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沉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存，也是中国主导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见证。现以粤港澳附近海域相关沉船为例，研究粤港澳海上陶瓷之路历史文化景观的启示、意义与建议。
粤港澳海上丝路相关沉船概况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南海海域的古代沉船数量大约在2000至4000艘之间。国际海事组织也曾宣布，沉没于南海海域有明确记载的商船达2000多艘。据此可得，在南海350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中，平均每800平方千米就有一艘沉船分布，数量可观。同时，不少沉船可能被陆续发现、挖掘，这些沉船及出水器物都是古代海上陶瓷之路存在的有力证明，再现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路”）繁盛的文化景观。现对以粤港澳为核心区域的南海及相关海域的古沉船作简要梳理。
南海领域的部分沉船
我国往返南海的船只不断，在南海领域沉没的船只不计其数，尤以我国广东、广西、西沙、中沙、南沙、海南沿海沉没的船只最为突出。另外，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近海领域，我国的沉没船只众多。目前已经发现的南海沉船有一百余艘。其中，“南海Ⅰ号”沉船、“南澳Ⅰ号”沉船、“华光礁Ⅰ号”沉船等最为典型，下文就其中的一部分沉船进行介绍。
1.“南海Ⅰ号”沉船
“南海一号”是南宋初期中国海上丝路向外运输瓷器的木质沉船，是迄今发现较早、保存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南海一号”上出水的文物以陶瓷器为主，经发掘，该船的出水瓷器为20余万件，主要是江西景德镇青花瓷、福建德化青白瓷、浙江龙泉青釉瓷、福建磁州瓷和闽清义瓷青白瓷五大民窑瓷器。
2.“南澳Ⅰ号”沉船
2007年，在汕头南澳岛云澳镇东南三点金海域的岛屿和半潮礁之间，发现了“南澳Ⅰ号”沉船。2010年至2012年间，历经3次大型打捞共出水近3万件文物，瓷器数量最多，漳州窑系瓷器20025件，主要为杯、瓶、盏、钵、罐、大盘、大碗等器型。其中，景德镇青花瓷器最多，共有5246件，其瓷胎较薄、色泽艳丽、纹饰精美；景德镇五彩盖盒瓷器227件，其青白釉泛青、胎体洁白致密，盖面釉上多绘有五彩绘花卉或动物纹，腹部饰四开光花卉纹。
3.“华光礁Ⅰ号”沉船
1996年，在中国西沙华光礁海域，发现了“华光礁Ⅰ号”沉船。经多次水下考古发掘，发现有11个残留的隔舱，残存的隔舱中分别装有南宋时期来自福建、广东、江西等地不同窑口的民窑瓷器。器型上主要有盘、碗、壶、碟、盒、罐、盏、瓶、瓮等。数量众多、产地不同的器物汇聚于一艘商船，勾勒出南宋时期瓷器生产和海外贸易繁盛的场景。
4.“南澳二号”沉船
“南澳二号”沉船发现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云澳镇东南的“三点金”海域。经发掘，该船共出水黑釉盏、青白釉印双鱼纹碟等25件瓷器，其中完整器3件。经鉴定，船中出水瓷器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国家文物局将其命名为“南澳二号”沉船。
往来（或推断可能往来）粤港澳区域的部分沉船
1.“黑石号”沉船
1988年，“黑石号”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南海与爪哇海交界）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被德国打捞公司发现，该船是一艘中国古代沉船。经发掘，船中装载的中国瓷器达到67000多件，被考古学家称为20世纪末年代最久远、最重要的深海考古发现之一。
2.“圣迭戈号”沉船
“圣迭戈号”是一艘西班牙指挥舰，1600年12月沉没于菲律宾马尼拉外海。该船出水陶瓷器5671件，其中有1200多件明代万历时期的青花瓷器，主要有克拉克瓷和青花瓷，来自景德镇和漳州窑两大窑系，器型包括瓶、盘、碗、罐、持、盒等。
3.“圣何塞号”沉船
“圣何塞号”是一艘西班牙商船，1708年被英军击没于菲律宾卢邦群岛西岸。该船出水了近1000件高质量的中国青花瓷片，水下也有与沉船相关的遗物，除青花瓷之外，还发现了陶器、铜棒、铁锤、炮弹等船载物。
4.“皇家舰长暗沙二号”沉船
“皇家舰长暗沙二号”被发现于菲律宾巴拉望海域，沉船上出水了3700多件福建漳州窑青花瓷，与“南澳Ⅰ号”出水瓷器具有较多的相似特征，如鸟纹杯等在两艘沉船中都有较多发现，两艘沉船的生产和沉没时间接近，沉船性质也十分相似。
装有广东窑口生产瓷器的部分沉船
1.“碗礁一号”沉船
2005年，“碗礁一号”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屿头乡北侧五洲群礁的中心——碗礁附近被发掘。该船出水精美瓷器达17000余件，这些瓷器除少量为单色釉器、青花釉里红器、五彩器外，绝大部分为青花瓷器，青花瓷器型丰富，青花色泽明艳、层次明晰、画工精美。船中还有少量德化窑白瓷、漳州窑青花瓷、宜兴紫砂器及广东窑口的陶瓷。
2.“哥德马尔森号”沉船
1984年，“哥德马尔森号”于新加坡海峡东南部海域被打捞上来，该沉船被打捞出水15万多件瓷器，其中数量较多的是青花瓷和中式伊万里瓷，器形多是中国传统的盘、碗、茶壶、茶杯等，也有欧洲的牛奶碗、牛奶罐等器物。但图案并不丰富，主要是山水风景、庭院花木等自然景象，而且同一图案装饰反复出现。此外，该沉船还发现了近千件中国华南窑口所生产的粗瓷商品。
3.“海马号”沉船
1740年，“海马号”是一艘从厦门驶抵马尼拉的小货船，该船载运的货物中有140件粗瓷杯 、35600只大瓷盘和96000只粗瓷盘，主要是景德镇陶瓷商品，有少量广彩瓷器，从其中两件残片可以辨认出是广州式样的瓷器。
4.“圣克鲁兹号”沉船
