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形态紧随农业与工业经济之后，成为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数字革命的推进，数字出版凭借其内容资源的丰富性和数据优势，成为数字驱动产业的关键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出版蓬勃发展。作为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出版承担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使命。2005年“数字出版”这一概念在我国首次被提出，至今已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网络与AIGC等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与创新持续不断，使“数字出版”的含义日益扩展。从最初的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发展到现在的数字出版，其主要产品形态也日益多样化，包括电子书、数字报刊、网络游戏、数字动漫、有声读物、在线教育、数据库出版等形式。同时，数字出版产品的开发、数字版权的管理与运营、数字版权营销等方面也实现了快速地发展。本文主要以数字出版为研究对象，简述数字出版发展沿革，结合国内外数字出版的发展情况，浅析我国数字出版发展实践，并提出建议。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和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正蓬勃发展。数字出版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内容资源的丰富性和数据优势，已成为数字驱动产业的关键。自2005年“数字出版”一词首次被提出以来，近二十年间，其含义不断扩展。数字出版的产品形态日益多样化，在开发、版权管理、运营和营销等方面也实现了快速进步。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前后，我国数字出版处于初级阶段，开始出现数字出版相关研究及论文，较之西方的相关研究开始较晚，且研究成果也较少。2005—2014年，我国数字出版发展迅猛，数字出版研究呈现迅速增长趋势。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保驾护航下，我国数字出版研究论文数量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点。2014年至今，我国数字出版稳步发展，相关研究论文在数量上保持稳定，并无急速增加或减少的趋势。而在出版领域，数字出版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话题，是出版单位寻求突破的课题之一。在研究内容方面，我国数字出版研究主要呈现研究主题多元化且与时俱进的特点，如数字出版史研究、数字出版物研究、数字出版技术研究、数字出版产业研究、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研究、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及队伍建设研究、数字出版版权研究等。在研究对象方面，我国数字出版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出版价值、数字出版要素、数字出版管理等。本文主要是以数字出版为研究对象，结合国内外数字出版发展经典案例，浅析我国数字出版发展实践，并提出建议。
数字出版发展沿革
根据2010年发布的《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我们可以清楚“数字出版”的严格定义，即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出版凭借其内容资源的多样性以及数据优势，已成为数字驱动产业的关键部分。自2005年“数字出版”概念首次在我国提出以来，近二十年间，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出版行业的持续应用与创新，数字出版的定义也在不断扩展。从最初的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到现在的数字出版，其内涵日益丰富。数字出版的产品形态日益多样化，包括电子书、数字报纸、网络游戏、数字动漫、有声读物、在线教育和数据库出版等。在数字出版产品的开发、版权管理与运营、版权营销等方面，也实现了快速发展。
国外
在国外，数字出版也是出版业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自2000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颁发首届法兰克福电子图书奖开始，国外出版开启数字出版新纪元。根据对近年来的相关新闻报道归纳总结可知，国外数字出版发展并不均衡，不同国家根据各自国家的国情实现多层次、多元化的转型与发展，这也为我国数字出版提供参考与借鉴。
在出版国际市场占据霸主地位的美国出版业，在实现数字化转型上独具特色。美国的数字出版发展受益于美国政府制定的版权保护法律法规。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保障美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例如，1976年美国版权法为网络领域的版权提供法律依据，自此，美国陆续发布《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1995年）、《在线版权责任限制法》（1997年）、《数字千年版权法》（1998年）、《数字消费者知情权法》（2009年）等。在这样一系列法律制度的保障下，亚马逊公司、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麦格劳—希尔集团等美国知名出版机构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并取得了良好收益。
英国的数字出版也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英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例如，2008年启动了“数字英国计划”等。英国的传统出版单位，特别是大型出版集团拥有上百年的历史，对于经过百年时光沉淀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如何既保护好、利用好原有文化历史积淀，又能跟上数字化的潮流成为英国出版业转型与发展的重点。占据数字资源首位的当属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一部电子书，随后建立了剑桥电子书集成数据库、剑桥图书在线、大学出版在线以及剑桥期刊在线等平台。同为百年高校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建立了在线平台，同时将《牛津英语词典》作为在线产品为全球受众提供服务。
法国政府2012年制订了“法兰西数字计划”，得以明确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法国数字出版，与美国数字出版方向相似，同样是以保护版权为首要目标，先后制定了打击网络非法下载行为法、电子书统一售价法、一般数据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以保证数字出版业发展井然有序。除了为数字出版制定扶持政策，法国还大力支持法语书籍国际推广和外文翻译，鼓励本国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实现文化交流。
国内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其要求“出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整合、出版与其他行业跨界融合”。近些年来，在相关政策和战略部署的保驾护航中，我国出版业不断转型发展。传统出版单位积极探索出版融合发展道路，围绕融合出版规划布局。学术期刊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大力运用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助推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版权保护得到高度重视，进一步完善出版产业保障体系。数字出版“走出去”成为传统出版业“走出去”的主力军。
