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构建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并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确实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性；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当前的低碳政策对绿色创新数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此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城市区位层面存在异质性特征。
关键词：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经济韧性；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绿色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3（a）--05
工业经济时代，巨大的能源消耗导致了过多的二氧化碳排放，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大国，提出了“双碳”目标。为推动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早在2010年印发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选定五省八市作为首批试点地区。为了更深入地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并为全国范围内的低碳转型提供可行路径，发改委在2010年后，又于2012年和2017年分别确定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的低碳试点地区。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效果的相关研究。张华（2020）实证得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以产业结构、创新水平等为中介变量验证了政策的环境效应。郭沛和梁栋（2022）通过创新与产业结构两个视角研究了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作用。徐佳和崔静波（2020）从不同政策工具、不同创新类型与不同企业特征的角度研究得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王锋和葛星（2022）实证得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员工的就业水平，并通过产出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促进了企业层面的就业水平。
另一方面，是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徐媛媛和王琛（2017）认为产业的多样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体在面对风险时的抵抗能力。徐圆和邓胡艳（2020）认为，技术创新能够帮助经济体在受创后快速恢复与变更新的发展途径。赵春燕和王世平（2021）研究得出，对比专业化聚集，多样化集聚是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核心要素。程广斌和靳瑶（2022）研究得出创新能力是可通过影响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和人才管理三个方面进而影响城市经济韧性。卢现祥和滕宇汯（2023）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创新驱动政策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在理论分析部分，将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起“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绿色技术创新——城市经济韧性”的传导机制；（2）在实证过程中，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这有助于甄别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真实作用效果。
1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1.1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作用机制
Martin等学者将经济韧性的内涵界定为“抵御力、恢复力、适应力和更新力”四个方面，且被众多学者肯定与接纳。本文同样将经济韧性界定为这四种能力，其中，抵御力是指遭受冲击时经济体以其现有资源抵抗冲击的能力；恢复力体现在经济体在经历冲击后，其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适应力表现在经济体在冲击后，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变化的外部条件的能力；而更新力则是指经济体在新环境下开拓发展新路径、创新模式的能力。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种环境政策，其直接目的是降低碳排放量、改善生态环境。《通知》明确提出“制定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配套政策、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和管理体系、倡导大众低碳绿色生活方式”等具体任务，着力于降低碳强度、改善生态环境。一方面，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地方政府准确把握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企业的碳排放情况，从而有助于碳减排政策的精准制定和有效实施，有效改善生态环境，降低自然灾害等突发状况对经济的不良影响，提高经济抵御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生态环境的改善意味着拥有更充沛的生态资源，为经济体遭受冲击后的恢复、适应与更新提供有力支撑，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另一方面，通过倡导低碳绿色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助于推动企业节能减排、降低能耗，同时有助于城市居民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良好社会风尚，降低城市生产生活的资源依赖度，提升城市经济的自生能力和恢复能力，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提高城市经济韧性。
1.2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作用机制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推广实施将有助于提升企业、产业乃至整个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首先，在企业层面，为促进企业生产方式的低碳转型，各试点地区出台的相关政策主要涉及两类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与约束型政策工具。其中，常用的激励型政策工具包括研发补助、人才培养等，根据相关研究，这些支持政策均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约束型政策工具包括排污违规企业关停处罚、排污征税等，基于波特假说理论，适当的约束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企业反而会增加研发投入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来弥补这部分成本。因此，约束型政策工具也会刺激绿色技术创新。其次，在产业层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要求迅速构建以绿色低碳为核心的产业架构。一方面，要求试点地区要与当地传统产业特色及绿色低碳理念相融合，弥补绿色低碳技术不足并推动当地传统产业绿色低碳化转型；另一方面，要求试点地区发展壮大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无论是传统产业的绿色化转型，还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都将直接扩大绿色技术创新的应用领域和技术供给主体，提高整个工业体系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最后，在城市层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倡导全体市民积极践行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刺激大众对低碳产品的消费需求，弘扬低碳消费理念。根据“需求拉动创新”假说，企业的创新行为是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有效需求可以推动技术创新。此外，大众低碳消费理念的形成会反馈调节政策实施，进一步放大政策效果。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一方面，从产业多样化视角来看，绿色技术创新尤其是突破性创新、颠覆性创新能够提高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促进产业多样化发展，使城市工业体系中迸发出更多的绿色产业、低碳产业，而产业多样化则有助于分散风险，降低经济体遭遇冲击时的脆弱性，提高抵御和吸收能力，进而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来看，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驱动力，有助于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以及落后产能淘汰出局，进而帮助经济在遭遇冲击后迅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甚至开启新的增长路径，提高经济的恢复和重启能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增强城市经济韧性。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2.1.1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通过比较同一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前后经济韧性的差异，以及处理组与对照组经济韧性在同一时点上的经济韧性差异，进而识别出政策实施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的净影响。
Resilienceit=β0+β1did+β2controli，t+αt+γp+εi，t（1）
α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γp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εit包含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其他影响因素。