“圣克鲁兹号”发掘于距马尼拉276公里的圣克劳斯附近海域，随船出水的绝大多数为瓷器，基本都是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和浙江龙泉窑生产的青瓷，也有一部分广东窑口生产的瓷器，大部分瓷器出水时保存完整，为后人沉船考古和海上丝路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粤港澳古沉船的思考与启示
通过对相关沉船被发现的情况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古沉船主体角度
海上丝路是由物资、船舶、海洋和港口四大要素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硬件体系，软件系统由政策、技术、市场、文化、国力、利益、航线等要素组成，各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海上丝路曾是不少国内外尤其是西方探险家的追求，不少商人冒着葬身大海的巨大风险踏上海上丝路征程，一艘艘沉船粉碎了千千万万淘金人的梦想。即便如此，唐宋以来，中国海上丝路的繁荣有目共睹。中国海上丝路的发展与强大的综合国力息息相关、互为因果，建设海洋强国是重塑海上丝路文化景观的题中之义。没有强大的国力、科学的政策和自主的海防，海上丝路就可能难以把控。
被发现的沉船大多在南海或环中国海领域，可以证明，自古以来“一带一路”就由中国主导，海上丝路更是以中国为起点的文化传播之路，是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之路，沉船及其货物是中国引领古代海上丝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鲜活见证。沉船只是古代海上丝路贸易船网中较小的一部分，不难推测粤港澳及其附近港口群昔日“万商云集”的贸易文化景观。
古沉船载体角度
陶瓷是被发现沉船出水的主要船载物，我国是陶瓷大国，中国海上丝路瓷器遍及世界，中国瓷器受到欧、亚、非等国人民的广泛喜爱。瓷器受海外的青睐，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瓷器本身的实用功能、美学价值；二是瓷器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是贵族、财富、地位和权利的象征。自宋朝开始，我国就有“瓷之国”的美称，世界各国公民以购买和珍藏中国瓷器为荣。在英文中，“China”既是“中国”，也是“瓷器”，东方瓷国形象傲然于世。
各沉船打捞出水的大量瓷器是沉船考古和相关研究最好的材料，可以理解为没有陶瓷就没有沉船，沉船若是没有出水陶瓷等器皿，历史价值就大打折扣。外销瓷生产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景德镇生产的仿制“伊万里瓷”超越日本陶瓷，沉船出水瓷器中有大量定制瓷，还有一些瓷器图案具有浓厚异域风格，以及广彩瓷的崛起与大量生产，都是中西方文化融合交汇的历史证明。
古沉船价值角度
中国古代海上丝路的文化繁荣，极大促进了国内经济生产贸易的发展。因为海上丝路的发展与沿海港口城市以及陶瓷产业紧密相连、共同发展，所以大量港口城市成为陶瓷商品的集散地，陶瓷输出逐渐成为沿海港口城市重要的经济支柱。陶瓷外贸也促进了粤港澳港口群附近瓷业的发展，如广东石湾陶瓷、佛山陶瓷以及广彩、潮州陶瓷等，都是中国古代海上丝路发展的典型反映。毋庸置疑，中国人开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先河，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海上丝路是中西方文化传播之路，文化的传播以物质的文化传播为主，基本上是从高向低流动，从古代沉船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化传播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双向交流之路。文化对外传播与文化回流是常态化的，让流落国外的中国海上丝路珍品回流、归家，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东渐西学”和“西渐东学”两条文化交流的线路齐头并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与碰撞自古以来就连绵不断。放眼当下，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东西文化双向传播的最好注解。
古沉船研究角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上陶瓷之路并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别称。自秦汉之后，陶瓷（主要是瓷器）成为海上丝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宋元明清时期，海上丝路的商业外贸迅速发展，陶瓷的对外输出达到高峰，这段时期的海上丝路可谓名副其实的海上陶瓷之路。从这个角度理解，海上丝路与海上陶瓷之路并不是同一概念，在理解与阐释上不能混为一谈。
国内外学术关于中国海上丝路起点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这一争论似乎是多余的，从沉船梳理研究发现，中国海上丝路的船只不是从某个固定的主要港口出发，可能在某一特殊时期（如海禁时期）从一两个港口出发的海上丝路的船只相对较多，但根据沉船发现情况，不难推测中国海上丝路船只的出发点其实有众多港口，广州、香港、澳门、厦门、泉州、温州、漳州、合浦、湛江、南京、明州（今浙江宁波）等都可以是出发点，这大多遵循方便、实际、经济、可靠等原则。海上丝路的起点多元化是毋庸置疑的，其中，广州、香港、澳门等港口在中国古代海上丝路的贸易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换句话说，以粤港澳为核心的海上丝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重塑粤港澳港口群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景观的意义
