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活化是将历史遗产从静态展陈转化为动态传播的重要方式，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现以国家典籍博物馆戏剧《永乐长思》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文物活化可行性与具体实践。《永乐大典》的代表性、故事性及其深厚文化底蕴是其作为文物进行活化的重要前提。戏剧通过并置叙事、交互空间，以及虚拟现实与全息投影等科技手段的融合，成功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呈现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文化场景，让文物从静态载体转化为动态叙述者，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思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书籍不仅是传承知识的媒介，也是被赋予权力象征与文化延续的重要角色。在明朝永乐年间，为了稳固政权及传播文化，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了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永乐大典》。该典籍作为国宝级文物，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物质遗产和承载介质，更代表了其精神特征与文化核心。历史文物在现代社会中被重新赋予生命，不仅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激发当代文化创新活力、推动我国向文化强国迈进的关键环节。
所有“活着”的事物都应具备自我展现和自我述说的功能，这表明它们不只是供人观察、描述或展示的被动对象，更是能够向我们叙述它们的故事，与我们建立互动的交流，与我们存在于同一时间和空间背景下的对等拟主体。博物馆戏剧最早出现于西方，Hughes曾定义博物馆戏剧为在博物馆语境下，通过戏剧作品或戏剧化技巧，抑或作为展览的一部分，以多样化的形式激发观众对博物馆学科或展览内容的认知和情感反应的实践。通过博物馆戏剧实现文物活化，其叙事内容以文物为核心进行，这些物品作为历史的遗存，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信息，等待挖掘。博物馆戏剧的任务在于揭示文物表象下隐藏的故事，国家典籍博物馆以《永乐大典》这一国宝级文物的传承历史为线索，与白镜戏剧联合制作了沉浸式戏剧《永乐长思》，其利用一系列的光影、声画、表演艺术及场景空间来激发观众的认识与想象力，从而使《永乐大典》背后的故事更加清晰，更易于阅读和感知。
博物馆戏剧实现文物活化的可行性
活化对于推进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代表性”“故事性”以及文物文化底蕴与创新形式的相容性是文物活化前要考虑的标准与要素。这些都反映了该文物及其背后的文化记忆的是否具有“赋活”潜能。活化要打破长期以来“重保护、轻利用”的思维定式，需秉持科学发展的理念，挖掘文物的“赋活”潜能，推动文物资源的活化利用，让文物真正焕发生机。在此基础上，尊重历史文化的底蕴，推动内容与形式的创新结合，从而实现文物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永乐大典》的代表性
“序百王之转，总历代之典。”《不列颠百科全书》赞誉《永乐大典》为世界历史之最庞大的百科全书，此典籍“合古今而集大成”，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卷帙浩繁的类书。该典籍在我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极高的代表性。《永乐大典》涵盖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戏剧、工艺等信息，是中华民族积累千年的知识财富，以解缙为首的明代知识分子，以广博的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思想，采集了几乎所有珍贵的文化资料。《永乐大典》编撰过程与传承过程展现了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种文化传承、自强不息的精神，其所具备的代表性体现了它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认同，使其在教育、研究、公众参与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更容易吸引公众关注，激发其保护意识，这是文物活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文物所具有的代表性是其得以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传承的关键。
历史记忆的故事性
