔门古港走向衰落。1876年后，增辟温州为通商口岸，建立了海关，建设启用了新的港口，朔门古港渐渐被泥沙埋没。
朔门古港遗址的价值分析
朔门古港历经千年的延续走向衰落，这是历史的宿命。虽然朔门古港现已不再具备商船停泊和货物转运的实际功能，但作为一座历史遗迹，朔门古港的价值仍不容忽视。
第一，朔门古港是解密温州历史的一把钥匙。温州发源于瓯越故地，经历了东晋永嘉建郡、唐朝设州等过程，到宋元时期已成为东南沿海的商业名城。温州倚港而生，倚港而兴，朔门古港塑造了温州的港城形象和特质。朔门古港推动了温州工商并重产业结构的形成，能工巧匠荟萃，富商巨贾云集，创造了丰厚的社会财富，成就了温州江南富庶之地的美名。朔门古港打开了温州通向世界的大门，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不断涌入，促进了温州产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变革，加快了温州的历史发展进程。只有结合朔门古港的兴衰过程，才能了解温州不平凡的过去、理解温州生机盎然的现在、展望温州充满希望的未来。
第二，朔门古港是解读温州文化的重要介质。温州是江南历史名城，其厚重的文化、悠远的文脉，皆离不开朔门古港的孕育和涵养。首先，朔门古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文化传播的窗口，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思想、新观念在这里交汇融合，极大地丰富了温州文化的内涵，培育了温州人开阔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开放包容的思想观念。其次，朔门古港促成了温州工商并重的历史传统，营造了温州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孕育了温州人经世务实的处事原则和价值追求。以此观之，永嘉学派的产生绝非偶然，它植根于温州社会文化土壤，呼应了南宋主流价值追求。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提出的“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思想以及重商主义价值观，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契合，正如黄宗羲评价的那样：“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数百年后，清时陈虬等人倡导的“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也是基于这样的传统和文化。重商是世代温州人的价值选择，也是温州文化的核心内容。最后，朔门古港塑造了温州人的精神风貌和温州的城市气质，温州人开放包容、灵活变通的思想观念，务实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勤勉敬事、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敢于冒险、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都是受到朔门古港熏陶的结果；温州这一城市所具有的开放包容、大气自信、充满活力的文化精神，与朔门古港的影响关系甚大。
第三，朔门古港是传播温州形象的亮丽名片。在社会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不论是底蕴深厚的大城市还是新兴城市，都非常重视城市传播，通过“一体两翼”的传播框架，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提高人们的关注度和认同感，进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在温州城市形象的传播过程中，朔门古港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元素、是闪闪发光的名片。朔门古港是温州的地理标志，彰显着温州面朝大海、放眼世界、接纳万方的宏大气势；朔门古港是温州的历史载体，凝聚着温州“百工之城”“商业名城”“千年港城”的荣耀辉煌；朔门古港是温州的文化符号，蕴含着温州人敢为人先、敢于冒险、工商并重的精神气质。总之，朔门古港是温州的宝贵财富，充分挖掘朔门古港的文化内涵，发挥朔门古港的传播价值，对于推进温州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意义重大。
温州是浙南著名的历史名城，也是商贸活动的重要埠地。朔门古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承担了人员往来和货物转运的重任，促进了温州的富庶与繁华，助力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强盛与辉煌。然而，曾几何时，繁忙热闹的朔门古港，湮灭在自然的沉积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淡忘在人们的记忆中。朔门古港遗址新发现，是2022年度中国考古学界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对于温州来说，更是意义重大。通过考古发掘整理，渐渐揭开了朔门古港的神秘面纱，使其以另一种方式重现在世人的面前。千年巨变，文脉赓续。以朔门古港为依托孕育的商业文化基因，铸就了温州“千年商港”的城市定位；以朔门古港为符号形成的城市文化标识，彰显了温州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这些元素将化为精神力量，赓续温州人的创富激情，激发温州的创新活力。
（作者单位：汉口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