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档案编研是校史记忆构建的重要载体。自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发文推动高校撰修校史以来，各高校开始重视档案编研工作。前期，档案编研多集中于校史资料汇编及校史撰写。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探索大事记、志书、年鉴、名人、学生等专题和非专题的编订工作。近十多年来，各高校在修订原有校史的基础上，关注院系的历史追溯，补充、丰富长时段校史。高校档案编研的拓展、细化是校史丰富发展的历程，也是与校史记忆融合、连接、转承、发展融合的过程。
校史记忆是个体对学校过去形成的形象认知或建构，是高校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形式之一。其载体丰富，主题多样，既具有外在可呈现的客体，又具备抽象的精神文化意义。当前，学界多关注高校档案的文化建设、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等，较少论述高校档案编研与校史记忆之间的关系。高校档案编研呈现的校史，既可以展示学校从无到有再至今的全过程，在大历史视域下呈现学校完整的历史演进，亦可以集中呈现学校某一时段或某一时期的发展特点，又或以专题编研突出学校特点。本文旨在探讨高校档案编研的时间跨度、主题选择、内容呈现与校史记忆的构建过程，以及在推动高校文化发展中的起承转合角色。
档案编研与校史记忆的连接
20世纪50年代，高校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加之档案工作起步缓慢，高校档案工作难有进展。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发展机遇推动高校追溯校史、挖掘学校特色，展望未来。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了校史，时间横跨1898—1949年。1984年，教育部发文《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指示高等院校着手组织力量编写校史。各地高校，如同济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等，纷纷成立校史编写组着手校史编写工作。黑龙江省高教局对此十分重视，于1984年9月2日至7日召开全省高校校史编写提纲讨论会。会议基本明确校史编写的指导思想、结构、内容、学校前身、附录、体例等共性问题，要求次年春季末进行初稿审定。其后，又设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校史集丛书名。《哈尔滨工业大学简史（1982—1985）》《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校史（1958—1985）》《哈尔滨师范大学校史（1951—1985）》等相继出版发行。实际上，校史编写仰赖大量的文献资料、档案等，探索学校馆藏档案与校史编研工作，将校史相关的档案与档案编研纳入其中，形成各自的校史记忆，也突出黑龙江高等学校共性的校史记忆。
与此同时，教育部发文后，上海大学（20世纪2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创办）以此为契机，同时庆祝建校60周年，出版了《上海大学史料》，分为上海大学始末（资料选辑汇编）、期刊荟萃、社会科学讲义选编，梳理了上海大学的办学经历，还反映了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创造性地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探索。这不单以档案编研展现校史，还注重学校与时局的变化关系，点、面呈现校史记忆。
1986年，厦门大学的《校史资料选辑》（第1辑）面世，资料集中于私立时期的办学情况、师生爱国运动等。
至1988年，由厦门大学主办第一届高校校史研讨会，共十多所高校参会，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依托档案、报刊、文献资料，厦门大学于1987—1989年出版了《厦门大学党史资料》3辑，以党史为主题编研厦大校史，具有其特色，不局限于校史一隅，突出了校史中的红色文化基因，将校史记忆与红色记忆相融合，以小见大反映中国共产党在高校中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厦门大学着手出版《厦门大学校史资料》7辑，以档案、报刊、文献呈现厦大创办至1991年的历程。可见档案对于校史汇编的重要性，两者的融合程度和质量关系校史汇编质量，进而影响校史记忆的构建。
1986年，由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出版的2卷《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资料主要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档案室保存的档案，且获得两校档案室人员的支持。
1994年，《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1994）》要求高校档案部门应加强编研工作，参加学校信息网络整体建设和校内编史修志，从制度上要求档案编研和校史编写相互融合。1996年，天津大学出版了《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编写组查阅近千卷档案和有关资料，其中的教育文件、教学档案和其他文书的档案较为齐全，获得档案馆支持。校史编写组在讲明编写编研历程时，强调了学校档案馆给予的人力支持和档案支持。