《永乐大典》自明初成书至今，历时600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它历经磨难，从最初的11095册减少到现在的不足五百册，这部典籍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典籍聚散流变、悲欢离合的缩影。书厄描述的是典籍图书在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影响下，所遭遇的散失与毁灭情况。《永乐大典》的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所经历的书厄包括天灾、被盗、兵火、遗失、虫蛀等。《永乐大典》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每一次的辗转流传，每一次的损毁与保护重建，都为其增添了厚重的故事性。典籍背后的故事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历史的深度，根据这些故事将文物活化，进而更具体地展现其历史记忆，能够触及观众的内心，引发共鸣。将这些故事搬上舞台，当《永乐大典》从静态的陈列品转变为动态的历史叙述者时，观众通过故事性的体验产生情感联系，这种共鸣是文物活化的基础。
文化底蕴与形式的相融性
博物馆作为教育机构，其主要特色在于利用其空间形态展示文物，以传播知识。在展览中，展品、观众与展厅分别对应内容、接受者和空间，研究博物馆即探讨这三者的互动关系。这与戏剧研究中内容（文本）、观众与空间（舞台）的关系相呼应。随着戏剧艺术的演进，横亘在观众席与镜框式舞台之间的“第四堵墙”被打破，戏剧被泛空间化，舞台不再局限于传统形式，而是由此得以拓展，将广场、仓库甚至文化遗迹等地作为表演空间。博物馆的历史文化、空间和观众关系成为戏剧实践的关键点，尤其当博物馆转变为以叙事为核心时，就意味着“故事”和“如何讲故事”成为最该关注的事，其中暗含了一种双重递进关系，重视的是如何讲故事，这涉及从物品到故事，再到如何吸引观众的递进关系。博物馆的展览设计考虑空间和时间性，以确保叙事效果，这与戏剧中对叙事布局和观众心理的把握不谋而合。总的来说，不管是国家典籍博物馆与还是戏剧《永乐长思》，都是通过文物历史的叙述，向观众展现和传递特定的信息与精神内涵。
博物馆戏剧实现文物活化的具象方法
博物馆承担着文化教育及传播的重要职能。在历史文物类博物馆的语境中，每一件文物均携带着其独特的叙事，这些叙事不仅揭示了文物的历史脉络，也映射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与深邃性。当文物被赋予故事性，其特征表现为具备历史文献的佐证、与特定历史人物或生活场景的关联性，以及文物本身的形态与姿态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在此基础上，通过故事框架界定文物，能够有效地阐释博物馆藏品的深层价值。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对国宝级文物《永乐大典》实现活化的具象方法分别是通过文本的多线叙事、交互空间下的沉浸体验和科技的融合。
并置叙事呈现多维时空
并置叙事属于非线性叙事中的一种叙事模式，在狭义层面，非线性叙事指的是颠覆了传统时间序列的叙述手法。而在广义层面，非线性叙事则可以被视作一种挑战传统、具有多元性的叙述形式，它不仅涉及时间顺序的错综复杂，还包括空间布局的混乱以及叙述层面的交错变换，涵盖了叙事的多个维度。并置式叙事的特点在于，作品均衡地呈现了跨越不同时代的故事情节。通常，这些散布在不同时空的故事通过共同或相近的主题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
从时间顺序和空间布局的错乱来看，在戏剧《永乐长思》中，同一时间内，一部分观众可能在清朝的翰林院，而另一部分观众可能在民国时期体验在火车站躲避军警特务对文物的盘查，这种多维时空的叙事方式，使“传承”不再是一条静态、单向的历史线索，而是像一张被不断织补的历史网，将不同节点上的故事整合为一体。而这张网的交织点，就是“传承”这一永恒的主题。此外，《永乐长思》的结尾是根据观众选择，从而决定不同的故事结局，包括随葬墓中、焚于烈火、战乱遗失、暗藏宫中。观众不再被动地接受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连贯故事，而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体验故事，这种体验打破了传统戏剧的线性时间结构。
交互空间下的身份转变
在《永乐长思》中，交互空间是传递体验感的核心。观众不再是单纯的观察者，而是通过身临其境的交互式设计，成为传承行动的一部分。这种空间的设计将过去与现在、角色与观众、历史与现实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动态的文化体验。
在体验过程中，观众的参与不再是单向的，而是与空间双向联系。这种交互空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沉浸式观看”，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体验参与。剧场中的每一个场景都经过精心设计，让观众通过自己的行动“介入”故事。例如，在北平火车站的场景中，观众需要背着装有《永乐大典》的竹篮，当工作人员低声叮嘱“千万不要让人发现竹篮中的书”时，观众瞬间感受到肩上那份重量的含义不再只是“道具”，而是文化的延续，观众会设法躲避军警特务的搜查。通过这样的细节，观众完成了从“局外人”到“传承者”的身份转变。这种强烈的代入感，让传承的责任不再只是“被看到”，而是“被体验”。观众的每一个行动，都影响着文物能否被安全运送。这种互动设计让传承的意义从抽象的历史使命，转化为可以感受到的“当下责任”。