2.1.2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城市经济韧性，为了验证这一作用机制，本文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借鉴其做法，模型如下：
Mi，t=β0+αdid+ρcontroli，t+αt+γp+εi，t（2）
Resilienceit=β0+bdid+cMi，t+ρcontroli，t+αt+γp+εi，t（3）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城市经济韧性（Resilience）：本文参考赵春燕和王世平（2021）的方法，采用城市实际GDP增长率（基准年为2003年），计算每个城市每年实际GDP增长率与2008年实际GDP增长率的差异rdvalue，接着确定这些差异中的最小值minrdvalue和最大值maxrdvalue，以此来计算各城市的经济韧性。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did是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与政策试点前后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反映城市i在t年是否实施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若城市i在t年实施了该政策，则该变量值为1，反之为0。
2.2.3 中介变量
考虑到单纯使用绿色创新数量无法从根本上考察低碳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真实影响，故借鉴陶锋等（2021）的方法，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具体做法如下：采用获得的绿色专利数量占专利数量的比重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数量，采用获得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占专利数量的比重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质量。
2.2.4 控制变量
为精准估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控制可能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选取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政策支持、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等为控制变量。其中，基础设施用该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用该城市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政策支持用该城市公共财政支出取对数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用该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数取对数来衡量；人力资本用该城市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取对数来衡量。
2.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和WIPO绿色专利清单。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对部分数据进行删除或插值处理，本文选取包括试点城市在内的247个地级市。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3 实证检验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模型（1）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作用机制。结果如表2列（1）列（2）所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did的系数估计结果都显著为正，说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经济韧性提高。在加入了控制变量之后，如表2列（2）所示，促进效应更好。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前，必须满足平行趋势假定，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政策实施前以及政策实施之后前三年，两组之间并无显著的统计差异。从政策实施的第四年开始，试点城市的经济韧性显著提升，这可能是因为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因此，平行趋势假设在本文中得到了基本证实。
3.2.2 PSM-DID
为实现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更为平衡的比较，进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文进一步引入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选用最邻近匹配与半径匹配的方法，其中协变量的标准误偏差都控制在10%以内，表明平衡性检验已通过。完成匹配后，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回归，结果如表2列（3）列（4）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β依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假设1得到进一步支持。
3.2.3 个体安慰剂检验
为解决因忽略一些无法观察到的因素而产生错误的结论问题，进行安慰剂检验，该检验通过从原始城市样本中随机选择与实际试点城市数量相同的城市作为处理组，其他城市作为对照组，并使用相同的回归模型进行伪回归500次。结果如图2所示，大多数的随机系数P值都超过0.1，且系数的分布主要集中在0附近，呈现出接近正态分布的形态。实际估计系数与安慰剂检验结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实证结果可信。
4 进一步分析
4.1 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2）的结果如表3列（1）列（2）所示，表3列（1）的did系数显著为正，表3列（2）的did系数不显著且保留结果为0，表明当前试点城市实施的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主要体现为策略性创新而非实质性创新活动的增加，企业为获得政府低碳政策的相关资金支持，表面上积极申报绿色技术研发项目，在项目竞标成功后并未将相应资源真正投入到绿色创新活动中，导致绿色创新质量未出现明显改善，即低碳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垂直效应”。
模型（3）的结果如表3列（3）列（4）所示，对比可得，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后者大于前者，表明绿色创新质量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大于绿色创新数量。但遗憾的是，从显著性水平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系数在0.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而绿色创新质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绿色发明专利作为一种技术难度更高、研发周期更长的技术创新成果，无论是其自身的突破还是其对经济韧性促进作用的释放，都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导致本文的实证结果未能明显捕捉到绿色创新质量对经济韧性的显著影响。
4.2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试点城市因区位因素而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这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根据城市区位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与中西部城市，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列（5）列（6）所示。列（5）为东部城市、列（6）为中西部城市，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该政策对中西部城市的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城市。其可能的原因是：相比东部城市，中西部城市在矿产资源等资源禀赋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这使得其工业结构长期偏重于高污高排的重工业，而这些行业恰恰是低碳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和作用领域。因此，低碳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城市。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对低碳试点政策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低碳试点政策确实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增强城市经济韧性；目前的低碳政策对绿色创新数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此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在城市区位层面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完善低碳政策体系，充分释放其对经济韧性的促进效能。应深入总结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经验，秉持“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模式，逐步将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范围，持续修订并完善奖惩政策工具，充分发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助推作用。
第二，严抓低碳政策落实，发挥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应高度重视政策落实，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加强对绿色技术研发项目的审核，提高奖励型政策工具的准入门槛。同时，强化绿色研发项目的过程性监督与考核，对企业滥竽充数、弄虚作假等策略性创新行为予以严惩，杜绝绿色技术创新出现低质高量的现象。同时，积极引导企业从长远利益角度出发，开展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城市经济韧性。
第三，因地制宜调整低碳政策扶持力度，促进不同类型城市协调发展。中央在制定低碳试点政策时，应秉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以推动城市经济韧性的均衡发展。具体而言，适当对中西部地区予以政策倾斜，着力引导中西部地区把握低碳政策机遇，凭借政策优势实现产业结构清洁和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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