教育部发文重视高校校史编写编研，体现了当时校史在一定程度上为高等教育发展蓝图提供了参考。同时，高校的编写编研工作有利于厘清本校的办学特色与办学力量。以学校的大历史或是资料选编、资料汇编来看，校史的结构较为单一，这也说明校史编纂工作起步阶段存在实际困难。虽然初期档案连接了校史编研，促使校史记忆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但限于人力、物力、财力，校史的编写编研未能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广泛传播，局限于参编者、档案或校史利用者等。
档案编研与校史记忆的传承
高校档案编研工作具有持续性，随着高校发展和以往编研工作的经验积累，校史类的档案编研工作呈现多样化。2008年，教育部和国家档案局制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要求高校档案馆出版档案史料，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有条件的高校档案机构，可以申请创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档案馆除延续资料汇编外，还尝试大事记、志书、年鉴、历任校领导情况、组织机构改革、名人、学生等专题和非专题的汇编，校史功能也逐步增加，校史记忆被赋予更多元素。
1999年，延安大学教师武凤兰提议建立延安大学校史专题档案，为研究延安大学、老解放区高等教育，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教育史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提供原始资料，同时作为弘扬革命精神、延安精神的素材。可以说，延安大学校史档案被赋予研究党史的价值，并作为传承延安精神的载体。2001、2011年，厦门大学分别出版了《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10辑（共3册）、第11辑（共4册），拓宽了汇编范围，不局限于学校名人，将视野转向了普通学生（毕业生名录），且持续汇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人心，增强了校友的认同感、荣誉感，扩大了校史传播范围，也是档案汇编与校史记忆相互促进、融合的过程。
近代史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辗转迁徙。2008年出版的《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选取复旦大学档案馆内关于学校西迁东返、几易办学的馆藏档案，不仅反映了学校艰辛的办学历程，也从校史记忆映射了国家集体记忆，还说明其校史编纂具备丰富的档案资源。2010—2013年，云南大学汇编了《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文集》4本后，关注到学生群体，出版《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生卷（1922—1949）》，呈现了彼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学校曲折的办学经历，以及师生两大群体的生活形态。汇编的校史，呈现了尘封档案的大历史、小历史，对于提高师生、校友甚至全民的民族危机感、认同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具备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核精神。
2011年，四川大学启动校史文化工程项目，挖掘档案中的校史。此后，川大以学校档案馆馆藏的历史档案“国立四川大学全宗”和“华西协合大学全宗”为主，兼有其他档案，形成《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七辑，每辑为一个专题，主旨明确。第一辑重在学校建校至1949年前的综合性校史资料，包括校长任鸿隽、张凌高、方叔轩，博物馆馆长郑德坤相关资料、信件等，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川渝地区的高等教育史。第二辑辑录了鹿传霖与四川中西学堂（川大起源）的档案。第三辑则汇编了叠溪地震灾害后，川大师生的科学考察活动与其他相关报道、往来书信等，不啻为研究当地地质的第一手资料。第四辑集成川大的红色人物、史迹，形成了川大特有的红色资源，为学校弘扬爱国主义、大学精神、校史记忆提供了自有的现实素材。第五辑编著教育家张澜与川大往事，展示其任职期间，川大自由的学术环境。第六辑整编著名作家巴金1921—1923年在校期间的人生轨迹与文学作品。第七辑汇集川大在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中的变革资料，为川大校史的延续提供了可靠依据。《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系列卷帙浩繁且翔实，既有新编，亦有修订，编研角度、体例出新；既有专注校史本身，也有时代发展中影响学校发展的史实，川大英烈辑将校史记忆紧密结合，彰显川大学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传播校史、构建校史记忆提供丰富资源。这对于提高川大在川渝地区，甚至全国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档案为主的校史编研从文字上构建了校史记忆，形成了有据可依、有例可援并成体系的资料，深度融合档案与校史的关系，促进校史与档案一体化进程，同时使档案管理“深化”、档案资料“活化”。
档案编研与校史记忆的发展
随着校史资料汇编、研究兼有纵深，以及在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双一流”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推动下，各高校重要专业、院系、附属单位的前世今生不拘泥于长编校史的内容，从无到有、建设发展的研究被提上日程，或重新编撰，或在原有基础上修订。
