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网络环境下，网络舆情不断发展变化，出现了多种畸变和异化现象，这对网络环境的治理和社会发展造成一定冲击。网络舆情的异化主要表现为评价标尺的非理性化、叙述表达偏见化和情感抒发的负面化。舆情异化的生成一般经历萌芽、扩散和消退三个阶段。如若网络舆情的异化问题没能得到适时有效的治理，就容易进一步发酵扩散，引发网络群体极化效应。因此，要通过加强主流媒体的舆情引导实现对网络舆情异化的治理，从而释放网络舆情的正面效能。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网络社会发展迅速，数字化转型浪潮助力中国构建成为全球最庞大的数字社会，信息传播也进入了全媒体时代。交互化、去中心化的传播样态取代了传统单向、单一的传播，人们积极参与数字社交和网络讨论，互联网展现了用户集中化、价值多样化、生态系统复杂化等新特征，网络舆情日益成为影响公众价值判断与行为导向的重要因素。《2021年中国互联网舆论场研究报告》指出，“舆论情绪感染和视频传播不断交织，地区、企业和数字议题热度上升，2021年互联网舆论场正从议事厅转向社交广场，在视听介质所带来的情绪震动下，社会舆论演变呈现新的规律”。
但在多元舆情场格局中，由于各种原因交织叠加，网络舆情在演变过程中话题主体或关注重点发生偏移或转变，致使网络舆情异化问题频发、主流价值引领被弱化。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阐述了在网络舆情空间中进行主流价值引领、思想政治引导的必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重大部署，为新时代的主流舆论新格局的塑造及网络舆情的系统化治理指明了方向。
网络舆情异化的形式表征
在网络环境中，由特定事件或议题引起公众观点、态度和情感，并由此汇集而成的独特的舆论形态就是网络舆情。在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多元人群、多方平台和多样话语相互集聚，各种信息交织传播，当虚假或片面信息占据舆情主导，导致原本的主题信息偏离初衷时，网络民意就会发生非理性异变，导致舆情出现异化，网络舆情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受到损害。从本质上讲，网络舆情异化是一种非理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形式表征。
评价标尺非理性化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论在网络空间中的映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众情绪和社会心态。但由于互联网“去中心化”的舆论环境，部分缺乏判断力和思考力的人群更易受到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和网络共振效应的影响，从而迷失方向，做出非理性评价。而这种非理性评价实际是一种以偏概全、以个体概括整体、用全称判断代替特称的判断。其发声者往往缺乏对舆论事件本质原因的深入挖掘，而仅仅是从现象出发进行片面化的推导，或是用简单的行为准则、道德标尺对公共事件和社会现象做出判决，再借由网络信息渠道进行发散和传播，导致网络谣言和负面舆情等集群行为时有发生，这不仅增加了网络社会的风险，还对网络秩序的稳定性以及社会凝聚力的加强造成了负面影响。
叙述表达偏见化
借助互联网空间的匿名性，许多发声者在仅对事件有浅显了解的情况下，便急于结合个人经验、情感和立场，对事件进行重新解读和传播。这种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事实与中立态度的偏见化叙事容易造成网络民众认知上的偏差，导致舆情偏离真实初衷，出现失焦和转向，进而加深社会偏见与对立。随着信息的广泛传播，这些带有偏见的叙述在接收者心中被不断加深，最终固化为刻板印象。此外，伴随着算法推送技术在各大互联网平台的广泛应用，网络中的个体被紧紧包裹在基于趣缘的信息领域和意见之中，“信息茧房”将私域观点等同于公域观点，舆情叙述的表达偏见被不断加固，网络冲突也随之不断加剧。
情感抒发负面化
“负面偏好”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倾向，人们在信息洪流中倾向于更迅速地捕捉到负面化的内容。这种“负面偏好”的舆情表达是社会因素和心理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到信息供需失衡等社会条件的影响。尤其是网络传播的匿名化机制，助长了发声者不受约束和限制地散布负面信息、肆意宣泄不满情绪，造成情感抒发的负面化。而且，这类人群更倾向于以代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规避相关的管理风险。虽然，各大互联网平台都已采用了敏感词管理系统限制相应的负面舆情发散和传播，但涉及敏感话题时，网络民众仍会通过发明“暗语”和容易记忆传播的“短语”来隐蔽性的继续抒发负面表达，扰乱网络舆情的环境。尤其是当具有刺激性的言论或事件发生时，网民的负面情绪就更容易被煽动，产生舆情的突变和激化，使网络舆情管控难度进一步增加。
网络舆情异化的生成机制