研究意义
南海大量沉船的发掘和打捞，其意义不仅仅是找到了一船不计其数的稀世珍宝，更重要的是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海上丝路研究材料，出水的沉船及其船载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与沉船一同打捞出水的珍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十分丰富，是探讨中国海外贸易与南海海上贸易航线的珍贵资料，给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可信的研究载体。对这些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勘探和发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海上丝路学”的兴起。重塑粤港澳港口群文化景观，对于中国航海史、海外交通史、海上丝路文化史、古陶瓷文化、造船技艺等方面课题的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意义
无论是南海领域发现的沉船还是其他区域挖掘的出水货物，都证明了以粤港澳为核心区域的南海是海上丝路最活跃的地带，大量沉船及其船载物再现了古代中国粤港澳沿海港口“万商云集”的繁华景象，广州、香港、澳门、珠海等粤港澳港口群在中国海上丝路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从香港大屿山竹篙湾、九龙圣山、澳门圣保禄学院等地出土的中国各相关窑口生产的瓷器，不仅是粤港澳港口群海上陶瓷之路繁荣的见证，也是中国瓷器从粤港澳大湾区走向世界的实证史料。重塑粤港澳港口群文化景观，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在需要，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是增强东方大国文化自信的源动力，其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经济意义
海上丝路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陶瓷、丝绸等行业经济的发展，大批国外商人、冒险家、官员等一次次到中国“淘金”，景德镇瓷、德化瓷、广彩等陶瓷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为当地经济提供了助力，陶瓷、丝绸与港口经济的发达都是有力的见证。重塑粤港澳港口群文化景观，对相关行业、沿海城市、粤港澳港口群经济发展均有较大裨益。
其他意义
重塑粤港澳港口群文化景观，还具有其他方面的深远意义，它是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文化要素，是中国主导“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是发挥我国在东南亚、西亚以及环中国海附近领域地缘政治作用的关键因素，是建设海洋强国与加强海防大棋盘的一颗棋子，是中国走向世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风向标。
粤港澳港口群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景观重塑的建议与对策
加强粤港澳港口群海上丝路文化研究
进一步加强沉船考古、深海探测、海上丝路文化、海洋技术、对外贸易等方面研究，设立“海上丝绸之路学”，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对海上丝路的研究给予大力支持，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丝路研究院和南海海上丝路博物馆。
着手海上丝路专门人才培养
建议成立“海上丝路学院”、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学院，培养相关方面的专门人才，凸显海上丝路学科、海洋技术与文化课程方面的培养方向，注重与海洋考古、海洋科技、海洋管理、对外贸易、文化传播与交流等学科交叉融合，适应海洋强国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发展。
发展海港经济
进一步修建粤港澳港口群重要港口，加强海岸建设，扶持港口群沿线集市建设，重修集市场馆、驿站，畅通海岸交通，加快港口串线集网，开发海上丝路新型产品，发展港口城市经济新质生产力。
重塑海上丝路文化景观
除了发展海岸文化经济，还需要加强海上丝路线路的展示、推广与重建工作，如在广州建设沉船博物馆，在若干个海上关键区域就地建设展示基地和旅游景点，在广州黄埔、澳门、香港等附近海域建设海上文化公园，在黄岩岛、南澳岛等地建设海防文化基地，并打造深圳、珠海、海南等海洋技术与文化服务中心。
海上丝路无论是以航海技术为依托，以商业贸易为目的，以船只为载体，还是以文化景观为注脚，都是东西方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海上航线”。星罗棋布的沉船和出水文物古迹映射着那段悠久的历史，再现了唐宋以来中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对以粤港澳为核心的海上丝路的研究，以及重塑粤港澳港口群海上丝路文化景观，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广东省社科课题岭南文化项目“唐宋以来粤港澳港口群海上陶瓷之路文化景观构建路径研究”（GD23LN09）；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与文化研究团队”（202WCXTD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