浙江大学的院史撰修起步较早。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于2007年借110周年校庆之机出版院史，2010年迎接建院100周年修订再版，追溯了其农学类特色专业的发展历程。2012年出版教育学院院史，2019年增补再版，期间，专门组织部分教师和学生去学校档案馆和浙江省档案馆收集资料。2020年，该校管理学院院史出版。浙江大学院史延续撰修弥补了校史长编叙述的不足，教师与学生查阅、利用档案，连接档案与校史，将档案中多维、广泛的个体和集体记忆融合为立体的校史记忆。
2019年，南开百年校庆时，社会学系利用这一契机出版《社会学从这里起步——南开社会学早期办学资料简编》，选取南开社会学系早期10年的文件汇编、办学通信等档案资料，加之师生回忆，回顾办学情况。南开社会学系创办之初即师资雄厚，有美国学者罗素，我国著名学者李济、陶云逵、汤用彤、萧公权、陈序经等执教。选取这一时期资料汇编，既追溯社会学系办学渊源，也突出专业、院系特点，丰富校史记忆。
2021年，厦门大学集中出版百年校庆图书，系统推出信息学院、环境与生态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育研究院等院史及出版社社史，多维度丰富了校史。
2020年出版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史（1920—2020）》提及因学院创建、迁徙等导致一些事件、毕业生信息没有完整的档案资料，说明了档案在构建校史记忆中的重要性。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推出院史，不啻总结法学院的历史与办学经验，也是1950年以来法学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缩影，以院史丰富校史记忆。2021年出版的《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史（1881—2021）》言明“是医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档案资料的系统收集梳理”，展现了福建医科大学医学专业特色，以及附属医院与学校相辅相成的关系。二级学院或单位的历史追溯，是在构建校史记忆过程中进一步细化受众，建立校、院双重认同感。
随着教育的发展，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史逐渐被关注。2018年，厦门大学出版《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史（1926—2016）》，招生办、考试中心、学生处、档案馆提供了诸多资料和数据，2022年修订再版。未来，研究生教育史是校史研究趋势之一。
高校校史研究发展既有诸多纵向深入的档案汇编，也尝试探索拓宽研究范围。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办）着手出版“丽娃档案”丛书，其中，民国档案出版的部分抄撰型编研成果丰富，“在原来单纯利用馆藏档案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整理出版原始档案资料，尤其是民国档案的整理出版”，足见该丛书的档案汇编注重融入学术思想，挖掘原始资料。丛书包括大夏系列、光华系列（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办学基础，部分汇编以两校建校90周年为契机）、华东师大口述系列、手札题词系列，不单反映两校的办学历史、学术发展、学校事务、师生活动等，也是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的基础史料之一，更是追溯华东师范大学在历史长河中起落变化、立足中国的重要史料。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自2016年以来，以校庆为契机共负责出版3册《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既从口述史的档案汇编体裁拓展了校史资料，又以口述史、社会学等新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校史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亲历者生活年代越近于现时，其口述校史更易引起共鸣，也更便于构建校史记忆。
新时代以来，一方面，诸多高校迎来百年校庆，推动了校史编研发展；另一方面，校史编研作为构建校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服务校庆，凝聚了师生、校友之力。还应注意，校史记忆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集体行为，高校的校史档案编研亦是如此。
高校档案编研与校史记忆的构建历经起步、融合、转承、发展，整个过程并未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受国家政策、校庆因素等影响逐步过渡。但事实上，诸多档案编研仍是建立在此前的基础上作修订、研讨。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史记录好、留存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档案蕴含着巨大的价值，是记载历史、服务现实、放眼未来的重要载体。批示对高校档案编研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即除了在高校档案的编研工作与校史记忆的建构涉及档案编研、校史研究两个学科，还须进一步挖掘高校的红色档案，在编研中体现国家、教育、高校的发展，并融入校史记忆的建构。这也是高校档案编研、校史研究的趋势。
（作者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