网络舆情的发展历经多个阶段，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呈现了阶段性的特点，大致可分为萌芽期、扩散期和消退期，其界度间往往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而各阶段中的媒介异化、公众传播心理异化与信任异化的产生也显著地影响着网络舆情异化的生成。
网络舆情异化的萌芽期
在网络舆情异化的萌芽期，相关信息开始显露端倪，但公众对舆情的认知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初始舆情信息具有不确定性，于是网民通过各种平台媒介自由地获取、表达和分享事件信息。这种个性化和分散化的信息生成与传播方式颠覆了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模式，公众参与的信息生产展现了多元的视角和丰富的层次。这不仅拓宽了事件的讨论维度，还引入了去中心化和高度主观性的信息内容。在这一阶段的每种声音都可能对后期舆论产生重大影响。
网络舆情异化的扩散期
扩散期是指在网络舆情的萌芽期中，因受到某些非特定因素的影响，事件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迅速提升，并可能随时演变为严重危机的一种状态。本阶段主要表现为“集聚—扩散规律”特征，用户在传播舆情信息时，往往会表现出类似“羊群效应”的行为，针对特定舆情观点进行集体响应。伴随网络舆情与现实社会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舆情的传播能力及其衍生效应得以增强，越来越多的网民对相关的舆情信息开始产生强烈关注。网络舆情在媒体上的热度也随之不断攀升，观点从个体视角向群体视角转变并表现出集中性和单极化特征。在这一环境下，个体的理性思考容易受到群体非理性情绪的干扰，导致理性讨论的空间受到压缩，使人们对事件的看法和行为趋于非理性化。
网络舆情异化的消退期
消退期是指随着时间推移、相关部门介入，或是经过一系列政策干预后，原本高涨的网络舆情影响力和关注度逐渐降低，公众的关注焦点也开始转向其他衍生的舆情议题。后真相时代，个体的主观认知与情感倾向时常优先于客观真实的信息和理性的态度，成为影响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而网络社会的去中心化与信息碎片化传播模式也会反过来加速后真相的出现。因此，在消退期也要竭力防止舆情异化的再次发生，在共识空间继续消除信任危机、建立情感共鸣和关系认同。
网络舆情异化的潜在风险
“群体极化”现象指的是在团队讨论过程中，成员在开始就持有某种倾向性意见，经过群体交流和讨论后，这些意见不仅没有被中和反而更加强化，最终形成更加极端的观点。当网络舆情模糊度较高、矛盾方对立程度较深、涉及相对弱势群体和信息有所隐瞒的情况下，网络民众通过“群圈化”的网络社交媒体对事件展开评论和扩散，观点不断发酵，最终引发网络群体极化效应。
由真实内容缺乏的信息囚笼引发的观点极化
互联网信息纷繁复杂，网络民众所接触的多为片面且缺乏中立性质的信息，而且在自媒体舆情场域中，新闻和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被削弱，资本和流量反而成为舆论场中信息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网络群众在有限的“观点池”和不全面的信息渠道中，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与自身立场观点相近的舆情信息，而回避或反感与已有认识相左的内容，这时就容易出现舆情失真和观点极化。
由专业理性缺乏的盲目跟随引发的观点极化
互联网满足了网民对社会认同、情感支持方面的需求，方便人们找到基于相似“情感/情绪”群体的同时，重新构建了群体中个体的情绪表达和关系。同时，互联网对大众传播媒介提出了更高的传播要求，媒体不仅要在事实之维完成真相的披露，更要进一步满足网民在价值之维的需求。但由于自媒体舆情场“平民化”和“开放性”的信息传播机理，发声者出于自身利益诉求对社会事件和各项议题展开评论，这时缺乏专业视角、理性研判的主观叙述就成为对于网络群体的煽动和推波。这本质上并不能引发有意义的讨论，只能增加具有相同观点的群体认同，受到舆情渲染的网络民众在这种认同中进一步扩大了群体观点的聚合面。
由过度感性驱动的价值依附引发的观点极化
价值观念的趋同和极化往往源于价值本身缺乏理性基础。在舆情异化场域中，感性与理性相割裂，许多个体难以从理性角度审视问题，因此，他们的情感更容易受到刻板印象、媒体引导和群体意见的影响，导致其观点和情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化。有的情感异化还会导致网络暴力，公众在失去理性情感只为宣泄内心怒火的情形下，针对未经证实或已经证实的某些网络事件，对事件当事人进行不理性、不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攻击，给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
网络舆情异化的纾解之策
主流媒体舆情引导的藩篱之困
1.多元化传播加剧舆情场碰撞
主流媒体在舆论场中的引导力和公信力有所下降。目前，主流媒体的舆情场景主要依赖于传统媒体，其新闻议程的构建和舆情倾向均受“把关人”控制，舆情传播则采用“守门人”过滤的形式。然而，这种传播模式呈现一种单向线性的特征，在重大或敏感事件的及时响应与监督方面存有一定的滞后性，致使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不断被削弱。与此同时，新媒体作为网络舆情的重要传播者，由于其受众的多元性和传播形式的多样性，能够迅速传播信息、满足公众对即时性和互动性的需求，因此，有力推动了民间舆情的形成和发展，使得民间舆论场的影响力显著增强，民众的“口头舆情场”传播力不断扩大，对主流媒体的舆情引导带来了一定挑战，加剧了舆情场的碰撞和摩擦。