国家制定一系列政策及相关标准，支持数字出版茁壮成长，如相继发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规划》（2021年）、《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2021年）、《多媒体印刷读物（MPR）》国家标准。据统计，2013—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陆续发布了近40项数字出版标准，为我国数字出版搭建起制度体系。
数字出版作为新闻出版业的新生力量，在推动和助力传统出版创新、转型、升级方面功不可没，并逐渐成为出版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在我国，“数字出版”具有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的鲜明特点。
在主题出版类中，数字出版领域也有所突破和创新，特别是以献礼中国70华诞、建党百年的“读掌上精品 庆百年华诞——百佳数字出版精品项目献礼建党百年专栏”等主题涌现一批优质融媒体出版物。“十四五”出版规划强调，主题出版物内容要兼具深度与温度，力争策划发行一批深入浅出的大众读物。经济类主题出版物作为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明确目标、加强合作、创新内容、优化渠道、注重数据分析与用户反馈等，以聚合多平台，实现融合发展。在此背景下，构建多元化的发行体系，结合新媒体资源，实现出版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
在专业出版类中，值得关注的是“国韵承传App”。“国韵承传App”是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自主研发的一款移动设备上可操作的应用程序。这款程序致力于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戏剧文化、京剧文化。在此款应用程序中，受众可以随时随地查询和欣赏戏曲名家专辑、戏剧经典唱段、老唱片数字化产品以及京剧系统知识通识产品“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等。此款应用程序聚合最优质戏剧资源以及中国传统戏剧文化资源，从听、看、学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进行立体化、系统、全面地展示。
在童书出版类中，随着新技术发展，儿童教育类数字出版也取得骄人成绩。例如，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凯创建的“凯叔讲故事”品牌，在“凯叔讲故事”微信公众号、App上持续更新儿童音频及视频，包括展示各种儿童故事、早教、儿童等优质资源，开拓儿童教育、童书出版等内容和渠道，受到广大儿童和家长的喜爱和支持，累计播放量超过200次。2018年，“凯叔讲故事”成为亚洲唯一荣获国际书展——伦敦书展“有声书出版大奖”提名的有声书品牌。
聚焦数字化转型，深耕厚植技术沃土
近些年来，在相关政策和战略部署的保驾护航下，我国出版业不断实现深刻转型发展。传统出版单位积极探索出版融合发展道路，围绕融合出版规划布局。学术期刊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大力运用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助推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版权保护得到高度重视，进一步完善出版产业保障体系。数字出版“走出去”成为传统出版业“走出去”的主力军。但是，我国数字出版发展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发现了新的努力方向。例如，数字出版应更为重视社会效益、加大IP开发效果、加强技术与内容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品牌效益、加强自媒体内容和版权监管等。
在数字时代浪潮中，出版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而数字出版人才建设一直是国内外业界人士及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出版转型背景下，作为出版机构的核心竞争力，编辑的角色和职能也在发生深刻转变。在AIGC技术工具更为契合融媒体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出版可以运用AIGC技术建立个性化的编校及营销平台，并通过网站、App等媒体平台满足不同的受众需求，实现多层次、多元化的出版。由此，我们出版人、编校人员应深入研究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根本精神，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实践，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品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上多做工作，取得实效。出版业在融媒体时代的发展，融合、转型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而每一位出版从业者，特别是编辑人员，应当在如下几方面进行调整和适应。
在编校认知方面，出版人、编辑需要在技术认知和创新意识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培养数字出版素养、广泛吸收新技术和新知识、加强数字出版版权保护以及增强版权登记和版权交易等法律意识，从调查、研究、实践中掌握第一手资料，分析并提炼调研结果，有开创性地策划选题、拓展数字资源。运用数字出版思维创新营销宣传，并引入新渠道、运用新技术，打开未来传统编辑出版发展的新局面。
在编校技术方面，出版人、编辑可以自觉了解、学习新兴数字出版技术，提高自身学习能力，在熟悉编辑校对技巧基础上普及数字技术、新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图书出版实际工作中，自觉将出版与其他领域技术相结合，拓展自身成长空间和潜力。
在编校环节方面，首先，图书选题策划。在图书选题策划上，AIGC等新技术工具可以施展更强大的能量。例如，在图书选题策划的起点——信息收集阶段，AIGC可以大幅提升信息收集效率。AIGC工具之一的“文心一言ERNIE Bot”，可以为用户生成关于科普类图书市场调研报告。该图书市场调研报告从市场现状、竞争力、现存问题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综合研判，其报告结构合理、逻辑清晰，为图书选题策划编辑提供客观材料参考。此外，图书选题策划编辑还可以通过AIGC工具进行调研，收集调研数据，如ChatGPT可以根据要求设计读者问卷，为图书选题策划编辑提供读者反馈，以便随时根据市场和读者动态调整选题策划方向，从而更好地匹配受众需求。其次，编辑审稿过程。在编辑审稿过程中，AIGC工具也可以发挥作用。所谓的审、编、排、校一体化的融合出版是在数字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下共同促成的。而AIGC技术则可以使融合出版一体化更高效和智能。例如，编校人员借助AIGC技术，大幅提升审稿的效率和质量。编校人员还可以通过AIGC技术对稿件进行文法检查、语言逻辑检查，并为作者提供写作与改稿的专业建议。这不仅减轻了编辑及校对人员的审稿压力，还可以使他们将精力专注于稿件意识形态、社会价值及学术价值等方面，从而提升编校工作的品质和深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出版蓬勃发展。作为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出版承担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使命。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促使传统出版更趋于复杂和多元，这不只体现在符号以及载体方面，更是一种整体性的范式转换。根据国外数字出版的相关经验和启示，我们可以坚定，数字出版作为出版业新的发展方向，需重视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及数字出版的政策扶持，需重视数字出版版权保护；同时，要吸收、整合数字出版必备的技术和资源，并在读者大众关注的服务和体验上下足功夫。
作为国家宣传事业的主力军之一，传统出版业有责任有义务顺应数字产业发展趋势，深化传统出版与数字技术融合，进一步将传统出版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化产品，创新思路和着力点，为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国家数字出版战略和“十四五”发展规划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