这种空间设计不仅是为了“好玩”“新奇”，也是对文化传承内核的诠释，只有主动参与，才能真正体会传承的意义与价值。在交互空间中，观众所获得的不只是单纯的历史知识，更是一种沉浸式的文化感知。在他们完成一次又一次任务的过程中，文化传承从遥远的概念转化为一种可感、可触的责任。这种体验感让“传承者”的身份不再局限于历史的书写者，而扩展到了每一个参与的个体。
科技的融合体现
《永乐长思》以科技为桥梁，将现代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文化叙事有机结合，通过多通道投影融合、虚拟现实（VR）、全息投影等技术，在剧场内营造了身临其境的多维空间感。这些技术不仅是视觉呈现的工具，也是叙事的延伸手段，使历史场景与现代观众之间的隔阂被极大削减。
多通道投影与虚拟现实的运用，将《永乐大典》的历史情境全景化展现。例如，用投影技术架起不同时空，实现两代帝王的对峙，观众作为“观看者”，仿佛置身情境之中，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全息投影技术则通过光影交错，使《永乐大典》的内容和故事在空气中“浮现”。科技的加入不仅提升了舞台的表现力，也进一步拉近了观众与剧情的距离。通过多媒体手段，《永乐长思》赋予文物“生命”，让它们成为能与观众互动的文化符号。这种技术与艺术的高度融合，使观众不仅“看到”了文物的历史故事，更“感受到”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从而在视觉震撼与情感触动的双重体验中，理解传承的深刻意义。
除了《永乐长思》以博物馆戏剧的形式实现文物活化，《国家宝藏》同样采用了这一方式。《国家宝藏》通过构建地理空间、历史空间以及虚拟空间等多重叙事维度，使叙事在一个或多个特定时空中展开，从而更全面、立体地呈现节目的叙事目标与文化内涵。节目通过极具仪式感的舞台叙事与戏剧化场景的构建，将观众引入国宝的历史语境，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并以凝练和典型化的艺术手法构建了具有深度的历史戏剧空间。
博物馆戏剧文物活化的效果
博物馆戏剧作为一种创新的文物活化方式，不仅在增强文化记忆和情感共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通过重塑文化传播方式吸引了更广泛的受众。它将静态的文物转化为鲜活的文化叙述者，让观众在情境化的体验中感知历史、理解文化，并由此形成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增强文化记忆，形成情感共鸣
受众不再只是被动接受文化记忆，而是沉浸于文化场景，主动参与文化记忆的重建。博物馆戏剧通过情境化的叙事与动态化的表现，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生动呈现，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的“亲历者”。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可以强化观众对文化记忆的感知，将原本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具体的情感联结。当观众在《永乐长思》中看到《永乐大典》经历战乱、焚毁、流散的戏剧化表现时，他们除“了解”历史外，还在“感受”文物所承载的民族命运与精神特质。这种情感上的共鸣进一步促进了文化认同，使文物的意义超越博物馆的展柜，成为凝聚文化共识的重要纽带。
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吸引年轻受众
博物馆戏剧的文物活化手段，通过多媒体技术、互动叙事等创新方式，打破了传统博物馆“静态展示”的局限，为文物传播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常面临如何吸引年轻一代的难题，而博物馆戏剧以其趣味性和沉浸感为切入点，让文物与当代观众之间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结。《永乐长思》不仅将历史事件以戏剧化的形式呈现，还通过互动环节让观众在保护与传承的故事中承担角色。同时，借助数字化并引入科技手段，使戏剧化的文物展示为文化传播创造了更多可能，让传统文化能够在多元媒介中以更易被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延续。这种方式不仅扩大了文物的影响范围，更让文化传播从“传递知识”转变为“共享体验”，让文物活化的成果真正实现全民共享，为文化的传承与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物活化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它将文物背后的历史记忆与现代观众的情感联结，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永乐长思》通过多样化的叙事方式和技术手段，为文物的动态呈现提供了成功示范，但其形式仍存在改进空间。例如，《永乐长思》在场景切换间可能存在隔音不佳的问题，从而影响观演体验。总体而言，文物活化通过情感化、体验化的方式，让历史遗产从静态展示转化为动态传播，为增强文化记忆、凝聚民族认同提供了有力支持。未来，随着技术与艺术的不断融合，文物活化将进一步拓宽传承与传播的途径，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提供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