2.碎片化信息催生“塔西佗陷阱”
网络传播的碎片化削弱了主流舆论的公信力。互联网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但与此同时，一些碎片化信息降低了网络舆情的质量。虚假信息、炒作和不良内容的广泛传播使网络舆情内容混杂、真假难辨，难以真正反映民众的意见。此外，网络舆情还呈现了质疑主流价值权威的倾向。新时代网络环境的复杂化、扁平化、去中心化使公众舆情打破了权威话语的垄断，主流媒体在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宣传和报道时，频繁面临质疑，甚至陷入“塔西佗陷阱”的舆情怪圈中，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遭到严重损害。
3.传统引导模式遭遇新媒体挑战
在新媒体影响下，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策略性不足的问题愈发凸显。首先，由于传统主流媒体受严格的内部流程管理及报道时效性的制约，往往难以对突发的热点舆情进行迅速且权威的响应。而新兴主流媒体也缺乏及时的补位意识，对“时度效”的把握不够精准，难以在网络舆情引导中占据主动地位。其次，传统的舆情管理模式亟须转型为危机公关策略。在新媒体传播背景下，公众的自我议程设定能力得到显著增强，网络意见领袖及普通网民均有可能成为危机传播的重要信息源，因此，无论是政府举措还是个人表态，都可能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
主流媒体舆情引导的应对之策
1.推动多元舆情“相互建构”
在新媒体传播格局中，以管控为核心的舆情管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网络空间舆情生态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重大部署，强调舆情生态并非单一社会秩序的产物，而应从整体性视角研究其作为主流舆情与多种形态舆情之间共存与互动的复杂格局。多元网络舆情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发展主要受两个重要因素的推动。一方面，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参与意见形成的机会，导致他们在网络上对主流思想和舆论产生一定的逆反和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网络平台还是现实社会，缺少足够的社会文化产品满足公众的消费需求。因此，应该改革舆情的生成机制，推动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相互作用、相互建构，同时激活各级别的协商机制、构建双向交流的平台，以此拓宽民众表达观点和释放情绪的途径，进一步提升舆情管理与引导的效率。这既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议题讨论的渠道，又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官方信息的信任度。
2.构建现代化立体传播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主流媒体需要契合自身特点建设新媒体产品和平台，在多元舆论生态下坚定发声，发挥导向作用、旗帜作用、引领作用，以内容构建为核心，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创新管理为保障，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由此才能做到“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一方面，瞄准和利用最新技术推动新旧媒体融合发展，强化政务新媒体的信息公开功能；另一方面，建立政府信息优先发布机制，确保各类权威信息的准确和及时发布，完善主流媒体业态布局。
3.借助新媒体打通“两个舆情场”
在舆情表达与舆情引导这一对矛盾中，舆情引导发挥着核心作用，是塑造积极健康的舆情环境的关键。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和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舆情引导者更要深刻理解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并有效利用这些特性加强与公众的互动。利用新媒体的互动性增强沟通，利用其即时性快速响应公众关切，利用其多样性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利用其精准性有效传递权威资讯。构建舆情引导新格局，积极打通“两个舆情场”，实现官方与民间舆情信息的有效对接和互动，从而提升舆情引导的价值竞争能力和意义诠释水平。
（作者单位：重庆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